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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手记】上期回顾中华民族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生了质变乃至突变其质变的推动力是什么机理过程是怎样的上一期特稿的最后留给了我们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疑问本期特稿将一一解答之将这场关于文明时代标志的大讨论推向深处1.原始科学的出现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首要标志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这些经典理论不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也适用于原始社会的发展。
据古气候反演和科学考察，时处裴李岗文化中晚期的有巢、燧人时代，中原一带远古人类已经学会种植糜子等农业作物。但因缺乏时间历法等方面的知识，故多贻误农时而歉收绝收。这种农业只能称“自在农业”。自在式农业远远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求。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那时的人们急需掌握授时推历等方面的知识，于是“八卦”应时而出。
其时，燧人氏已故，伏羲氏“代天而王”。史书记载燧人时已发现其王都宛丘似一动物形图案，如《三国志·魏书》记——“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此记表明，燧人氏虽发现宛丘形似某种动物图形（后人称其为地龙），并发现北斗星座亦形似该动物图形（后人称其为天龙）。但燧人氏时并未将此发现上升到实用的高度，故后世称燧人氏发现的图形谓“燧皇之图”。
据中科院科研人员运用天文岁差反演，推定八千年前伏羲在“燧皇之图”基础之上推演出“天地双龙太极图”，又以北斗天龙推演出“八卦符”。
八卦符，本义指北斗天龙绕北天极旋转，一天中，一年内在北天夜空留下“天道左旋，地道右行”的视迹线，伏羲取北斗天龙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八个时段的位相，并将其画制成人人都能看得懂、用得上，主要用于记时记历、授时推历的图解符号，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八卦”。故八卦是指以符号表示天龙绕转天极时所对应的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大节气的八个位相（又称相角）。《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汉书·五行志》：“伏羲氏维天而望，受河图（按即龙图）而画之，八卦是也。”所描述的正是伏羲当年在宛丘〔其时又称昆仑（HunLun）丘，今称析城山。位河南省济源邵原镇与山西省阳城横河镇边境。下文皆统称昆仑丘〕观象测天，授时推历，告民农时的故事。八卦是科学而非后世讹传之谶纬命算的巫术。
伏羲以北斗天龙推演八卦，人们掌握了授时推历这一科学技术，史称“斗纲授时”或“夜考极星”。从此，人们知道该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农业生产得以大发展。这种农业可称“自为农业”或称“科学指导下的农业”。
除斗纲授时外，伏羲在昆仑丘还发明了“晨考日出”的“六峜”和“昼参日景”的“日晷”等授时推历技法，把授时推历的精准度提升到很高的程度。
授时推历是开创于伏羲时代的一次科学大革命。自从掌握了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伏羲所在的华虚部落便脱离蒙昧而一步跨进了科学文明的大门。因此说，原始科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步。
如今，伏羲于八千年前在昆仑丘夜考极星、晨考日出、昼参日景等远古遗址、遗迹尚在。
2.定居农业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自始至终“在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中向前发展。”原始时代，人口快速增长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发展生产力与“零科学”之间，构成了两对主要矛盾。落后的生产力是第一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零科学”是第二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主要矛盾解决后，其他矛盾则迎刃而解。
伏羲发明了授时推历这一科学技术，第二对矛盾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随之解决。于是久居昆仑丘的华虚部落的农业生产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自在农业”进化到“自为农业”，并由此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定居农业时代。
定居农业的出现是远古部落从採摘、渔猎到自在式农牧业到自为式科学定居農业的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从此人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颠沛流离，再不生不由己。定居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二步。
如今，昆仑丘圣王坪、峤山、鳌背山等地原始时期遗留至今的次生糜子、原始民居和服务于“告民农时”的六峜、晷仪等遗址、遗迹都在。
3.部落联盟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社会大革命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大发展，住居昆仑丘一带的华虚部落过上了远优于周边其他部落的丰足生活。
人们认为这是天龙地龙赐予他们的恩惠，于是年年在天地之中昆仑丘虔诚祭天祭龙，整个华虚部落无比虔虔睦睦融融，深受周围众多部落的仰敬与向住。不久便在“近者阅，远者来”“协和天下”的理念下建立了以天中地中昆仑丘华虚（前误译华胥）部落为核心，以伏羲为首领，以神龙为图腾标识，以协和天下、天下大同为信念的太皞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的建立是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定居农业形成之后的必须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是为适应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关系大变革突出反映在由原先分散的以氏族部落为单元的血缘式管理模式进化到统一的非血缘的社会化管理体制。
事实的确如此，太皞部落联盟建立后，不但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比如象形文字、族外对偶婚和社会化管理理念等等多个方面都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出现在中原大地，成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主流趋向。因此说以社会化管理体制为标志的部落联盟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社会大革命，是人类社会迈入文明时代极其重要的第三步，也是后世国家起源的雏形。
如今，创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的“中华”“华虚（丘）”“太皞”“协同”等象形文字的原创环境、原创物体和部落联盟首领祭祀天地的祭天台、宰牲池等遗址遗迹都还历历在目。
4.象形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文化革命
“文字，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很大作用。”（《辞海·文字》）
原始时期，同一氏族部落的语言相同相通，故无文字之必要。部落联盟建立后，各部落之间语言不同不通而难以交流信息；联盟疆域的扩大，单靠语言相传很是耽误信息传递。于是各部落间统一的文字应时而生。
人类童年时期的认知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形象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文字的创生亦经历这一过程。《说文·叙》和《说文》附录中所言之“‘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皆为独体的‘文’。‘三曰形声。四曰会意’。则是合体的‘字’。‘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则是‘同部互训和同音借用’。”亦证明初创时期的象形文字基本上皆系简单、形象、感性的独体的文和合体的字。
是的，初创于伏羲时代的象形文字的确多为独体字和简单合体字。据初步考证，能确认原创于昆仑丘的首批象形文字如龙凤、京亭、中华、宛丘、昆仑、太皞、皋夲、成己、羊羌等已达百多字，多系当地地名、器物名、祭名等等。如今，当年造这些象形文字时所依据的原创环境和原形物体在昆仑丘仍能按图索骥地一一对号入座。
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革命。有文字而有文章，有文章而天下教化。文字、文章是人类脱离愚昧进化文明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外学者都把文字的发明和应用看作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文字初创地尤其古老民族首批象形文字的初创地与其民族发祥地、其王都所在地往往存在三位一地之必然性。中国首批象形文字原创地、中华民族发祥地与太皞部落联盟中心即伏羲王都三者都在天中地中昆仑丘，这是历史之必然。
5.族外对偶婚与礼乐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前进道路上的一大步
当社会进入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之间的物资、人员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文字的创生，族际间交流更为方便。于是，族内血缘婚不可避免地被族外走婚制所取代。族外婚较族内血缘婚有着显著的优越性。
族外走婚虽较血缘婚具有优越性，但毕竟还带有群婚野性，与进入社会化管理的部落联盟很不相称，于是联盟首领伏羲倡导实行族外对偶婚。
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它甚至改变了整个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为由母权制过度到父权制奠定了基础；为“家庭”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姓氏的产生（正姓氏）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部落联盟提供了社会保障；为中华礼乐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族外对偶婚，按常理男女双方都会礼貌地互赠信物、礼品。如当时流行以成对鹿皮作为聘礼。《世本·作篇》记：“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同时，婚嫁仪式之上亦会有管弦之乐以娱兴。其时，帝王祭天大典亦演奏《驾辨》《扶耒》等乐曲。如《世本》《通礼义纂》《孝经》等记：“伏羲作琴”“伏羲作簫”“伏羲灼土为埙”“女娲始用笙簧”“伏羲乐曰《扶耒》、《立基》、《驾辨》曲。”昆仑丘周边亦多出土有骨笛等远古乐器。
群婚、血缘婚、乱婚，是野蛮时代的特征，伏羲之后出现的对偶婚、对偶家庭和礼乐的兴起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礼仪文明的高度。因此，族外对偶婚和礼乐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6.以和谐大道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形成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
由众多氏族部落自愿组建的部落联盟，不可能再实行氏族血缘时代的族长制管理体制。改行由各部落一致认同的社会化管理体制当是势所必然。
那么，对刚刚脱离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什么样的管理理念才能被普遍接受，又不致于倒退回蒙蛮原始？这当然是“法”，是适应那个历史时期的“法”。
《法言·问道》记：“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不过伏羲时的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道”，是“德”。《淮南子·览冥训》载：“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那么道德这一理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是的，道德之概念很抽象，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不可能产生于抽象唯心而必产生于形象直觉。
对于远古人类，最直觉最形象者莫过于天地自然现象和因为不明白天地自然现象而诱发的对天地的敬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正是在天地自然现象的启示之下产生了“道”：其一，远古人们但见日月星辰、周天星河各自沿着各自的天道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围绕北天极有条不紊地旋转，千年万年“终古不忒”。于是古人以为天极是天之中央，是天帝之所在；日月星辰，不分明亮暗淡，不论远近疏密都自觉听命、卫护天帝。由此将日月星辰天道运行规律自觉引入人类社会，便引申出“有中方能序次”的正统、伦理观念。其二，远古人们但见天下万物生生不息、和谐共生。于是将这自然现象自觉引入人类社会，便引申出“有和方能容众”的和谐、包容理念。
引自天地大道的正统、伦理，和谐、包容理念，为原始社会的和谐大同，为阶级社会的君临天下，为几千年中华文化屹屹世界而永盛不衰，为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后世道、儒、法等诸子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和物象的基础。因其都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的天象地象和以和谐包容为其核心的大道理念，所以可称这为“昆仑和谐大道”，简称“和谐大道”。
那么有何证据证明和谐大道观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请看：其一，“中”“仑”“和”“协”“同”等与中和、中华、昆仑、伦理、和协、协同等义有关的象形文字都原创于伏羲时代昆仑丘，而“战”“争”“镇”、“压”“欺”“诈”等反面字词，甲骨文尤其首批象形文字中均未见；其二，伏羲等古帝王长期在昆仑丘观象测天，并由天道而引申出社會化管理的伦理之道，即由天道而人道；其三，和谐大道观唯生成于原始大同时代，唯生成于王都所在地，舍此时此地则无生成大道观之需求与环境。
以上之证据足以证明和谐大道观无疑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
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华初始文明高度成熟的标志，是中国本土思想的开端，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体系的基石。但有学者称术数的出现才是文明时代的标志（《易经图典精华》），似有待商榷。
原始科学的出现，定居农业的形成，部落联盟的建立，象形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族外对偶婚与礼乐的出现和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六步必由之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是由人类童年时期的认知规律决定的。
不过因环境差异，任一民族都会有其特殊性。故所谓“文明六步”，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子。比如第一步以授时推历为代表的原始科学的出现，也许只适用于中华民族。第六步以和谐大道为代表的管理理念的形成，也许亦只适用于中华民族。但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放之古今皆准的真理。
然有学者称部落联盟必须在阶级社会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依仗武力才能产生，同时认为若干部落之间的管理不可能依靠和谐大道理念而应依仗武力。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到底哪一观点更切合文明时代标志，学界可进一步探讨。不过当私有制出现后，为少数人利益而发动不义的“争帝战争”（《淮南子·天文训》）和恣意镇压异族和本族民众之本身就是野蛮，永远不能称之为文明。而倡导和谐大道、协和天下、共同发展，则无论在任一历史时期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同样，认为国家的产生与城廓的出现才是文明时代标志的说法，亦有失偏颇。在此不妨对比一下部落联盟与国家的异同点：共同点是两者都脱离了血缘氏族制而进入到社会化管理；不同点是部落联盟为原始公社制，而早期国家为私有制。显然，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管理，抑或非血缘的社会化管理才是文明与野蛮的主要分界线，而公社制抑或私有制，只是社会化管理下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并非文明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愚昧的主要特征是不懂科学、没有文化；野蛮的主要特征是群婚、氏族血缘婚、恣意杀戮。
以上阐明了中华民族初始文明的六大标志，讨论了中华民族初始文明的产生机理和发展过程，明确了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昆仑大道理念是中华文化之根柢。故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由上也就明确：中华文明肇启于公元前六千年而非公元前三千年；民族发祥地为王屋山区昆仑丘而非多源说；开创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是伏羲而非黄帝；第一个部落联盟是太皞部落而非华夏部落；最早的部落图腾是神龙而非天黿；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是以授时推历为代表的原始科学而非河图洛书；文明成熟的标志是和谐大道观的形成而非术数。同时还应宣称：八千年前发明的“授时推历”和“象形文字”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其意义丝毫不亚于传统的中国“四大发明”。而六大文明标志也好，两大发明也好，在王屋山区昆仑丘以外的其他地区皆未发现如此完整、系统的文化遗址、遗迹、遗物。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这些经典理论不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也适用于原始社会的发展。
据古气候反演和科学考察，时处裴李岗文化中晚期的有巢、燧人时代，中原一带远古人类已经学会种植糜子等农业作物。但因缺乏时间历法等方面的知识，故多贻误农时而歉收绝收。这种农业只能称“自在农业”。自在式农业远远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求。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那时的人们急需掌握授时推历等方面的知识，于是“八卦”应时而出。
其时，燧人氏已故，伏羲氏“代天而王”。史书记载燧人时已发现其王都宛丘似一动物形图案，如《三国志·魏书》记——“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此记表明，燧人氏虽发现宛丘形似某种动物图形（后人称其为地龙），并发现北斗星座亦形似该动物图形（后人称其为天龙）。但燧人氏时并未将此发现上升到实用的高度，故后世称燧人氏发现的图形谓“燧皇之图”。
据中科院科研人员运用天文岁差反演，推定八千年前伏羲在“燧皇之图”基础之上推演出“天地双龙太极图”，又以北斗天龙推演出“八卦符”。
八卦符，本义指北斗天龙绕北天极旋转，一天中，一年内在北天夜空留下“天道左旋，地道右行”的视迹线，伏羲取北斗天龙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八个时段的位相，并将其画制成人人都能看得懂、用得上，主要用于记时记历、授时推历的图解符号，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八卦”。故八卦是指以符号表示天龙绕转天极时所对应的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大节气的八个位相（又称相角）。《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汉书·五行志》：“伏羲氏维天而望，受河图（按即龙图）而画之，八卦是也。”所描述的正是伏羲当年在宛丘〔其时又称昆仑（HunLun）丘，今称析城山。位河南省济源邵原镇与山西省阳城横河镇边境。下文皆统称昆仑丘〕观象测天，授时推历，告民农时的故事。八卦是科学而非后世讹传之谶纬命算的巫术。
伏羲以北斗天龙推演八卦，人们掌握了授时推历这一科学技术，史称“斗纲授时”或“夜考极星”。从此，人们知道该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农业生产得以大发展。这种农业可称“自为农业”或称“科学指导下的农业”。
除斗纲授时外，伏羲在昆仑丘还发明了“晨考日出”的“六峜”和“昼参日景”的“日晷”等授时推历技法，把授时推历的精准度提升到很高的程度。
授时推历是开创于伏羲时代的一次科学大革命。自从掌握了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伏羲所在的华虚部落便脱离蒙昧而一步跨进了科学文明的大门。因此说，原始科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步。
如今，伏羲于八千年前在昆仑丘夜考极星、晨考日出、昼参日景等远古遗址、遗迹尚在。
2.定居农业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自始至终“在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中向前发展。”原始时代，人口快速增长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发展生产力与“零科学”之间，构成了两对主要矛盾。落后的生产力是第一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零科学”是第二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主要矛盾解决后，其他矛盾则迎刃而解。
伏羲发明了授时推历这一科学技术，第二对矛盾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随之解决。于是久居昆仑丘的华虚部落的农业生产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自在农业”进化到“自为农业”，并由此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定居农业时代。
定居农业的出现是远古部落从採摘、渔猎到自在式农牧业到自为式科学定居農业的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从此人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颠沛流离，再不生不由己。定居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二步。
如今，昆仑丘圣王坪、峤山、鳌背山等地原始时期遗留至今的次生糜子、原始民居和服务于“告民农时”的六峜、晷仪等遗址、遗迹都在。
3.部落联盟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社会大革命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大发展，住居昆仑丘一带的华虚部落过上了远优于周边其他部落的丰足生活。
人们认为这是天龙地龙赐予他们的恩惠，于是年年在天地之中昆仑丘虔诚祭天祭龙，整个华虚部落无比虔虔睦睦融融，深受周围众多部落的仰敬与向住。不久便在“近者阅，远者来”“协和天下”的理念下建立了以天中地中昆仑丘华虚（前误译华胥）部落为核心，以伏羲为首领，以神龙为图腾标识，以协和天下、天下大同为信念的太皞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的建立是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定居农业形成之后的必须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是为适应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关系大变革突出反映在由原先分散的以氏族部落为单元的血缘式管理模式进化到统一的非血缘的社会化管理体制。
事实的确如此，太皞部落联盟建立后，不但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比如象形文字、族外对偶婚和社会化管理理念等等多个方面都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出现在中原大地，成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主流趋向。因此说以社会化管理体制为标志的部落联盟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社会大革命，是人类社会迈入文明时代极其重要的第三步，也是后世国家起源的雏形。
如今，创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的“中华”“华虚（丘）”“太皞”“协同”等象形文字的原创环境、原创物体和部落联盟首领祭祀天地的祭天台、宰牲池等遗址遗迹都还历历在目。
4.象形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文化革命
“文字，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很大作用。”（《辞海·文字》）
原始时期，同一氏族部落的语言相同相通，故无文字之必要。部落联盟建立后，各部落之间语言不同不通而难以交流信息；联盟疆域的扩大，单靠语言相传很是耽误信息传递。于是各部落间统一的文字应时而生。
人类童年时期的认知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形象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文字的创生亦经历这一过程。《说文·叙》和《说文》附录中所言之“‘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皆为独体的‘文’。‘三曰形声。四曰会意’。则是合体的‘字’。‘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则是‘同部互训和同音借用’。”亦证明初创时期的象形文字基本上皆系简单、形象、感性的独体的文和合体的字。
是的，初创于伏羲时代的象形文字的确多为独体字和简单合体字。据初步考证，能确认原创于昆仑丘的首批象形文字如龙凤、京亭、中华、宛丘、昆仑、太皞、皋夲、成己、羊羌等已达百多字，多系当地地名、器物名、祭名等等。如今，当年造这些象形文字时所依据的原创环境和原形物体在昆仑丘仍能按图索骥地一一对号入座。
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革命。有文字而有文章，有文章而天下教化。文字、文章是人类脱离愚昧进化文明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外学者都把文字的发明和应用看作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文字初创地尤其古老民族首批象形文字的初创地与其民族发祥地、其王都所在地往往存在三位一地之必然性。中国首批象形文字原创地、中华民族发祥地与太皞部落联盟中心即伏羲王都三者都在天中地中昆仑丘，这是历史之必然。
5.族外对偶婚与礼乐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前进道路上的一大步
当社会进入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之间的物资、人员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文字的创生，族际间交流更为方便。于是，族内血缘婚不可避免地被族外走婚制所取代。族外婚较族内血缘婚有着显著的优越性。
族外走婚虽较血缘婚具有优越性，但毕竟还带有群婚野性，与进入社会化管理的部落联盟很不相称，于是联盟首领伏羲倡导实行族外对偶婚。
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它甚至改变了整个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为由母权制过度到父权制奠定了基础；为“家庭”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姓氏的产生（正姓氏）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部落联盟提供了社会保障；为中华礼乐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族外对偶婚，按常理男女双方都会礼貌地互赠信物、礼品。如当时流行以成对鹿皮作为聘礼。《世本·作篇》记：“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同时，婚嫁仪式之上亦会有管弦之乐以娱兴。其时，帝王祭天大典亦演奏《驾辨》《扶耒》等乐曲。如《世本》《通礼义纂》《孝经》等记：“伏羲作琴”“伏羲作簫”“伏羲灼土为埙”“女娲始用笙簧”“伏羲乐曰《扶耒》、《立基》、《驾辨》曲。”昆仑丘周边亦多出土有骨笛等远古乐器。
群婚、血缘婚、乱婚，是野蛮时代的特征，伏羲之后出现的对偶婚、对偶家庭和礼乐的兴起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礼仪文明的高度。因此，族外对偶婚和礼乐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6.以和谐大道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形成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
由众多氏族部落自愿组建的部落联盟，不可能再实行氏族血缘时代的族长制管理体制。改行由各部落一致认同的社会化管理体制当是势所必然。
那么，对刚刚脱离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什么样的管理理念才能被普遍接受，又不致于倒退回蒙蛮原始？这当然是“法”，是适应那个历史时期的“法”。
《法言·问道》记：“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不过伏羲时的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道”，是“德”。《淮南子·览冥训》载：“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那么道德这一理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是的，道德之概念很抽象，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不可能产生于抽象唯心而必产生于形象直觉。
对于远古人类，最直觉最形象者莫过于天地自然现象和因为不明白天地自然现象而诱发的对天地的敬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正是在天地自然现象的启示之下产生了“道”：其一，远古人们但见日月星辰、周天星河各自沿着各自的天道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围绕北天极有条不紊地旋转，千年万年“终古不忒”。于是古人以为天极是天之中央，是天帝之所在；日月星辰，不分明亮暗淡，不论远近疏密都自觉听命、卫护天帝。由此将日月星辰天道运行规律自觉引入人类社会，便引申出“有中方能序次”的正统、伦理观念。其二，远古人们但见天下万物生生不息、和谐共生。于是将这自然现象自觉引入人类社会，便引申出“有和方能容众”的和谐、包容理念。
引自天地大道的正统、伦理，和谐、包容理念，为原始社会的和谐大同，为阶级社会的君临天下，为几千年中华文化屹屹世界而永盛不衰，为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后世道、儒、法等诸子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和物象的基础。因其都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的天象地象和以和谐包容为其核心的大道理念，所以可称这为“昆仑和谐大道”，简称“和谐大道”。
那么有何证据证明和谐大道观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请看：其一，“中”“仑”“和”“协”“同”等与中和、中华、昆仑、伦理、和协、协同等义有关的象形文字都原创于伏羲时代昆仑丘，而“战”“争”“镇”、“压”“欺”“诈”等反面字词，甲骨文尤其首批象形文字中均未见；其二，伏羲等古帝王长期在昆仑丘观象测天，并由天道而引申出社會化管理的伦理之道，即由天道而人道；其三，和谐大道观唯生成于原始大同时代，唯生成于王都所在地，舍此时此地则无生成大道观之需求与环境。
以上之证据足以证明和谐大道观无疑本原于伏羲时代昆仑丘。
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华初始文明高度成熟的标志，是中国本土思想的开端，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体系的基石。但有学者称术数的出现才是文明时代的标志（《易经图典精华》），似有待商榷。
原始科学的出现，定居农业的形成，部落联盟的建立，象形文字的创生与应用，族外对偶婚与礼乐的出现和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社会化管理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六步必由之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是由人类童年时期的认知规律决定的。
不过因环境差异，任一民族都会有其特殊性。故所谓“文明六步”，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子。比如第一步以授时推历为代表的原始科学的出现，也许只适用于中华民族。第六步以和谐大道为代表的管理理念的形成，也许亦只适用于中华民族。但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放之古今皆准的真理。
然有学者称部落联盟必须在阶级社会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依仗武力才能产生，同时认为若干部落之间的管理不可能依靠和谐大道理念而应依仗武力。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到底哪一观点更切合文明时代标志，学界可进一步探讨。不过当私有制出现后，为少数人利益而发动不义的“争帝战争”（《淮南子·天文训》）和恣意镇压异族和本族民众之本身就是野蛮，永远不能称之为文明。而倡导和谐大道、协和天下、共同发展，则无论在任一历史时期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同样，认为国家的产生与城廓的出现才是文明时代标志的说法，亦有失偏颇。在此不妨对比一下部落联盟与国家的异同点：共同点是两者都脱离了血缘氏族制而进入到社会化管理；不同点是部落联盟为原始公社制，而早期国家为私有制。显然，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管理，抑或非血缘的社会化管理才是文明与野蛮的主要分界线，而公社制抑或私有制，只是社会化管理下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并非文明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愚昧的主要特征是不懂科学、没有文化；野蛮的主要特征是群婚、氏族血缘婚、恣意杀戮。
以上阐明了中华民族初始文明的六大标志，讨论了中华民族初始文明的产生机理和发展过程，明确了以正统、伦理，和谐、包容为核心的昆仑大道理念是中华文化之根柢。故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由上也就明确：中华文明肇启于公元前六千年而非公元前三千年；民族发祥地为王屋山区昆仑丘而非多源说；开创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是伏羲而非黄帝；第一个部落联盟是太皞部落而非华夏部落；最早的部落图腾是神龙而非天黿；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是以授时推历为代表的原始科学而非河图洛书；文明成熟的标志是和谐大道观的形成而非术数。同时还应宣称：八千年前发明的“授时推历”和“象形文字”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其意义丝毫不亚于传统的中国“四大发明”。而六大文明标志也好，两大发明也好，在王屋山区昆仑丘以外的其他地区皆未发现如此完整、系统的文化遗址、遗迹、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