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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注重在双边关系维度上观察德国对华政策，聚焦于德国对华政策如何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两者之间摇摆，而忽略了从国际秩序演变和德国崛起的大战略维度来分析德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在德国崛起的大战略中，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明显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中国是德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对华实施“建设性接触”战略，通过“接触”和“引导”中国，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了自身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充当“掮客”的身份，而现在德国崛起的目标已经由寻求成为“正常国家”转变为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因而中国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竞争的“对手”和身份认同的“他者”，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角色的对立面。而且，德国其实是将中美“对抗”、美国推行与中国“脱钩”的政策视为德国“崛起”的契机，德国因而有机会在西方世界填补美国出让的局部领导权真空，以成为西方价值观以及规范体系的首要代言人和西方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从而实现崛起。
当前国际体系“乱象丛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一方面，中国崛起和发挥全球性影响引发美国的猜忌和强烈反推效应，特别是特朗普时期，明确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先是挑起中美“贸易战”，继而宣称要与中国“脱钩”，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等领域“对抗”。特朗普所作所为的实质是放弃美国对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美国不仅缺乏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而且作为“守成国”破坏了由其自身发起建立并长期维护的国际规则，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威大大降低。
填补这一领导权真空并不需要建立强制性权力意义上的领导权，而是需要在国际秩序的规范和规则方面建立权威，德国和欧洲则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相比于美国等传统强国，德国和欧盟擅长通过思想和观念的力量以塑造其他行为体的价值观，利用规范传播来完成原本需要军事或者经济手段来实现的对外政策目标。正如德国外长马斯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美国政策和国际秩序的转变早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也将在新一届美国总统产生之后延续，而对德国和欧洲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欧盟必须在全球大国竞争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同时，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中，美国和中国显然都想拉住德國，这客观上也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中国向来重视德国和欧洲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维护世界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尤其注重发展中德关系为运筹中美关系创造条件。而在美国对华施压的过程中，即便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意识到德国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和欧盟国家的合作，美国将无法应对中国的挑战。
显然，中美“对抗”的趋势扩大了德国的战略空间，德国在维护西方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更加明显。在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一直希望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大国作用，但却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和主导国的限制。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显示，德国受到的国际体系束缚正在减少，而且在中美两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的同时，德国却在以另类方式实现更迅速地崛起。
2019年以来，德国积极参与全球外交，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极为高调，领导欧盟频频发声。与以前德国外交奉行“低调”“克制”原则明显不同的是，德国现在更加明确宣示大国雄心，要在“世界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这些都显示出德国想要抓住当前国际秩序出现领导权真空的契机，实现德国崛起的意愿。德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是要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其领导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捍卫西方秩序的规范、规则和理念基础上。
面对美国，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多次抨击美国背离“国际社会”，德国外长马斯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正是美国“逃避了维护西方秩序的责任”。而针对中国，德国政要则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以西方国家“发言人”的身份攻击中国。2017年，施泰因迈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称，西方国家恐惧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和美国的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是一个挑战”，不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而且也在意识形态方面。
与此同时，德国更加注重在欧盟内部的领导作用，加强整合欧盟的外交资源。长期以来，德国痛感欧盟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对外”，限制欧盟全球影响力的发挥。无论是面对美国的压力，还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德国认为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均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分裂”现象。然而，中美“对抗”的新格局对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对华政策都带来新的挑战，欧盟主要国家普遍认识到必须以此确定新的坐标系，因而加强欧洲内部整合的迫切性十分突出。因此，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义务就是“将欧洲团结在一起”。2020年以来，德国主导深化了欧盟27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非正式协调机制，2月在柏林首次召开了欧盟27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欧盟机构代表之间的对华政策协调会议。
德国转变对华政策的长远意图，其核心是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一方面代表西方对中国展现强硬，另一方面替代美国实施对华“接触”，并由此塑造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应对中国，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德国对华政策虽然目前只是在战略框架上的转变，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尚未明晰，但作为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意义。
对华实施“现实性接触”政策是德国成为西方国际秩序“领导者”和“维护者”的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而且会成为默克尔的“外交遗产”，由下一届德国政府继承发展，这将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将来不会仅仅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实现程度，而是会以西方整体立场作为坐标系来定位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基础。第二，中德合作的空间将受到“挤压”。中国打开欧洲市场和更好地获取欧洲资金和技术的需求也将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第三，德国的国际秩序观是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质是要中国多做“贡献”。就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德国利用多边机制束缚和规制中国的策略有时或许比强调双边路径的美国更有其难以对付之处。第四，德国和美国将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国因素在中德关系中的影响加大。
显然，德国对华政策转变将对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并非中国外交难以应对的挑战。首先，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不是全新的挑战，类似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一直都存在。无论是来自德国还是美国，其实质没有变化，而中国对此已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其次，中国未来对中德合作也将抱有更为现实的态度，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在难以合作的领域会对德国积极引导、巧妙斗争。再次，中国面对德国的战略优势依然十分明显：一方面，中国广阔和富有韧性的国内市场对德国企业有巨大吸引力，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德国经济的对华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仍可发挥“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德国对华战略的实施深受中美关系发展影响，中国致力于推动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将塑造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轨道。最后，德国追求西方领导权具有先天的权威“短板”，一旦德国崛起到自认为无须向法国“借权威”时，就将遭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制约，德国冀图领导欧盟对华政策的集体行动困境依然存在，中国仍可对之应对周旋。
（摘自《欧洲研究》）
一、中美“对抗”是德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际体系“乱象丛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一方面，中国崛起和发挥全球性影响引发美国的猜忌和强烈反推效应，特别是特朗普时期，明确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先是挑起中美“贸易战”，继而宣称要与中国“脱钩”，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等领域“对抗”。特朗普所作所为的实质是放弃美国对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美国不仅缺乏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而且作为“守成国”破坏了由其自身发起建立并长期维护的国际规则，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威大大降低。
填补这一领导权真空并不需要建立强制性权力意义上的领导权，而是需要在国际秩序的规范和规则方面建立权威，德国和欧洲则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相比于美国等传统强国，德国和欧盟擅长通过思想和观念的力量以塑造其他行为体的价值观，利用规范传播来完成原本需要军事或者经济手段来实现的对外政策目标。正如德国外长马斯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美国政策和国际秩序的转变早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也将在新一届美国总统产生之后延续，而对德国和欧洲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欧盟必须在全球大国竞争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同时，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中，美国和中国显然都想拉住德國，这客观上也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中国向来重视德国和欧洲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维护世界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尤其注重发展中德关系为运筹中美关系创造条件。而在美国对华施压的过程中，即便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意识到德国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和欧盟国家的合作，美国将无法应对中国的挑战。
显然，中美“对抗”的趋势扩大了德国的战略空间，德国在维护西方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更加明显。在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一直希望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大国作用，但却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和主导国的限制。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显示，德国受到的国际体系束缚正在减少，而且在中美两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的同时，德国却在以另类方式实现更迅速地崛起。
二、德国冀图抓住机遇
2019年以来，德国积极参与全球外交，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极为高调，领导欧盟频频发声。与以前德国外交奉行“低调”“克制”原则明显不同的是，德国现在更加明确宣示大国雄心，要在“世界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这些都显示出德国想要抓住当前国际秩序出现领导权真空的契机，实现德国崛起的意愿。德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是要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其领导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捍卫西方秩序的规范、规则和理念基础上。
面对美国，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多次抨击美国背离“国际社会”，德国外长马斯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正是美国“逃避了维护西方秩序的责任”。而针对中国，德国政要则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以西方国家“发言人”的身份攻击中国。2017年，施泰因迈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称，西方国家恐惧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和美国的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是一个挑战”，不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而且也在意识形态方面。
与此同时，德国更加注重在欧盟内部的领导作用，加强整合欧盟的外交资源。长期以来，德国痛感欧盟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对外”，限制欧盟全球影响力的发挥。无论是面对美国的压力，还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德国认为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均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分裂”现象。然而，中美“对抗”的新格局对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对华政策都带来新的挑战，欧盟主要国家普遍认识到必须以此确定新的坐标系，因而加强欧洲内部整合的迫切性十分突出。因此，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义务就是“将欧洲团结在一起”。2020年以来，德国主导深化了欧盟27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非正式协调机制，2月在柏林首次召开了欧盟27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欧盟机构代表之间的对华政策协调会议。
德国转变对华政策的长远意图，其核心是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一方面代表西方对中国展现强硬，另一方面替代美国实施对华“接触”，并由此塑造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应对中国，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德国对华政策虽然目前只是在战略框架上的转变，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尚未明晰，但作为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意义。
三、中德关系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
对华实施“现实性接触”政策是德国成为西方国际秩序“领导者”和“维护者”的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而且会成为默克尔的“外交遗产”，由下一届德国政府继承发展，这将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将来不会仅仅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实现程度，而是会以西方整体立场作为坐标系来定位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基础。第二，中德合作的空间将受到“挤压”。中国打开欧洲市场和更好地获取欧洲资金和技术的需求也将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第三，德国的国际秩序观是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质是要中国多做“贡献”。就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德国利用多边机制束缚和规制中国的策略有时或许比强调双边路径的美国更有其难以对付之处。第四，德国和美国将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国因素在中德关系中的影响加大。
显然，德国对华政策转变将对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并非中国外交难以应对的挑战。首先，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不是全新的挑战，类似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一直都存在。无论是来自德国还是美国，其实质没有变化，而中国对此已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其次，中国未来对中德合作也将抱有更为现实的态度，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在难以合作的领域会对德国积极引导、巧妙斗争。再次，中国面对德国的战略优势依然十分明显：一方面，中国广阔和富有韧性的国内市场对德国企业有巨大吸引力，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德国经济的对华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仍可发挥“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德国对华战略的实施深受中美关系发展影响，中国致力于推动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将塑造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轨道。最后，德国追求西方领导权具有先天的权威“短板”，一旦德国崛起到自认为无须向法国“借权威”时，就将遭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制约，德国冀图领导欧盟对华政策的集体行动困境依然存在，中国仍可对之应对周旋。
（摘自《欧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