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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中美贸易战，和年轻人究竟啥关系？这位复旦教授讲透了》的文章，内容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做客视频节目“强国学堂”，就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焦虑与青年学生做的交流。文章发布后，短时间内阅读量突破“10万 ”。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人气讲师，沈逸不仅在校内开设的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他本人还是观察者网、四月网等媒体网站的专栏作者，时常发表国际政治评论，引发舆论关注。
面对摩擦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战，青年一代应该何去何从？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了沈逸的办公室。
“从正反两方面以美国为鉴”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沈逸曾在复旦大学校内举办过一次讲座。在提问环节，有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和同学去美国留学的申请，因为中美贸易战受到了影响，这事儿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一直让沈逸“耿耿于怀”。“把个人签证遭遇的不便，与中国是否应在贸易战中向美方让步挂钩，说明在他心中，个人利益是不能受到任何意义上的损害的——这是标准的个人主义。”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沈逸仍愤愤不平地说。
在沈逸看来，在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剥离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对于中美贸易战，如果民众普遍认为打不过、只能投降，或者对政府的反击措施不理解，因而不愿意承担成本的话，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必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崩溃。”
当下的年轻人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与物质享受，有些年轻人甘愿做“肥宅”或者“啃老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纯粹的索取者，倾向于极端个人主义;也有人把自己定义为“抗争者”，就像目前正火爆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主人公哪吒那样，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
沈逸对这两种人生态度都不认同。在他看来，国家给年轻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为年轻人搭建起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国家的崛起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之付出汗水和努力。想过上优越的生活就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如果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只谈个人英雄主义或宣扬活得轻松、赚钱多、不吃苦的价值观，会对年轻人产生不良的示范和误导。“年轻人应该把自己和国家的关系定位为一种良性互动。年轻人是国家的建设者和成就者。”
2008年，沈逸前往美国乔治城大学进行博士后访学，其间有朋友请他去看了一场棒球比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支棒球队由驻扎在当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比赛开始前，球队举行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仪式：先是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伤残的军人颁发奖金，以资助他们的孩子从高中读到大学;接着举行了新兵入伍仪式和老兵退伍仪式;最后由退伍的士官长象征性地打出第一棒球，然后比赛才正式开始。
“整個仪式就是一堂标准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我之前从没见识过美国人搞的这套东西，但发现效果奇好。”沈逸感叹道，即使是在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个人的价值也是要通过国家才能实现的。然而，现在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要却在煽动民粹主义，撕裂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沈逸认为我们应从正反两方面以美国为鉴，在理性框架下建构个人和集体的良性互动。年轻人作为社会的建设者，更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你要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
今年8月5日，受美国宣称要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离岸、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低，均跌破7元关口，这是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首次“破7”。随后，美国财政部将这次正常的市场调节归咎于中国政府，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升级为金融战的担忧。很多年轻人更加担忧：国际环境是不是对中国更不利了？
沈逸认为，“国际环境是否对中国有利”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陷阱。
“首先，判定国际环境对中国好或不好的标准，应当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国家利益包不包括发达国家对中国增长速度的评价？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包括。”沈逸表示，中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这是一件招骂的事”。如果中国人将它们的评价设定为国际环境好坏的标准，并希望那些敌视和反对中国崛起的国家“表扬”中国，“除非中国像苏联一样死给他们看”。
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他们说什么，你都要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中国曾经处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现在则越来越靠近国际社会的中心。沈逸认为，中国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世界需要中国制定的规则。
1944年，英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成功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了世界经济霸权。这一事件充分说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则并不是为世界，而是为美国自己服务的。当国家利益受损时，美国可以抛弃国际规则，不断“退群”。这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说明美国经济是受指令控制的，决策者让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对外一直主张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对内，政府抑制资本向金融、房产等领域过度投入，落实产业政策。“中国的第一个优势是制度优势。”沈逸坚定地说道，“制度决定中国政府可以做到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第二个优势则是文化或者说人的优势，即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沈逸认为，这种优势只有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港台地区也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却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中国深化改革、产业转型，也出现了一些阵痛。沈逸认为，这些是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对国际环境扰动所带来的必然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这个优势务必要发挥出来，而且要传播开来。”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就是要带领世界各国一起赚钱，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最好象征。”
变革时代该有的选择
出生于1976年的沈逸，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与谈论中美贸易战时的慷慨激昂不同，当记者问起他的人生经历时，沈逸却突然安静下来，陷入了良久的沉思。
儿时的沈逸，家里三口人只住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厕所。为了共用走廊的一些琐事，相邻的两家人甚至会大打出手。有一次，父亲从外婆家带回来一些奶糖，但在路上被车撞倒了，奶糖洒了一地。“等他回到家，我妈就一直在嘟囔：‘这么好的糖，染上了这样的味道，还怎么吃？’然后我爸就说：‘你不关心我这个人怎么样，你就只关心糖吗？’”
这是童年留给沈逸的第一印象：物质匮乏。对过去长期物质匮乏的恐惧，已经转化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这个国家的变化之大，让我甚至没有办法去描述，因为完全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畴。”
1995年，沈逸考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是阴错阳差的结果。”沈逸笑道。他原本的高考志愿第一是经济，第二才是国际关系，没想到却被国际关系学院录取，并一路读到了博士，最终留校任教。
在沈逸刚刚留校任教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处在不断译介西方理论著作的阶段，缺少自己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飞速发展，如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交工具的興起，沈逸不仅开通了微博，还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国际政治评论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闷在书斋里做学问，是不适合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在沈逸看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需要贴近生活和民众，开通微博、开设专栏、开展讲座，这些不仅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互相促进的过程。
在与公众交流的过程中，沈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难题，有很多问题是他在书斋中完全想象不到，但却真实存在和发生的。这些问题倒逼着沈逸去反思他的研究成果和框架。“其实他对你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需要直接跟他进行讨论，两者之间的碰撞会促进我的研究。”社交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如果能够正确合理使用这些新的技术力量，那么学者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核心成果用简单明了的话介绍给公众，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天然地承担着这种义务。这个变革的时代，老百姓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你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教给他们。”
由于家庭和时代的关系，沈逸一直对钱没有什么概念。直到评职称、结婚、买房子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钱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的。”沈逸苦笑着说。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互联网，见证了淘宝由一个小网站成长为互联网巨头的过程。当记者问他，如果本科毕业时选择就业而不是读研究生，现在的他又会是怎样的呢？
“现在的生活就是我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不想去做一个怨天尤人的人。”说到这里，沈逸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