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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幸吃了官司，并请律师出庭辩护，可在庭审时，律师却不断犯困，甚至公然打起瞌睡，而你也最终被判有罪。那么，能否以律师失职为由，向法院申请重审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包含多重复杂因素。例如，律师失职能不能成为重审理由？这个律师是你请的，还是法院指定的？如果是你所托非人，凭什么让法院为你的“看走眼”浪费时间？另外，如何判断律师失职？标准是什么？如果根据控方证据，就算律师全神贯注，全心投入，你一样会被定罪，让他打个盹儿又有何妨？好吧，梳理这些问题，连注重宪法的美国人，也用了近200年，直到现在，争议仍然不断。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刑事被告有受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各州法院早期只给被控死罪的被告指定律师，穷人如果请不起律师，只能依靠自辩。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名叫克拉伦斯?吉迪恩的贫民因请不起律师而入狱。在狱中，他不断向最高法院写信申诉，强调自己受律师协助的宪法权利被侵犯。1963年，最高法院在这起名为“吉迪恩诉温赖特案”的案件中，宣布任何被告都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各州必须遵照执行。
“吉迪恩案”之后，许多州设立了公设律师办公室，专门负责给穷人免费辩护。没有这类办公室的，则由法院指定私人律师代劳，并支付费用。但是，并不是每位律师都愿意在这些不挣钱的官司上费时耗力，辩护时匆匆“走过场”或敷衍了事，是常有的事。于是又有不少被告以辩护律师不负责任为由上诉。最高法院只好判定：“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提供有效的协助，与未请辩护人没有区别。”
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效的律师帮助”呢？最初，大部分法院的判断标准是“正义的笑柄”，也就是说，只有律师的无能导致庭审变成一场闹剧，才算无效帮助。可是，按照这个标准，被告要想证明自己没有得到有效的律师协助，必须证明庭审是一场闹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970年，最高法院在“麦克曼诉理查德森案”中，又确立了“合理胜任标准”，要求律师提供的帮助，必须在刑辩律师普遍认可的适当范围之内，但如何证明“普遍认可”？“适当”又怎么判断？标准仍然模糊不清。
更严重的是，如果律师是被告自己选的，即使再不称职，也不能以没有得到有效律师协助为由申诉。理由很简单，这是你自己花钱选的人，政府并未介入，如果律师表现不够好，是你看走了眼，政府没必要负责。但是，1980年，最高法院在“凯勒诉沙利文案”中判定，无论律师是被告选的，还是法院指定的，被告都有权主张没有得到有效协助，因为审判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律师如果失职，审判结果很难保证公平，当然应允许被告申诉。
1986年，最高法院终于在“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案”中对何谓“有效的律师帮助”作出了界定。在这起案件中，被告戴维?华盛顿被控三宗谋杀罪名，并表示认罪。但在量刑环节，律师只泛泛问了他几句，既没有为他寻找能够证明平时表现的“品格证人”，也没有申请进行精神病鉴定，甚至没有向法官提出宽大处理的请求。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华盛顿只好以律师没有提供有效帮助为由，一路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判定华盛顿败诉，认为律师的表现足以构成“有效的律师帮助”。奥康纳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则就何谓“无效的律师帮助”给出了说法。奥康纳认为，判断律师的帮助是否无效，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律师失职；第二、失职行为给被告带来了不利后果。
判决书指出，“失职”是个很严重的评判，不能轻易下结论。律师的工作总有疏漏，并非任何疏漏都是失职，诸如律师年老体衰、年少无知、对被告态度不好，都不能算失职。但是，如果在检察官诘问证人或总结陈词时无故缺席，或者对检方明显的证据瑕疵完全没有抗辩，则有失职之嫌。不过，要是对律师的行为能有合理的解释，也不算失职。例如，在“斯特里克兰案”中，最高法院就认为，律师没有申请精神病鉴定，是因为“他与当事人谈话后，认为被告没有精神病迹象”；没有让品格证人出庭，则是怕控方据此证明被告有犯罪前科，导致量刑更重。
所谓“不利后果”，是指律师的失职行为，足以动摇被告对审判结果公正度的信心。这就要求被告证明，如果不是律师失职，审判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到“斯特里克兰案”，奥康纳大法官就认为，被告华盛顿已经认罪，证明他具有加重情节的证据十分充分，即使律师尽力，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命运。
然而，投出唯一一张反对票的马歇尔大法官可不这么看。他认为，刑事被告多数都不懂法律，让这些人证明律师失职，而且失职导致审判结果对自己不利，也是件非常荒诞的事。马歇尔愤怒地指出：“难道因为一个被告明显有罪，而他的代理律师又明显不称职，对他定罪就理所当然，而且不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了？对于这一点，恕我不能苟同！”
马歇尔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这个案子里，最高法院虽然力图建立一个判断“有效的律师帮助”的标准，但相关标准还是让被告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一个非专业的被告，怎么可能证明一名专业律师犯了不专业的错误？就拿律师打瞌睡为例，到底是打个盹儿就算无效帮助？还是沉睡才算？如果没打鼾，估计很难证明律师沉睡。另外，到底什么阶段睡着才算失职？被告能判断出哪个阶段最关键吗？关于这个问题，从最高法院确立的标准很难推导出答案。倒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96年的一起案件中给出过说法：“如果被告的利益处于危急阶段，而律师多次、长时间的睡着，就属于失职，律师睡着就相当于没有律师。”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还得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刑事被告有受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各州法院早期只给被控死罪的被告指定律师，穷人如果请不起律师，只能依靠自辩。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名叫克拉伦斯?吉迪恩的贫民因请不起律师而入狱。在狱中，他不断向最高法院写信申诉，强调自己受律师协助的宪法权利被侵犯。1963年，最高法院在这起名为“吉迪恩诉温赖特案”的案件中，宣布任何被告都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各州必须遵照执行。
“吉迪恩案”之后，许多州设立了公设律师办公室，专门负责给穷人免费辩护。没有这类办公室的，则由法院指定私人律师代劳，并支付费用。但是，并不是每位律师都愿意在这些不挣钱的官司上费时耗力，辩护时匆匆“走过场”或敷衍了事，是常有的事。于是又有不少被告以辩护律师不负责任为由上诉。最高法院只好判定：“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提供有效的协助，与未请辩护人没有区别。”
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效的律师帮助”呢？最初，大部分法院的判断标准是“正义的笑柄”，也就是说，只有律师的无能导致庭审变成一场闹剧，才算无效帮助。可是，按照这个标准，被告要想证明自己没有得到有效的律师协助，必须证明庭审是一场闹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970年，最高法院在“麦克曼诉理查德森案”中，又确立了“合理胜任标准”，要求律师提供的帮助，必须在刑辩律师普遍认可的适当范围之内，但如何证明“普遍认可”？“适当”又怎么判断？标准仍然模糊不清。
更严重的是，如果律师是被告自己选的，即使再不称职，也不能以没有得到有效律师协助为由申诉。理由很简单，这是你自己花钱选的人，政府并未介入，如果律师表现不够好，是你看走了眼，政府没必要负责。但是，1980年，最高法院在“凯勒诉沙利文案”中判定，无论律师是被告选的，还是法院指定的，被告都有权主张没有得到有效协助，因为审判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律师如果失职，审判结果很难保证公平，当然应允许被告申诉。
1986年，最高法院终于在“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案”中对何谓“有效的律师帮助”作出了界定。在这起案件中，被告戴维?华盛顿被控三宗谋杀罪名，并表示认罪。但在量刑环节，律师只泛泛问了他几句，既没有为他寻找能够证明平时表现的“品格证人”，也没有申请进行精神病鉴定，甚至没有向法官提出宽大处理的请求。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华盛顿只好以律师没有提供有效帮助为由，一路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判定华盛顿败诉，认为律师的表现足以构成“有效的律师帮助”。奥康纳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则就何谓“无效的律师帮助”给出了说法。奥康纳认为，判断律师的帮助是否无效，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律师失职；第二、失职行为给被告带来了不利后果。
判决书指出，“失职”是个很严重的评判，不能轻易下结论。律师的工作总有疏漏，并非任何疏漏都是失职，诸如律师年老体衰、年少无知、对被告态度不好，都不能算失职。但是，如果在检察官诘问证人或总结陈词时无故缺席，或者对检方明显的证据瑕疵完全没有抗辩，则有失职之嫌。不过，要是对律师的行为能有合理的解释，也不算失职。例如，在“斯特里克兰案”中，最高法院就认为，律师没有申请精神病鉴定，是因为“他与当事人谈话后，认为被告没有精神病迹象”；没有让品格证人出庭，则是怕控方据此证明被告有犯罪前科，导致量刑更重。
所谓“不利后果”，是指律师的失职行为，足以动摇被告对审判结果公正度的信心。这就要求被告证明，如果不是律师失职，审判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到“斯特里克兰案”，奥康纳大法官就认为，被告华盛顿已经认罪，证明他具有加重情节的证据十分充分，即使律师尽力，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命运。
然而，投出唯一一张反对票的马歇尔大法官可不这么看。他认为，刑事被告多数都不懂法律，让这些人证明律师失职，而且失职导致审判结果对自己不利，也是件非常荒诞的事。马歇尔愤怒地指出：“难道因为一个被告明显有罪，而他的代理律师又明显不称职，对他定罪就理所当然，而且不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了？对于这一点，恕我不能苟同！”
马歇尔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这个案子里，最高法院虽然力图建立一个判断“有效的律师帮助”的标准，但相关标准还是让被告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一个非专业的被告，怎么可能证明一名专业律师犯了不专业的错误？就拿律师打瞌睡为例，到底是打个盹儿就算无效帮助？还是沉睡才算？如果没打鼾，估计很难证明律师沉睡。另外，到底什么阶段睡着才算失职？被告能判断出哪个阶段最关键吗？关于这个问题，从最高法院确立的标准很难推导出答案。倒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96年的一起案件中给出过说法：“如果被告的利益处于危急阶段，而律师多次、长时间的睡着，就属于失职，律师睡着就相当于没有律师。”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还得一直这么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