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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为三种转基因大豆开出了安全证书，这是三张通向庞大的中国市场的许可证。无论是转基因种子的提供商孟山都公司，还是来自美国、阿根廷、巴西的大豆种植商，都松了一口气。
中国的公众则倒吸了一口冷气，每一次和转基因相关的技术、实验、种植、贸易、法规和商业化运转有所进展时，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焦虑。
腾讯网发起的9万人参与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3%的人反对农业部批准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16年转基因进口史
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历史已经长达16年之久。
早在1997年，中国就开始进口转基因大豆。1996年，美国开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大豆，中国也放开了管制了多年的大豆市场。次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237万吨大豆，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而当时的欧盟对转基因的态度很冷淡，1998年之后的5年内，欧盟没有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引发了一场长达8年的贸易争端。
在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上，有两个阵营。
以美国迈阿密集团为代表，它们是转基因种子和产品的出口国。美国在2011年时，转基因的种植面积已达6900万公顷，占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的45%。
在美国看来，转基因技术并不必然会导致风险，只有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有实质的区别时，才应该进行严格的规制。
另一个阵营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谨慎派。欧洲从来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主张对转基因技术采用更为审慎的风险预防原则。整个欧洲用于转基因种植面积长期在10万公顷徘徊，在全球转基因版图中的份额不过0.08%。
2010年欧盟的调查显示，61%的欧洲人对转基因生物感到不安，59%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健康的。
在出口欧洲受阻后，美国开始将目标转向还没有设置转基因进口壁垒的发展中国家。和今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中国想要进口转基因大豆，连安全证书都不需要。
和中国本土的大豆相比，转基因大豆的价格低廉，出油率高—90%以上的大豆用于提炼植物油，当然更受加工商和贸易商的青睐。
而且当时的中国在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上几乎没有采取检验和限制的措施。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对于进口的农产品是否是转基因产品，并不在意。
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到2001年，中国进口了1394万吨大豆——是1996年大豆进口量的10倍，80%是转基因大豆。
2001年之后，中国开始建立转基因产品的进口规则，先后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根据新的规则，国外的转基因产品供应商只有从农业部获得安全证书之后，才能进入中国市场。这张安全证书有有效期，大豆和玉米只有3年的有效期，棉花有5年，过期作废。
转基因安全证书由几十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经过安全评价后颁发。
出于减少贸易磨擦和技术的考虑，农业部在2002年3月、2002年10月和2003年7月，三次推迟了安全证书制度的施行，境外的转基因公司仍然可以凭借临时证明继续出口转基因产品。
直到2004年2月，转基因产品才有了准入制度。2004年2月第一批拿到安全证书的5种转基因产品来自孟山都公司，分别是一种转基因大豆、两种转基因玉米和两种转基因棉花。
一般而言，转基因产品的准入制度，既是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负责，也是一道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农产品。
让人意外的是，中国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并没有受到影响，除了2002年，大豆的进口略有下滑后，此后的10年内，大豆的进口量一路高歌猛进。2010年、2011年、2012年，大豆的进口量分别达5480万吨、5183万吨、5838万吨。与此同时，国产大豆的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200吨左右。
“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我们进口了5838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大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这是因为，中国进口大豆来自于美国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分别占大豆总种植面积的93%和98%。
在陈锡文看来，中国进口转基因农产品无法避免。“目前我国大豆的产量是1300万吨到1400万吨，但是需求量超过了7000万吨。”
如果不进口转基因大豆，全部依靠国产，7000万吨的需求需要将现有的大豆耕地面积增加3倍以上，4亿亩农业要被用于耕种大豆，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22%。耕地资源不多的中国，并不现实。
不透明的安全评价
在一个转基因大豆进口超过三分之二的市场上，你很难不和转基因发生关系。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7种大豆制品进行检测，其中包括大豆油、酱油、面酱、大豆磷脂、豆腐、豆浆等食品原料和加工食品，其中13种大豆制品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占被检测食品的76.5%。
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公众有权知道转基因产品获得安全证书的审评和决策过程，以及和安全评价相关的信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环境和健康评估报告等。
无论是对转基因张开怀抱的美国，还是谨慎的欧盟，都愿意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
美国转基因生物的释放和注册，都要发布环境影响报告，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需接受公众评议。美国环境署的生物技术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面向公众开放，并将会议记录也会在网上公布。
美国农业部人士迈克尔·沙克曼称，“如果公众的意见和评论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没有解决的，我们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 欧盟也是如此。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之后，欧盟委员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络上，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
2013年的转基因风波中，中国农业部只是在转基因大豆获得安全证书后“知会”了公众而已。
三种新的转基因大豆获得安全证书的消息最早还是来自外媒，路透社6月8日从阿根廷官方获得消息：中国已经批准三种新的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随后，中国的媒体就转基因大豆获批的消息向农业部求证，农业部不置可否。
6月13日，农业部通过新华社正式确认，3种新的转基因大豆获得安全证书。
公众惊呼，转基因大豆获批，几乎是“闪电”的速度。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的说法，中国对这3个转基因大豆新品种的安全评审非常慎重，从最初收到申请到颁发安全证书历时3年左右。
以转基因大豆CV127为例，巴斯夫公司早在2010年3月向农业部提交申请，并由农业部组织开展了真实性、食用安全、环境安全的相关试验。
在2012年3月完成试验后，巴斯夫农公司向农业部递交安全证书申请，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农业部于2013年6月13日批准发放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当然，这一系列的试验、评估和决策过程以及和环境健康相关的试验数据，公众是无从知晓的，也难怪要惊呼农业部的闪电速度了。
农业部委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2010年之前，农业部发放转基因的安全证书几乎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现在的信息公开上已经算得上“进步”。
2009年11月17日，农业部发放了两张国内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的专业网站上。
一家关注转基因的环保组织于当年11月发现并公布了这个消息后，引起了长达数个月的争议。
直到2010年3月，农业部才正式就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表态—经过11年的评审，才发放了安全证书。
转基因产品的评估报告、评审过程是秘密的，就连是谁在评审转基因产品，公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知晓。
根据中国的法律，由一个几十名科学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价，农业部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安全评价决定是否颁发安全证书。
在2010年之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还是一个不公开的组织，绿色和平曾经搜寻这个安全委员会的名单，无功而返。
2009年的转基因水稻风波之后，2010年7月，农业部的官方网站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一些和转基因相关的法律法规，哪些国家公司的转基因产品获准进口，哪些国产的转基因产品获准种植，参与转基因产品安全评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科学家组成等信息，开始逐步披露，遗憾的是，转基因产品相关的评估报告和评审过程都没有披露。
农业部宣称转基因评审过程严格，程序规范。可惜的是，这个严谨的过程、规范的程序并不为外人所知。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也无怪公众每次面对转基因议题，多少都显得有些过分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