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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融入中国生态智慧探索出的，既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粗放式发展以促成现代化的模式，赋予了中国之治以生态文明向度。它的宗旨在于在发展中实现尊重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自然环境美与人类社会发展美的统一、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统一。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通过推动绿色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完善制度体系等路径，积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关键词： 和谐共生;现代化;生态文化;三重维度
中图分类号：X2;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3.0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左学宁，陶蕾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三重维度探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1（3）22-2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昭示了我们即将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规划。其中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承袭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的新理念。它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明晰的价值追求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需我们深入探究、精准把握。
一、理论之维：赋予中国之治以生态文明向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界定现代化，首次赋予了现代化更加符合生态文明核心要义的绿色属性，彰显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异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等内在意蕴。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双方都是确证对方生命、展示彼此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对象。在存在视域下，表现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在发展视域下体现着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
1.在存在视域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一方面，人诞生于自然界。自然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人与山、水、林、田、湖等其它自然物。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必需依靠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着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层面指出：“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离开了自然，人类就失去了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
人的存在拓宽了自然内涵、确证了自然的存在价值。从自然中产生出的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通过自身的特殊优势——劳动实践，在种种欲望的驱使下，通过自然对象进行“本质力量”的展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不断开辟和改造自然界，自然也因此被打上了人类的印迹，成为了内涵更具丰富的自然。同时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确证了自然对于人的存在价值。从资源价值来讲，自然是人类“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5]，自然还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从艺术价值来看，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景观，使人获得美的享受，满足审美这一心理需求，经过大自然美的熏陶，锤炼品质，促进人类智慧和自由个性的发展。
2.在发展视域下：人与自然双向互动。从人与自然互动发展的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屈服于自然。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无所谓主客体之分，由于对自然认识不足，人类近乎无条件的服从和敬畏自然，受自然的支配，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对自然力的屈服，并逐渐产生了神化自然观，如中国的“图腾文化”。第二阶段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以青铜器和铁器为主要工具，依靠畜力和自身体力，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逐渐从依赖自然转向改造自然，开始产生了“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中心主义日益膨胀。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积累财富，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并确证了人的地位，为人征服自然做了合理性辩护。第三阶段是生态文明时期。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迫使人类开始反思以往对待自然的态度，逐渐摒弃了传统自然观的错误倾向，产生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历程时刻警醒我们，人类社會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界价值的实现也需要人类的良性互动。
（二）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拨与超越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百余年间，打破了封建神权对人思想的控制;拓展产品销路，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并开辟了世界市场;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建立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受资本逐利本性、崇尚财富占有等观念的驱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物质财富的疯狂积累为唯一目标导向，这种“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是物对人的统治。西方现代化模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唆使人们忘记自然是人类文明形成的根源，而把自然变成了可以肆意榨取的“资源”，并且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滋生的消费主义更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深渊，消费成为了人们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的身份、社会地位、满足感都与其消费的规模和档次有关，产品的品牌而非需求成了人们疯狂追求的东西。因此，造成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无法跟上资本循环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6]。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后现代理论认为追求现代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认为生态文明与追求现代化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拒斥现代化。事实上，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这就说明中国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不是对“用破坏生态来换取资本积累”的现代化模式的承袭，也不是逆世界发展大势放弃现代化，而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病和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发展新理念，是对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新拓展。 二、价值之维：实现自然价值和人类价值的共通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将我国现代化建设归旨于实现自然、人自身的双重解放，表明了我们要在发展中实现尊重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自然环境美与人类社会发展美的统一、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统一的决心。
（一）在发展中实现尊重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的对象，主要体现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即在自然界中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展现。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即人类作为自然界的对象，必然会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由此看来，自然界对人类的自在制约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自觉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基础。
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指导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至少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实现自然规律对人的制约性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的统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类，如果人类无节制地进行工具性的掠夺，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呢？物质变换促使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将人与自然联结在一个统一体内，在这一统一体内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因此只有实现物质变换的良性互动，才能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物质变换是通过人的劳动进行的，其主体在人，其程度也取决于人。因此，在物质变换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摒弃原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观念，秉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自然承载力的态度，去反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程度，使其既能满足人类自发的需要和目的，又能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在发展中实现自然环境美与人类社会发展美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过度地进行‘物质变换’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对立，从而弱化了人的感性审美能力，他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注重自然和人类社会审美性的生态关系。马克思也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人类审美的角度表现为：我们对自然环境美和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
1.对自然环境美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视察时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7]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环境美有了更高的需求。首先，需要风光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维持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耗费庞大，由此排放的二氧化碳、废水、废气的各类污染物使得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污染加重，进而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需要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使人民逐渐摆脱了贫困状态，开始追求绿色、清洁、美丽的居住环境。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在饮用水水质、生活垃圾处理、厕所无害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绿化面积有待提升。再次，需要和谐稳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和谐之美是一种自然物质和能量循环流转的平衡之美，是自然最实质性的美，只有全面提升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生态承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
2.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要美在生态环境上，还要美在发展上。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摒弃了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注重追求绿色发展。首先，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归根结底是由于异化的人类社会引发的。因此，更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社会生态的和谐之美;其次，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绿色合理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是低碳出行、节约水电资源、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尽量选择无纸化办公等;再次，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节约有度的物质消费活动上，可以是追求实用而不盲目追求奢侈品，尽可能购买节能可回收的日常生活用品等;最后，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还体现在清洁环保的生产制造活动之中。为满足我国生态化发展的需求，工业、农业领域正通过技术研发促进能源结构和产品生产向着生态化、低碳化、洁净化转变和发展。
事实上，自然生态美是我们进行生产生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过程亦是实现自然生态美的过程，两者浑然天成、息息相通。自然生态协调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协调就会产生危机，就无法发展，也就不会产生美。生产生活的有序发展，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会通过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使自然保持“美”的本真状态。
（三）在发展中实现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统一
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劳动者之间互相交换劳动果实增多，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进而利益冲突，分歧与矛盾开始凸显。为了使交往顺利进行，保持人们原有的和谐稳定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通过集体的拥护、遵守、习惯逐渐趋于稳定，这便是早期的人际道德。但是人际道德关怀的对象仅局限于人群共同体，而对于“非人类共同体”，人类则违背了“万物生存一体”的真理，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来对待自然。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内容会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没有“永恒”的道德。在现代化浪潮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被逐渐打破，一系列的生態危机正一步步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它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不得已开始从伦理和道德取向的角度重新检讨和审视对待自然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中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分为内部自然危机和外部自然危机。外部自然危机指的是：“对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8]而内部自然危机则是由于：“道德观点脱离了理论的解释系统。资产阶级自我主义变成了普遍性功利主义的世俗伦理。”，[9]即人类自身道德、信仰的危机造成的。于是，一种用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态度——生态伦理道德观应运而生。生态伦理道德的出现是人类道德观念提升的表现，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反应。 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具有同一性。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同代亲属、朋友、陌生人之间，还应该体现上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上。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反应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具有了道德伦理的意义。当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对生态造成的污染和破坏，直接会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从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来看，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并非孤立存在的两类道德，他们在功能上互补，在内容相互渗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即是完成了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
三、实践之维：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以“发展”为核心，发展又是以“绿色”为旨向。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第一，通过科技创新、生产方式的改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第二，通过弘扬生态文化，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第三，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准发展方向。
（一）推动绿色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
绿色既是自然的本色，又是中国之治的一大特色，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追求的鲜明成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可以说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即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的路子能够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真正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达到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最高境界。推进绿色发展，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不断连接，表现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将自然资源转换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产品，并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给自然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推动绿色发展最核心的环节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让经济发展更“绿”。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壮大新型绿色产业。一方面，绿色生产强调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的同时实现废弃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我们在注重清洁资源开发的同时，要推动传统高消耗高污染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节能、降耗、清洁型产业。优化生产结构，科学规划和协调产品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布局，减低整个生产过程的能耗和污染，实现由单纯的末梢控制转向生产全过程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要制定合理的农业发展规划，稳步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做足农产品加工，形成地方特色;利用农业信息化、農业科技的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智慧农业、电商农业等。
2.促进绿色科技的创新。科学技术使得那些原有不能被利用的物质形式，在生产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可以利用的形态。依靠科技创新去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污染问题，远比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后再去修复要好得多。绿色科技创新区别于传统科技发展，它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目标导向，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绿色发展必须抓住绿色技术创新这个关键，构建系统完善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兼顾经济利益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低碳技术的开发，并运用绿色科技改造传统工业，逐步将绿色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绿色技术不仅要覆盖到环保工业中，也要覆盖到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真正发挥科技的作用和价值。
（二）弘扬生态文化，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3]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灵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离不开生态文化的滋养和浸润。
1.普及内化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思维方式生态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只是一道光鲜亮丽的标语和口号，需要各方付诸实践。依靠生态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固然重要，但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主导型因素在于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绿色发展内生驱动力在于中国人民环境意识的树立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养成。
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生态教育是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的基础性路径，主要依靠两种途径：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学校教育从幼儿抓起，创作出垃圾分类、保护环境、节约用水等关于生态保护的童谣或故事，塑造浅层次的环保意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可以通过校刊、校内广播、社团实践活动、绘画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增强保护环境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大学阶段，适当扩大生态环保专业招生，使其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而对于非专业大学生，可增开生态环境保护必修课，提升学生生态素养。要充分利用社区、社会民间环保组织的宣传引导作用，把最新的生态环保政策、知识、法规传播到居民生活，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新媒体的发展，为生态文化的宣传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媒体不仅传播了各种生态知识，而且对工厂严重污染问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生态氛围。
2.倡导绿色生态消费观，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绿色化生活方式是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尊重爱护自然的应然状态，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转化，直接影响着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
绿色消费是生态化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如果能够考虑到自然的承载力、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与自然同等的生存价值等这些基本的生态价值理念，就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主动选择节俭、适度、合理的消费方式。绿色消费习惯的养成不能仅依靠消费者自身，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支持。企业要保证绿色产品的供给，以追求产品实用性为主，防止对产品的过度包装，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政府要充分利用媒体、报纸、社区公告栏等资源宣传绿色消费知识。另外，要完善市场监管及评估机制，加强对绿色产品质量的监管，建立绿色产品统一的认证、品牌标识等体系。 （三）完善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准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3]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当前，资本逻辑依然充斥人心，当自然利益和经济利益面临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经济利益。因此，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具体要求需要借助于制度的引导，才能保证持续推进并不断改进。
1.健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法律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强有力武器，完善的立法才能使环境保护得到切实保障。立法部门要健全立法机制，在涉及不同主体的生态利益问题时，要做到立法公开、透明;要及时听取各部门意见，填补和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中个别生态领域内容的空缺;还需增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从单向推动转为整体协调，增强法律制度在生态系统各个环节的可靠性，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严明生态环境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政府公共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走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存在着以牺牲人与自然生态协调为代价来换取片面经济利益的作为，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生态政绩考核与责任追责制度。要精简政府部门结构，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避免出现管理漏洞;建立生态问责机制，依法明确干部应当担当的责任，切实让生态环境指标成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性标准，避免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出现。
生态环境制度体系的不断重构，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使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想价值理念协调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共治的完整格局。
结 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绿色图景，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它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现代化实质的深刻领悟与准确把握。同时，这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切实形成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合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5.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10、37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209、163.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8.
[6][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4-39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7.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9-60.
[9]陈胜云.哈贝马斯文化研究的逻辑[J].理论探索，2010（4）：35-38.
关键词： 和谐共生;现代化;生态文化;三重维度
中图分类号：X2;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3.0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左学宁，陶蕾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三重维度探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1（3）22-2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昭示了我们即将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规划。其中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承袭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的新理念。它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明晰的价值追求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需我们深入探究、精准把握。
一、理论之维：赋予中国之治以生态文明向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界定现代化，首次赋予了现代化更加符合生态文明核心要义的绿色属性，彰显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异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等内在意蕴。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双方都是确证对方生命、展示彼此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对象。在存在视域下，表现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在发展视域下体现着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
1.在存在视域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一方面，人诞生于自然界。自然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人与山、水、林、田、湖等其它自然物。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必需依靠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着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层面指出：“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离开了自然，人类就失去了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
人的存在拓宽了自然内涵、确证了自然的存在价值。从自然中产生出的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通过自身的特殊优势——劳动实践，在种种欲望的驱使下，通过自然对象进行“本质力量”的展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不断开辟和改造自然界，自然也因此被打上了人类的印迹，成为了内涵更具丰富的自然。同时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确证了自然对于人的存在价值。从资源价值来讲，自然是人类“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5]，自然还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从艺术价值来看，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景观，使人获得美的享受，满足审美这一心理需求，经过大自然美的熏陶，锤炼品质，促进人类智慧和自由个性的发展。
2.在发展视域下：人与自然双向互动。从人与自然互动发展的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屈服于自然。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无所谓主客体之分，由于对自然认识不足，人类近乎无条件的服从和敬畏自然，受自然的支配，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对自然力的屈服，并逐渐产生了神化自然观，如中国的“图腾文化”。第二阶段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以青铜器和铁器为主要工具，依靠畜力和自身体力，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逐渐从依赖自然转向改造自然，开始产生了“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中心主义日益膨胀。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积累财富，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并确证了人的地位，为人征服自然做了合理性辩护。第三阶段是生态文明时期。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迫使人类开始反思以往对待自然的态度，逐渐摒弃了传统自然观的错误倾向，产生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历程时刻警醒我们，人类社會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界价值的实现也需要人类的良性互动。
（二）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拨与超越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百余年间，打破了封建神权对人思想的控制;拓展产品销路，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并开辟了世界市场;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建立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受资本逐利本性、崇尚财富占有等观念的驱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物质财富的疯狂积累为唯一目标导向，这种“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是物对人的统治。西方现代化模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唆使人们忘记自然是人类文明形成的根源，而把自然变成了可以肆意榨取的“资源”，并且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滋生的消费主义更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深渊，消费成为了人们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的身份、社会地位、满足感都与其消费的规模和档次有关，产品的品牌而非需求成了人们疯狂追求的东西。因此，造成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无法跟上资本循环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6]。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后现代理论认为追求现代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认为生态文明与追求现代化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拒斥现代化。事实上，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这就说明中国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不是对“用破坏生态来换取资本积累”的现代化模式的承袭，也不是逆世界发展大势放弃现代化，而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病和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发展新理念，是对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新拓展。 二、价值之维：实现自然价值和人类价值的共通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将我国现代化建设归旨于实现自然、人自身的双重解放，表明了我们要在发展中实现尊重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自然环境美与人类社会发展美的统一、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统一的决心。
（一）在发展中实现尊重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的对象，主要体现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即在自然界中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展现。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即人类作为自然界的对象，必然会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由此看来，自然界对人类的自在制约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自觉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基础。
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指导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至少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实现自然规律对人的制约性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的统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类，如果人类无节制地进行工具性的掠夺，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呢？物质变换促使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将人与自然联结在一个统一体内，在这一统一体内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因此只有实现物质变换的良性互动，才能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物质变换是通过人的劳动进行的，其主体在人，其程度也取决于人。因此，在物质变换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摒弃原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观念，秉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自然承载力的态度，去反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程度，使其既能满足人类自发的需要和目的，又能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在发展中实现自然环境美与人类社会发展美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过度地进行‘物质变换’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对立，从而弱化了人的感性审美能力，他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注重自然和人类社会审美性的生态关系。马克思也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人类审美的角度表现为：我们对自然环境美和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
1.对自然环境美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视察时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7]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环境美有了更高的需求。首先，需要风光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维持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耗费庞大，由此排放的二氧化碳、废水、废气的各类污染物使得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污染加重，进而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需要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使人民逐渐摆脱了贫困状态，开始追求绿色、清洁、美丽的居住环境。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在饮用水水质、生活垃圾处理、厕所无害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绿化面积有待提升。再次，需要和谐稳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和谐之美是一种自然物质和能量循环流转的平衡之美，是自然最实质性的美，只有全面提升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生态承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
2.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要美在生态环境上，还要美在发展上。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摒弃了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注重追求绿色发展。首先，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归根结底是由于异化的人类社会引发的。因此，更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社会生态的和谐之美;其次，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绿色合理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是低碳出行、节约水电资源、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尽量选择无纸化办公等;再次，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体现在节约有度的物质消费活动上，可以是追求实用而不盲目追求奢侈品，尽可能购买节能可回收的日常生活用品等;最后，对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追求还体现在清洁环保的生产制造活动之中。为满足我国生态化发展的需求，工业、农业领域正通过技术研发促进能源结构和产品生产向着生态化、低碳化、洁净化转变和发展。
事实上，自然生态美是我们进行生产生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美的过程亦是实现自然生态美的过程，两者浑然天成、息息相通。自然生态协调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协调就会产生危机，就无法发展，也就不会产生美。生产生活的有序发展，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会通过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使自然保持“美”的本真状态。
（三）在发展中实现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统一
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劳动者之间互相交换劳动果实增多，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进而利益冲突，分歧与矛盾开始凸显。为了使交往顺利进行，保持人们原有的和谐稳定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通过集体的拥护、遵守、习惯逐渐趋于稳定，这便是早期的人际道德。但是人际道德关怀的对象仅局限于人群共同体，而对于“非人类共同体”，人类则违背了“万物生存一体”的真理，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来对待自然。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内容会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没有“永恒”的道德。在现代化浪潮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被逐渐打破，一系列的生態危机正一步步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它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不得已开始从伦理和道德取向的角度重新检讨和审视对待自然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中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分为内部自然危机和外部自然危机。外部自然危机指的是：“对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8]而内部自然危机则是由于：“道德观点脱离了理论的解释系统。资产阶级自我主义变成了普遍性功利主义的世俗伦理。”，[9]即人类自身道德、信仰的危机造成的。于是，一种用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态度——生态伦理道德观应运而生。生态伦理道德的出现是人类道德观念提升的表现，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反应。 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具有同一性。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同代亲属、朋友、陌生人之间，还应该体现上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上。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反应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具有了道德伦理的意义。当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对生态造成的污染和破坏，直接会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从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来看，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并非孤立存在的两类道德，他们在功能上互补，在内容相互渗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即是完成了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
三、实践之维：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以“发展”为核心，发展又是以“绿色”为旨向。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第一，通过科技创新、生产方式的改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第二，通过弘扬生态文化，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第三，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准发展方向。
（一）推动绿色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
绿色既是自然的本色，又是中国之治的一大特色，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追求的鲜明成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可以说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即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的路子能够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真正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达到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最高境界。推进绿色发展，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不断连接，表现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将自然资源转换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产品，并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给自然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推动绿色发展最核心的环节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让经济发展更“绿”。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壮大新型绿色产业。一方面，绿色生产强调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的同时实现废弃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我们在注重清洁资源开发的同时，要推动传统高消耗高污染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节能、降耗、清洁型产业。优化生产结构，科学规划和协调产品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布局，减低整个生产过程的能耗和污染，实现由单纯的末梢控制转向生产全过程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要制定合理的农业发展规划，稳步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做足农产品加工，形成地方特色;利用农业信息化、農业科技的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智慧农业、电商农业等。
2.促进绿色科技的创新。科学技术使得那些原有不能被利用的物质形式，在生产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可以利用的形态。依靠科技创新去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污染问题，远比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后再去修复要好得多。绿色科技创新区别于传统科技发展，它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目标导向，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绿色发展必须抓住绿色技术创新这个关键，构建系统完善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兼顾经济利益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低碳技术的开发，并运用绿色科技改造传统工业，逐步将绿色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绿色技术不仅要覆盖到环保工业中，也要覆盖到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真正发挥科技的作用和价值。
（二）弘扬生态文化，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3]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灵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离不开生态文化的滋养和浸润。
1.普及内化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思维方式生态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只是一道光鲜亮丽的标语和口号，需要各方付诸实践。依靠生态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固然重要，但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主导型因素在于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绿色发展内生驱动力在于中国人民环境意识的树立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养成。
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生态教育是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的基础性路径，主要依靠两种途径：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学校教育从幼儿抓起，创作出垃圾分类、保护环境、节约用水等关于生态保护的童谣或故事，塑造浅层次的环保意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可以通过校刊、校内广播、社团实践活动、绘画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增强保护环境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大学阶段，适当扩大生态环保专业招生，使其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而对于非专业大学生，可增开生态环境保护必修课，提升学生生态素养。要充分利用社区、社会民间环保组织的宣传引导作用，把最新的生态环保政策、知识、法规传播到居民生活，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新媒体的发展，为生态文化的宣传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媒体不仅传播了各种生态知识，而且对工厂严重污染问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生态氛围。
2.倡导绿色生态消费观，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绿色化生活方式是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尊重爱护自然的应然状态，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转化，直接影响着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
绿色消费是生态化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如果能够考虑到自然的承载力、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与自然同等的生存价值等这些基本的生态价值理念，就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主动选择节俭、适度、合理的消费方式。绿色消费习惯的养成不能仅依靠消费者自身，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支持。企业要保证绿色产品的供给，以追求产品实用性为主，防止对产品的过度包装，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政府要充分利用媒体、报纸、社区公告栏等资源宣传绿色消费知识。另外，要完善市场监管及评估机制，加强对绿色产品质量的监管，建立绿色产品统一的认证、品牌标识等体系。 （三）完善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准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3]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当前，资本逻辑依然充斥人心，当自然利益和经济利益面临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经济利益。因此，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具体要求需要借助于制度的引导，才能保证持续推进并不断改进。
1.健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法律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强有力武器，完善的立法才能使环境保护得到切实保障。立法部门要健全立法机制，在涉及不同主体的生态利益问题时，要做到立法公开、透明;要及时听取各部门意见，填补和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中个别生态领域内容的空缺;还需增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从单向推动转为整体协调，增强法律制度在生态系统各个环节的可靠性，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严明生态环境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政府公共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走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存在着以牺牲人与自然生态协调为代价来换取片面经济利益的作为，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生态政绩考核与责任追责制度。要精简政府部门结构，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避免出现管理漏洞;建立生态问责机制，依法明确干部应当担当的责任，切实让生态环境指标成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性标准，避免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出现。
生态环境制度体系的不断重构，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使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想价值理念协调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共治的完整格局。
结 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绿色图景，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它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现代化实质的深刻领悟与准确把握。同时，这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切实形成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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