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代性是评价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维度，云南两位诗人在写作中对此展开不同的路径探索，于坚通过拒绝隐喻而复活隐喻，李森则侧重于呈现事物的“自在”状态。二者均致力于清洗意识形态价值观对词的污染，把语词、事物从文化与意义价值的遮蔽中拯救出来，使其重获生命，以实现诗歌的当代性。
关键词：云南诗歌 当代性 路径探索
艺术的当代性是个复杂问题，很难用命题的形式阐释清楚。“从广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当代性，唐代有唐代的当代性，宋代有宋代的当代性；从狭义上说，当代性特指现代性之后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形态、艺术准则。”{1}即使是狭义的当代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内涵也有诸多差异。
基于此，李森对西方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性信条进行了概括：其一，反对建立在各种因果律条基础上的纯粹真理话语，倡导建立在“具体事象”基础上的“局部真实”和“真理性”话语；其二，反对文化建构和阐释的“深度模式”，倡导回归“事物”和“生活”的直观；其三，反对“总体论”“宏大叙事”的书写和阐释模式，倡导“具体叙事”“现象描写”和“细读”阐释。{2}这些信条亦适用于诗歌，下面，笔者简要分析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以及云南诗歌实现当代性的两种路径探索。
一、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
世间万物原本彼此依存又自在自足，随着文化的发展，事物被越来越厚的附着物包裹其上，人们再难看见它。实质上不是事物被覆盖，而是文化、观念、意识及种种隐喻蒙蔽了人们洞见事物存在的眼睛。
在集体升华的积习与氛围中，人们看见的更多是事物代表的文化符号。见到乌鸦就想到“枯藤老树”“不祥的预示”，见到大海，就想到自由（普希金《致大海》）、“海燕”（高尔基《海燕》），见到“太阳”，就想到毛主席，见到土地，就想起母亲的胸怀……乌鸦、大海、太阳、土地，这些事物已成为文化符号，人们说不出其存在，只能说出其文化。少有人相信，诗人笔下所写的太阳，就是天上那个自己也能看见的太阳；诗人写的黎明，就是自己每天都能感觉到天亮了的那个黎明。有人固执地认为，诗人一定言有所指，“这种追求意义和深度的说话方式，事实上是对存在本真的遗忘和漠视，它最终把人变成现存文化的奴隶，丧失活力和创造性。”{3}
一个词被反复使用之后，会成为陈词滥调，因为“词作为痕迹不可避免地是各种地域、时代、意识形态、权力和身体对其意义进行赋予和涂抹的产物”{4}，这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对词的污染。所以，需要把“词”从层层叠叠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发掘出来，洗去上面的文化、意义污垢。语词一旦脱离了与特定事物的直接联系，其意义就不再是特定语境的具体产物，而是从已有意义系统中孵化出来的衍生物。诗人可以通过规定上下文关系来规定词的不同意义，但诗人也不能确定，“具体文本所规定的词的意义一旦进入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公共语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有效的”{5}。毕竟，个人语境可以复活一个词，而复活的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力。所以，个人创造的语境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有效抵御公共语境对一个词的意义的类型化。
然而，写作并不是寻找生僻、罕见的词汇，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依靠不断发明新词来写作，只是在写作中要警惕、防止语词在不知不觉中被动获得意义，那是一种对语言缺乏反省的自动化写作。因此，“诗人重要的不是发现的能力，而是应用旧词的能力，陈词滥调通过他的舌头出来，已经复活如初”{6}。运用旧词的能力，也就是把词从文化和意义价值的层层遮蔽中挖掘出来，使之重新复活。要培养这种能力，诗人须擦亮眼睛，挣脱固有观念；须清洗语词，去除附着其上的层层积淀。这些要求与前文的当代性信条彼此呼应，可见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
二、实现诗歌当代性的路径探索
云南两位诗人从不同路径出发，以尝试清理语词，回到具体事物。于坚强调“拒绝隐喻”，观察置身其中的世界，诗就在我们看见的、感觉到的地方——就在那个场景中，或者说场景中的事物即是诗，其具体可感的在场写作和直接处理事物的直白、纯朴，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主张的“要事物，不要思想”具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李森则更侧重于让事物摆脱历史、文化、政治、道德等外在因素的遮蔽，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使事物返回自身，呈现其“自在”状态。
于坚试图复活隐喻，让诗歌回到具体、日常、朴素的生活，直接面对眼前的事物，这是一条拨开重重迷雾让事物重见天日的通往存在本身的秘密通道。这条道路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文化蒙蔽的眼睛看不见，诗人擦亮眼睛后看见了：
当一只乌鸦 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說的 只是一只乌鸦 正像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过一只鸽子/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 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它是一只快乐的 大嘴巴的乌鸦/在它的外面 世界只是臆造/只是一只乌鸦无边无际的灵感/你们 辽阔的天空和大地 辽阔之外的辽阔/你们 于坚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只乌鸦巢中的食物
——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0年）
于坚努力回到与世界、与“在”的第一次相遇，试图说出“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那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并用细节和场景中的真实一层层掀开“语言的老茧”，显现出“乌鸦”，完成对“乌鸦”的一次命名。这只“乌鸦”和“枯藤老树昏鸦”的“昏鸦”第一次出现时一样，光芒四射，让人动容。这只大嘴巴的“乌鸦”并不想吞灭那只经典的“昏鸦”，它只是“乌鸦”本身存在的另一种状态。但当这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被人们看见，慢慢化为人们心灵中“乌鸦”的经典形式，它也会死去，成为另一只“昏鸦”。
“乌鸦”是丰富的，意味无穷的，当人们只看得见“昏鸦”，只听得见不祥之声，那些没被看见的早晨的、中午的、夜晚的，或是饥饿的、落单的、衰老的“乌鸦”终将在诗人笔下出现。“乌鸦”永难穷尽，接下来，另一只潜伏在黑暗中即将显露出来了：
关键词：云南诗歌 当代性 路径探索
艺术的当代性是个复杂问题，很难用命题的形式阐释清楚。“从广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当代性，唐代有唐代的当代性，宋代有宋代的当代性；从狭义上说，当代性特指现代性之后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形态、艺术准则。”{1}即使是狭义的当代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内涵也有诸多差异。
基于此，李森对西方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性信条进行了概括：其一，反对建立在各种因果律条基础上的纯粹真理话语，倡导建立在“具体事象”基础上的“局部真实”和“真理性”话语；其二，反对文化建构和阐释的“深度模式”，倡导回归“事物”和“生活”的直观；其三，反对“总体论”“宏大叙事”的书写和阐释模式，倡导“具体叙事”“现象描写”和“细读”阐释。{2}这些信条亦适用于诗歌，下面，笔者简要分析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以及云南诗歌实现当代性的两种路径探索。
一、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
世间万物原本彼此依存又自在自足，随着文化的发展，事物被越来越厚的附着物包裹其上，人们再难看见它。实质上不是事物被覆盖，而是文化、观念、意识及种种隐喻蒙蔽了人们洞见事物存在的眼睛。
在集体升华的积习与氛围中，人们看见的更多是事物代表的文化符号。见到乌鸦就想到“枯藤老树”“不祥的预示”，见到大海，就想到自由（普希金《致大海》）、“海燕”（高尔基《海燕》），见到“太阳”，就想到毛主席，见到土地，就想起母亲的胸怀……乌鸦、大海、太阳、土地，这些事物已成为文化符号，人们说不出其存在，只能说出其文化。少有人相信，诗人笔下所写的太阳，就是天上那个自己也能看见的太阳；诗人写的黎明，就是自己每天都能感觉到天亮了的那个黎明。有人固执地认为，诗人一定言有所指，“这种追求意义和深度的说话方式，事实上是对存在本真的遗忘和漠视，它最终把人变成现存文化的奴隶，丧失活力和创造性。”{3}
一个词被反复使用之后，会成为陈词滥调，因为“词作为痕迹不可避免地是各种地域、时代、意识形态、权力和身体对其意义进行赋予和涂抹的产物”{4}，这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对词的污染。所以，需要把“词”从层层叠叠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发掘出来，洗去上面的文化、意义污垢。语词一旦脱离了与特定事物的直接联系，其意义就不再是特定语境的具体产物，而是从已有意义系统中孵化出来的衍生物。诗人可以通过规定上下文关系来规定词的不同意义，但诗人也不能确定，“具体文本所规定的词的意义一旦进入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公共语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有效的”{5}。毕竟，个人语境可以复活一个词，而复活的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力。所以，个人创造的语境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有效抵御公共语境对一个词的意义的类型化。
然而，写作并不是寻找生僻、罕见的词汇，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依靠不断发明新词来写作，只是在写作中要警惕、防止语词在不知不觉中被动获得意义，那是一种对语言缺乏反省的自动化写作。因此，“诗人重要的不是发现的能力，而是应用旧词的能力，陈词滥调通过他的舌头出来，已经复活如初”{6}。运用旧词的能力，也就是把词从文化和意义价值的层层遮蔽中挖掘出来，使之重新复活。要培养这种能力，诗人须擦亮眼睛，挣脱固有观念；须清洗语词，去除附着其上的层层积淀。这些要求与前文的当代性信条彼此呼应，可见实现诗歌当代性之必要。
二、实现诗歌当代性的路径探索
云南两位诗人从不同路径出发，以尝试清理语词，回到具体事物。于坚强调“拒绝隐喻”，观察置身其中的世界，诗就在我们看见的、感觉到的地方——就在那个场景中，或者说场景中的事物即是诗，其具体可感的在场写作和直接处理事物的直白、纯朴，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主张的“要事物，不要思想”具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李森则更侧重于让事物摆脱历史、文化、政治、道德等外在因素的遮蔽，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使事物返回自身，呈现其“自在”状态。
于坚试图复活隐喻，让诗歌回到具体、日常、朴素的生活，直接面对眼前的事物，这是一条拨开重重迷雾让事物重见天日的通往存在本身的秘密通道。这条道路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文化蒙蔽的眼睛看不见，诗人擦亮眼睛后看见了：
当一只乌鸦 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說的 只是一只乌鸦 正像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过一只鸽子/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 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它是一只快乐的 大嘴巴的乌鸦/在它的外面 世界只是臆造/只是一只乌鸦无边无际的灵感/你们 辽阔的天空和大地 辽阔之外的辽阔/你们 于坚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只乌鸦巢中的食物
——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0年）
于坚努力回到与世界、与“在”的第一次相遇，试图说出“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那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并用细节和场景中的真实一层层掀开“语言的老茧”，显现出“乌鸦”，完成对“乌鸦”的一次命名。这只“乌鸦”和“枯藤老树昏鸦”的“昏鸦”第一次出现时一样，光芒四射，让人动容。这只大嘴巴的“乌鸦”并不想吞灭那只经典的“昏鸦”，它只是“乌鸦”本身存在的另一种状态。但当这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被人们看见，慢慢化为人们心灵中“乌鸦”的经典形式，它也会死去，成为另一只“昏鸦”。
“乌鸦”是丰富的，意味无穷的，当人们只看得见“昏鸦”，只听得见不祥之声，那些没被看见的早晨的、中午的、夜晚的，或是饥饿的、落单的、衰老的“乌鸦”终将在诗人笔下出现。“乌鸦”永难穷尽，接下来，另一只潜伏在黑暗中即将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