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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影响中国年度文化人物
获奖： 贾平凹
提名：杜维明
提名：刘东
获奖理由
他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201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老生》中，他用陕西南部一个村庄中的人物和故事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变迁，这百年历史的流转、错动、无奈与澎湃，都在那座村庄的虚与实之间展露无遗。这部作品既有解剖当下病理的勇气，也有触碰历史根源的野心。它展现了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本体的追求，也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真相的探寻。
握笔写作40多年，这让贾平凹右手的几根指头上生着明显的老茧，他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产量至今很高。高产并未影响质量，近年来他每出一部新作都会受到广泛关注，他的小说在严肃文学的圈子里算是销量比较好的。
“你的书我都看过。”2014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文艺座谈会，会后习近平跟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握手，到贾平凹这里时，他这样说道。贾平凹跟习近平说，自己刚出了本新书，叫《老生》。
在《老生》的发布会上，他说着陕西话，有时主持人还得跟观众翻译几句。在这种会上，他得忍住不抽烟。回到酒店，两包烟摆在桌子上。每次自己点上，还不忘招呼记者。这些年来，他对记者显得随和，在采访快结束时，他还会问，“差不多了吧，够你写了。”
贾平凹来北京，下榻的酒店叫喜来登，这算是一种巧合。而早在20年前的《废都》里，他就写到了西京市的一个娱乐场所，也叫“喜来登”。西京是以西安为原型，主人公庄之蝶是当地的大作家，是“市宝”，而作者贾平凹本人也真的被当了几十年西安“市宝”。
贾平凹有时也不避讳地说，庄之蝶的原型就是自己。他甚至感慨现实的命运跟小说似的，比如他在书中写到出家当和尚的朋友，或者过世的朋友，《废都》出版之后，原型竟然也真的像书中写的一样了。
《废都》里的人有的疯了，有的死了，有的出家了，庄之蝶最后依然活得好好的。20年后，作家贾平凹依然活跃在文坛，虽然之前的确遭遇过批评，也经历了《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荣誉，但已过60岁的他至今也保持着创作热情。
在上一部《带灯》于2012年末出版时，那段时间他喜欢读《山海经》，甚至萌生过自己写本注解的书，“后来想想，精力不够就算了。”贾平凹说道。在读这部古书的几年里，贾平凹多次驱车从西安出发，进秦岭里走走，拜访终南山的隐士。
秦岭里有一个老人，是贾平凹朋友的亲戚。这老人很有威望，周围的寨子有红白喜事，他都会被请去做执事。又或者村中邻里间闹矛盾、兄弟分家什么的，有人还会用滑竿抬了这老人来主持。
贾平凹问这位老人，“你怎么如此德高望重呢？”后者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那么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老人家说，“没有私心偏见。”贾平凹后来认了这位老人为老师。后来，老人也成为了长篇小说《老生》中唱师的一部分原型。
摄影/刘彩霞
“写小说何尝不是在说公道话么？”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新书中，他写唱师的经历，以及唱师的所见所闻。作者不做任何个人评价，只是以白话、文言、方言以及从民间收集来的唱词去描述故事，并且也让《山海经》的部分原文及解读贯穿全书。
“清白与温暖，混乱和凄苦，以及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老生》中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有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贾平凹写了大致近百年的中国社会，他希望自己“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人情”。
而这一百年来，贾平凹刚好选取的是解放前、土改、“文革”、改革开放。“这四个阶段是社会的转型期，就像路在拐弯一样，容易发生很多事情，车过弯道要开小心一点，不然容易车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其实，中国的革命就是土地革命，社会不停在改，但还是那一块土地。”
他之前写过一本散文集，叫《一片土地》，该书中就写到：土改的时候分掉土地，给了农民去种地，公社化又收上来，改革开放又分下去，而如今城市建设又把农民的地征回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很多东西都是土地惹的事儿”。
贾平凹对土地是熟悉的，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读大学时就开始了在西安城里生活。“生在商周，活在西安”，他说这两个地方决定了自己的“品种”，同时也让他的写作有了特色。商周是乡下，西安是城市，“相互对比，容易了解城乡，而且把握住了两头，也易于把握当下中国”。
《商周》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村生活，《废都》里写到城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有些堕落的生活，《高兴》里写到新世纪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卖肾、拾破烂的生活，《古炉》写的是“文革”的动乱。
可以说，贾平凹之前的作品都是写某一个时期，而刚好《老生》来了一次“集合”，多个时期都写到，当然他还是写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村，从秦岭里的游击队写到土改分地、斗地主等，又写到改革开放后农村也在发生的“向钱看”，给农副产品打催长素等等。
在《老生》的最后部分，他写到了一场瘟疫，这是以SARS为原型。当时他了解到乡下的情况也确实如书中所述，“各个山区，那些从城里打工回来的人，村里人都拿着棍子阻挡，不准回家的人进村，就在外面找个山洞先把你隔离起来。”
而书中的主人公戏生，连同乡里的书记老余一起制造了“假老虎”事件，这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前几年发生在秦岭的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事件。 “周老虎那个地方，我还真去过，也找过他。”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来80年代的文学还有新闻的功能，但是现在社会发生任何事情，媒体都会在最短的时间把它曝光。”
上一部《带灯》，贾平凹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村官，其中不乏上访与截访等新闻里出现的真实故事。包括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余华《第七天》等，也都有采用社会新闻的素材。“这个社会透明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运用一些新闻事件，它避免不了的，主要是怎么用这个事。”贾平凹说道。
其实，贾平凹的作品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系并非从这一部《老生》才显露。在他之前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中，都能看得出作家对于中国现实的兴趣。无论是曾饱受争议的《废都》还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其实，贾平凹的写作都能精准地切入中国社会的肌理，而且也都在书写社会事件之外，将笔触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曾有人批评他对于人性幽暗之处的展现，但在展露之外，其实也都暗藏着拷问与悲悯。只不过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剧，很多现实事件本身愈发呈现出戏剧性。在贾平凹日后的作品中，尤其这部最新的《老生》中，那些事件被直接挪用之后就显得十分明显。
贾平凹作为一个熟悉并关照当下社会的作家，2014年8月底，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它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后，中国社会长期积攒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处于大转型期，一方面接受西方的东西多，日子好过之后更有了诉求，人觉醒之后更不满种种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信仰缺失、道德缺失、秩序松弛，追求权力和金钱，人变得浮躁、放纵，甚或极端。”
他也承认，这也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和土壤，并认为文学的批评精神在当下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老生》之后，他已经开始构思新作品。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他平时的会议很多，“你不去不行”，但他早就练就在一堆杂事中，还能专心写作的本事。
贾平凹提起过一个细节，他年轻那会儿在郊区住，买了台电视机，村里人都来看电视。“我就把电视放窗台上，让人在门外看，我就在窗户里面写作。”贾平凹说，“长期训练的结果。生活把你逼得只有这样。你如果说找个安静的环境，那你永远写不成东西，现在哪里还有安静的环境？”
获奖： 贾平凹
提名：杜维明
提名：刘东
获奖理由
他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201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老生》中，他用陕西南部一个村庄中的人物和故事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变迁，这百年历史的流转、错动、无奈与澎湃，都在那座村庄的虚与实之间展露无遗。这部作品既有解剖当下病理的勇气，也有触碰历史根源的野心。它展现了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本体的追求，也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真相的探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它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后，中国社会长期积攒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处于大转型期。
握笔写作40多年，这让贾平凹右手的几根指头上生着明显的老茧，他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产量至今很高。高产并未影响质量，近年来他每出一部新作都会受到广泛关注，他的小说在严肃文学的圈子里算是销量比较好的。
“你的书我都看过。”2014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文艺座谈会，会后习近平跟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握手，到贾平凹这里时，他这样说道。贾平凹跟习近平说，自己刚出了本新书，叫《老生》。
在《老生》的发布会上，他说着陕西话，有时主持人还得跟观众翻译几句。在这种会上，他得忍住不抽烟。回到酒店，两包烟摆在桌子上。每次自己点上，还不忘招呼记者。这些年来，他对记者显得随和，在采访快结束时，他还会问，“差不多了吧，够你写了。”
贾平凹来北京，下榻的酒店叫喜来登，这算是一种巧合。而早在20年前的《废都》里，他就写到了西京市的一个娱乐场所，也叫“喜来登”。西京是以西安为原型，主人公庄之蝶是当地的大作家，是“市宝”，而作者贾平凹本人也真的被当了几十年西安“市宝”。
“没有私心偏见”
贾平凹有时也不避讳地说，庄之蝶的原型就是自己。他甚至感慨现实的命运跟小说似的，比如他在书中写到出家当和尚的朋友，或者过世的朋友，《废都》出版之后，原型竟然也真的像书中写的一样了。
《废都》里的人有的疯了，有的死了，有的出家了，庄之蝶最后依然活得好好的。20年后，作家贾平凹依然活跃在文坛，虽然之前的确遭遇过批评，也经历了《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荣誉，但已过60岁的他至今也保持着创作热情。
在上一部《带灯》于2012年末出版时，那段时间他喜欢读《山海经》，甚至萌生过自己写本注解的书，“后来想想，精力不够就算了。”贾平凹说道。在读这部古书的几年里，贾平凹多次驱车从西安出发，进秦岭里走走，拜访终南山的隐士。
秦岭里有一个老人，是贾平凹朋友的亲戚。这老人很有威望，周围的寨子有红白喜事，他都会被请去做执事。又或者村中邻里间闹矛盾、兄弟分家什么的，有人还会用滑竿抬了这老人来主持。
贾平凹问这位老人，“你怎么如此德高望重呢？”后者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那么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老人家说，“没有私心偏见。”贾平凹后来认了这位老人为老师。后来，老人也成为了长篇小说《老生》中唱师的一部分原型。
“写小说何尝不是在说公道话么？”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新书中，他写唱师的经历，以及唱师的所见所闻。作者不做任何个人评价，只是以白话、文言、方言以及从民间收集来的唱词去描述故事，并且也让《山海经》的部分原文及解读贯穿全书。
“清白与温暖，混乱和凄苦，以及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老生》中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有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贾平凹写了大致近百年的中国社会，他希望自己“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人情”。
而这一百年来，贾平凹刚好选取的是解放前、土改、“文革”、改革开放。“这四个阶段是社会的转型期，就像路在拐弯一样，容易发生很多事情，车过弯道要开小心一点，不然容易车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其实，中国的革命就是土地革命，社会不停在改，但还是那一块土地。”
他之前写过一本散文集，叫《一片土地》，该书中就写到：土改的时候分掉土地，给了农民去种地，公社化又收上来，改革开放又分下去，而如今城市建设又把农民的地征回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很多东西都是土地惹的事儿”。
“现在哪里还有安静的环境”
贾平凹对土地是熟悉的，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读大学时就开始了在西安城里生活。“生在商周，活在西安”，他说这两个地方决定了自己的“品种”，同时也让他的写作有了特色。商周是乡下，西安是城市，“相互对比，容易了解城乡，而且把握住了两头，也易于把握当下中国”。
《商周》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村生活，《废都》里写到城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有些堕落的生活，《高兴》里写到新世纪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卖肾、拾破烂的生活，《古炉》写的是“文革”的动乱。
可以说，贾平凹之前的作品都是写某一个时期，而刚好《老生》来了一次“集合”，多个时期都写到，当然他还是写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村，从秦岭里的游击队写到土改分地、斗地主等，又写到改革开放后农村也在发生的“向钱看”，给农副产品打催长素等等。
在《老生》的最后部分，他写到了一场瘟疫，这是以SARS为原型。当时他了解到乡下的情况也确实如书中所述，“各个山区，那些从城里打工回来的人，村里人都拿着棍子阻挡，不准回家的人进村，就在外面找个山洞先把你隔离起来。”
而书中的主人公戏生，连同乡里的书记老余一起制造了“假老虎”事件，这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前几年发生在秦岭的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事件。 “周老虎那个地方，我还真去过，也找过他。”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来80年代的文学还有新闻的功能，但是现在社会发生任何事情，媒体都会在最短的时间把它曝光。”
上一部《带灯》，贾平凹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村官，其中不乏上访与截访等新闻里出现的真实故事。包括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余华《第七天》等，也都有采用社会新闻的素材。“这个社会透明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运用一些新闻事件，它避免不了的，主要是怎么用这个事。”贾平凹说道。
其实，贾平凹的作品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系并非从这一部《老生》才显露。在他之前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中，都能看得出作家对于中国现实的兴趣。无论是曾饱受争议的《废都》还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其实，贾平凹的写作都能精准地切入中国社会的肌理，而且也都在书写社会事件之外，将笔触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曾有人批评他对于人性幽暗之处的展现，但在展露之外，其实也都暗藏着拷问与悲悯。只不过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剧，很多现实事件本身愈发呈现出戏剧性。在贾平凹日后的作品中，尤其这部最新的《老生》中，那些事件被直接挪用之后就显得十分明显。
贾平凹作为一个熟悉并关照当下社会的作家，2014年8月底，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它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后，中国社会长期积攒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处于大转型期，一方面接受西方的东西多，日子好过之后更有了诉求，人觉醒之后更不满种种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信仰缺失、道德缺失、秩序松弛，追求权力和金钱，人变得浮躁、放纵，甚或极端。”
他也承认，这也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和土壤，并认为文学的批评精神在当下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老生》之后，他已经开始构思新作品。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他平时的会议很多，“你不去不行”，但他早就练就在一堆杂事中，还能专心写作的本事。
贾平凹提起过一个细节，他年轻那会儿在郊区住，买了台电视机，村里人都来看电视。“我就把电视放窗台上，让人在门外看，我就在窗户里面写作。”贾平凹说，“长期训练的结果。生活把你逼得只有这样。你如果说找个安静的环境，那你永远写不成东西，现在哪里还有安静的环境？”
贾平凹
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 《废都》 《古炉》等。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