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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东北抗日联军，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却很少有人知道张玉珩。其实早在1932年6月，时任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张玉珩，参与组建了我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通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亦称“磐石游击队”），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先驱者和创始人之一。
张玉珩（1901-1935），字德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人。1920年考入浙江大学，1923年毕业后回信阳从事教育工作，曾参加“二七”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豫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耳聆听过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等领导人的教诲。大革命失败后，担任首任中共汝南县委书记，曾与杨靖宇在汝（南）确（山）一带并肩战斗。1929年春，受中共豫南特委派遣，与杨靖宇先后赴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但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张玉珩在东北曾多次改姓易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人很少，他还有张汝恒（张如恒）、张玉衡、张振国、张敬山（张进山）、杨振江等多个名字。由于他高度近视，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所以许多人只记得他的绰号“张瞎子”。
受党组织派遣，赴东北开展地下工作
张玉珩在汝南水屯暴动中身份暴露，暴动失败后，不宜在当地继续工作，上级党组织决定派他去东北。
1929年春，张玉珩到达奉天（今沈阳），被满洲省委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台安县特支书记。张玉珩先后领导了台安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调查。满洲省委为避免损失，于1930年10月，将张玉珩调往吉林，任首任中共吉林县委书记。
中共吉林组织曾于1928年2月遭敌破坏，1930年3月恢复，有25名党员，所属基层组织都在农村，城内没有党的支部。张玉珩到达吉林后，很快打开工作局面，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党支部，还在丰满、青山子、江东、小城子等地开辟了新的工作区域，发展一批党团员，有的地方建立了支部或小组，有的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群众组织。
在城市，张玉珩致力于学运、工运和兵运工作的开展。在吉林当地党员纪儒林、车成惠等人的协助下，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李维民、姜成、纪春林等人入党，建立了城市工作的基础。1931年3月，张玉珩领导了省城学潮运动的开展，将反动教育厅长王伯康赶
下台。
为扩大党的影响，张玉珩又把目光投向工运和兵运。派李维民到吉林车站当工人，培养工人党员，开展工人运动；派纪儒林打入吉林驻军当兵，在士兵中发展党员，以便发动兵变，组织游击队。1931年夏，县委发动基层组织，搞到几支手枪，在双河镇一带建立了两支小型赤卫队，以保卫党的机关，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
1931年7月，“万宝山惨案”发生。张玉珩立即到汉族、朝鲜族农民中宣传事件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挑拨汉族、朝鲜族关系的阴谋，在群众中散发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惨案”给两民族劳苦群众书。他还以“中共吉林县委”名义，刻写大量传单在城乡散发，号召“汉、朝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县党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将吉林县委改为吉林特支，张玉珩不再担任特支书记，以省委驻吉林特派员身份指导吉林、长春两地工作。
这年秋天，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往哈尔滨，吉林特支的经费得不到保证，张玉珩时常交不上房租，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日伪宪兵、特务频繁查户口，张玉珩没有家庭掩护，又是河南口音，处境十分危险。为节省经费及张玉珩的安全，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张玉珩搬到地下党員李维民家居住。
在李维民家的这段时间，张玉珩白天外出与党团员接头，布置任务，晚上在李维民家刻写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因经费不足，无钱买油印机和钢板，张玉珩自己动手做了一架土油印机。李维民家中贫穷，很少烧火，屋内寒冷，墙角结满了冰霜。张玉珩坐的时间长了，浑身冰冷，于是起来踱踱步，搓搓手，活动一下冻得麻木的双腿，又赶快坐下埋头工作。李维民的母亲看他冻得实在可怜，东拼西凑地为他做了一件棉袄。张玉珩穿在身上，外罩一件旧棉袍，向李大娘鞠躬表示感谢。
张玉珩由于经常彻夜不眠，两眼布满血丝，眼球往外突起。李维民关心地劝他休息一下。张玉珩说纪念节日快到了，没有革命传单不行。
张玉珩担任特派员期间，以吉林特派员吉字第一号、第二号，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了吉林、长春两市的形势，详细汇报了群众工作、兵运工作的开展情况。由于张玉珩的正确指导，两市党的组织都有所发展。他培养当地干部做负责人，为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救国斗争打下良好基础。
辗转南满，组建工农反日义勇军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调张玉珩到南满党的领导核心——磐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按照县委分工，张玉珩主抓干部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他亲自到离明城不远的蛤蚂河子一带，领导当地农民举行了“四·三”反日大暴动，号召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公开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走狗”“汉族、朝鲜族人民联合起来”等行动口号，处决一批亲日派，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抗日热情。
为贯彻中共满洲省委组建工农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心县委指派张玉珩和杨君武（杨佐青）负责筹建磐石游击队。中心县委的自卫队和“打狗队”武器少、质量差，张玉珩和杨君武带领十几名队员，从伪军铁道守备队缴获十几只步枪。同时，共产党员孟洁民在伊通成功领导了张作霖旧部老七连哗变，又带来19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一些手榴弹，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游击队。
1932年6月4日，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在磐石东小金厂正式成立。张玉珩任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时张玉珩改名张振国，意在驰骋南满，重振国威。该游击队是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也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玉珩参与组建的这支游击队，之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带领下，有力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在此后两个月时间里，张玉珩和杨君武带领游击队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和汉奸，先后在磐石东郭家店袭击伪军骑兵、日伪“讨伐队”，俘虏敌军一个班，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马匹；在磐石东、磐石北支持群众的分粮斗争，镇压了五个恶霸地主，击退前来“围剿”的地主兵会（大排队），连战皆捷，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许多青年农民、铁路工人纷纷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员由30多人增加到50多人。
游击队的活动，使日伪当局大为震动，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他们一面派兵“围剿”游击队，一面散布谣言说“义勇军是高丽胡子”，妄图挑拨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派奸细打入游击队里做内应，伺机搞破坏。敌人的这些伎俩，没有引起张玉珩、杨君武以及中心县委的警觉。不久，混入游击队的奸细在郭家店打死数名骨干队员，蛊惑部分游击队员携械叛逃。6月9日，游击队又遭到地主兵会和土匪队的联合袭击，三名队员牺牲，政委杨君武负伤。游击队遭受的损失和挫折，让一些队员产生悲观情绪，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县委派张玉珩到省委去汇报，请求派得力军事干部整顿、指挥游击队。
为改变四面受敌的困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8月下旬，中心县委将游击队和有抗日倾向的常占山林队（土匪武装）暂时合并，任命常占为总队长，张玉珩为政委，下设三个大队，大队长由共产党员担任，牢牢掌握队伍的领
导权。
与常占合并后，有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配合宋国荣部攻打磐石县城，队员由此发展到100多人；一次是攻打伊通大地主何家大院，取得重大胜利，缴获几十支新枪和40多匹马。常占虽加入游击队，却匪性不改，借口战利品分配不均闹摩擦，暗地里同大土匪头子殿臣勾结，妄图吞并游击队。
就在这时，张玉珩从哈尔滨返回磐石，向中心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有关指示，中心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武装哗变同常占分离。10月21日，游击队抢先动手，打死常占的“二当家”（二号头目）和两个心腹，处决一个叛徒，同常占分道扬镳。游击队同常占分离后，没有恢复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名称，对外称“五洋”，由孟洁民任总队长，张玉珩任政委，把队伍带到桦甸县蜂蜜顶子、常山一带。
对游击队怎样发展，在何处立足，中心县委一时难以做出具体计划，这时有人主张占领吉林八区（旺起屯），便于补充给养。但队伍到达旺起屯时，受到红枪会阻击，为避免同群众发生武装冲突，“五洋”队又返回常山。在这种情况下，10月末，张玉珩再次受命去省委汇报情况，请省委给予指示。
张玉珩到哈尔滨后，省委已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指导，寻找磐石游击队，便将张玉珩留在省委。11月，游击队由杨靖宇接手领导，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军。
张玉珩在省委期间，冷静思考和总结磐石游击队的经验和教训，形成长达万字的书面报告《关于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详细报告了磐石的斗争形势、中心县委会议讨论情况以及游击队哗变的过程，为日后中共满洲省委制定武装抗日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转赴北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玉珩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对外称是道外祥泰铁工厂的管账先生，改名为张敬山（张进山），工友们称他张先生。张玉珩以该职业作掩护，在道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党的工作。
1933年4月30日晚，张玉珩约见哈尔滨机械分厂工人柴好和地下党员杨兆顺，对他们说：“五一节要到了，咱们得给鬼子点儿厉害瞧瞧。这些天日本鬼子天天抓人，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把人吓住。我们要让人民知道，共产党还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接着，张玉珩向他俩介绍了“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决定在哈尔滨火车站伪满洲建国纪念碑上，书写一幅醒目的反日标语，以震慑日伪当局，扩大反日宣传效果。
5月1日凌晨2点左右，张玉珩和杨兆顺来到火车站用油漆迅速在碑面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然后快速离开。清晨，上下火车的旅客和过往行人，看见这一标语，惊喜交加。
7月，张玉珩任哈尔滨市东区区委書记。中共满洲省委为宣传和扩大抗日影响，指示东区区委在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这在宪兵、汉奸和特务横行的情况下，无疑存在巨大风险，但张玉珩为了党的事业，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张玉珩召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和互济会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和分工。
7月30日中午12点，东区的党团员和三个群众团体的会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分工监视各自范围的警察、特务。共青团员小五点燃爆竹，张玉珩提着化装包，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激动地向群众高声讲话：“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了！我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我们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奴隶……”张玉珩的话音一落，队员们将抗日传单撒满会场。工人、学生和逛市场的市民被吸引来驻足观看，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着捡拾传单，将闻讯而至的警察、特务阻隔在会场之外。张玉珩迅速换好衣服，在同志们的接应下安全撤离。
张玉珩在东区工作期间，因工作繁忙辞去掩护职业，没有了经济收入，他把省委拨给的有限经费，全都用在了党的事业上，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1935年5月，省委把在哈尔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外地工作，张玉珩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改名杨振江，人称杨主任或“杨瞎子”。张玉珩辗转到达珠河县第三军根据地时，日军已经开始进行秋季大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保存实力，避开敌人的攻击，由军长赵尚志、政委李兆麟等率领，转移到松花江北汤原县的山区活动。张玉珩没有找到部队，跟随珠河县委的同志一起打游击。
8月2日，张玉珩同珠河县委书记鲍巨奎、宣传部长冯仲云等十多名同志，转移到珠河县娄家窝棚山脚下一家农户休息。中午，大家吃午饭时，遭到日军袭击，张玉珩高度近视，不熟地形，跑了一段路后，隐蔽在草丛中，被日军发现后用刺刀杀害，时年34岁。
张玉珩这位中共优秀党员，尚未来得及在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就英勇牺牲了。
张玉珩烈士牺牲距今已80多个春秋，他投身革命后，音讯全无，儿子病死，妻子不知所踪。他牺牲后也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忠骨也没有留下。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抗日英雄，2015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玉珩烈士名列其中；在他的家乡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他的故居被整修一新，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里的红色景点和信阳市红色教育基地；他的纪念碑坐落在黑龙江尚志市革命烈士陵园，与赵尚志、赵一曼两位抗日民族英雄相邻，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举行祭奠活动，以寄托对先烈的无尽哀思。（编辑 王雪）
作者：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处级纪检员
张玉珩（1901-1935），字德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人。1920年考入浙江大学，1923年毕业后回信阳从事教育工作，曾参加“二七”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豫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耳聆听过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等领导人的教诲。大革命失败后，担任首任中共汝南县委书记，曾与杨靖宇在汝（南）确（山）一带并肩战斗。1929年春，受中共豫南特委派遣，与杨靖宇先后赴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但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张玉珩在东北曾多次改姓易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人很少，他还有张汝恒（张如恒）、张玉衡、张振国、张敬山（张进山）、杨振江等多个名字。由于他高度近视，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所以许多人只记得他的绰号“张瞎子”。
受党组织派遣，赴东北开展地下工作
张玉珩在汝南水屯暴动中身份暴露，暴动失败后，不宜在当地继续工作，上级党组织决定派他去东北。
1929年春，张玉珩到达奉天（今沈阳），被满洲省委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台安县特支书记。张玉珩先后领导了台安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调查。满洲省委为避免损失，于1930年10月，将张玉珩调往吉林，任首任中共吉林县委书记。
中共吉林组织曾于1928年2月遭敌破坏，1930年3月恢复，有25名党员，所属基层组织都在农村，城内没有党的支部。张玉珩到达吉林后，很快打开工作局面，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党支部，还在丰满、青山子、江东、小城子等地开辟了新的工作区域，发展一批党团员，有的地方建立了支部或小组，有的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群众组织。
在城市，张玉珩致力于学运、工运和兵运工作的开展。在吉林当地党员纪儒林、车成惠等人的协助下，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李维民、姜成、纪春林等人入党，建立了城市工作的基础。1931年3月，张玉珩领导了省城学潮运动的开展，将反动教育厅长王伯康赶
下台。
为扩大党的影响，张玉珩又把目光投向工运和兵运。派李维民到吉林车站当工人，培养工人党员，开展工人运动；派纪儒林打入吉林驻军当兵，在士兵中发展党员，以便发动兵变，组织游击队。1931年夏，县委发动基层组织，搞到几支手枪，在双河镇一带建立了两支小型赤卫队，以保卫党的机关，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
1931年7月，“万宝山惨案”发生。张玉珩立即到汉族、朝鲜族农民中宣传事件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挑拨汉族、朝鲜族关系的阴谋，在群众中散发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惨案”给两民族劳苦群众书。他还以“中共吉林县委”名义，刻写大量传单在城乡散发，号召“汉、朝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县党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将吉林县委改为吉林特支，张玉珩不再担任特支书记，以省委驻吉林特派员身份指导吉林、长春两地工作。
这年秋天，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往哈尔滨，吉林特支的经费得不到保证，张玉珩时常交不上房租，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日伪宪兵、特务频繁查户口，张玉珩没有家庭掩护，又是河南口音，处境十分危险。为节省经费及张玉珩的安全，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张玉珩搬到地下党員李维民家居住。
在李维民家的这段时间，张玉珩白天外出与党团员接头，布置任务，晚上在李维民家刻写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因经费不足，无钱买油印机和钢板，张玉珩自己动手做了一架土油印机。李维民家中贫穷，很少烧火，屋内寒冷，墙角结满了冰霜。张玉珩坐的时间长了，浑身冰冷，于是起来踱踱步，搓搓手，活动一下冻得麻木的双腿，又赶快坐下埋头工作。李维民的母亲看他冻得实在可怜，东拼西凑地为他做了一件棉袄。张玉珩穿在身上，外罩一件旧棉袍，向李大娘鞠躬表示感谢。
张玉珩由于经常彻夜不眠，两眼布满血丝，眼球往外突起。李维民关心地劝他休息一下。张玉珩说纪念节日快到了，没有革命传单不行。
张玉珩担任特派员期间，以吉林特派员吉字第一号、第二号，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了吉林、长春两市的形势，详细汇报了群众工作、兵运工作的开展情况。由于张玉珩的正确指导，两市党的组织都有所发展。他培养当地干部做负责人，为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救国斗争打下良好基础。
辗转南满，组建工农反日义勇军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调张玉珩到南满党的领导核心——磐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按照县委分工，张玉珩主抓干部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他亲自到离明城不远的蛤蚂河子一带，领导当地农民举行了“四·三”反日大暴动，号召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公开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走狗”“汉族、朝鲜族人民联合起来”等行动口号，处决一批亲日派，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抗日热情。
为贯彻中共满洲省委组建工农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心县委指派张玉珩和杨君武（杨佐青）负责筹建磐石游击队。中心县委的自卫队和“打狗队”武器少、质量差，张玉珩和杨君武带领十几名队员，从伪军铁道守备队缴获十几只步枪。同时，共产党员孟洁民在伊通成功领导了张作霖旧部老七连哗变，又带来19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一些手榴弹，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游击队。
1932年6月4日，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在磐石东小金厂正式成立。张玉珩任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时张玉珩改名张振国，意在驰骋南满，重振国威。该游击队是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也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玉珩参与组建的这支游击队，之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带领下，有力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在此后两个月时间里，张玉珩和杨君武带领游击队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和汉奸，先后在磐石东郭家店袭击伪军骑兵、日伪“讨伐队”，俘虏敌军一个班，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马匹；在磐石东、磐石北支持群众的分粮斗争，镇压了五个恶霸地主，击退前来“围剿”的地主兵会（大排队），连战皆捷，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许多青年农民、铁路工人纷纷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员由30多人增加到50多人。
游击队的活动，使日伪当局大为震动，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他们一面派兵“围剿”游击队，一面散布谣言说“义勇军是高丽胡子”，妄图挑拨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派奸细打入游击队里做内应，伺机搞破坏。敌人的这些伎俩，没有引起张玉珩、杨君武以及中心县委的警觉。不久，混入游击队的奸细在郭家店打死数名骨干队员，蛊惑部分游击队员携械叛逃。6月9日，游击队又遭到地主兵会和土匪队的联合袭击，三名队员牺牲，政委杨君武负伤。游击队遭受的损失和挫折，让一些队员产生悲观情绪，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县委派张玉珩到省委去汇报，请求派得力军事干部整顿、指挥游击队。
为改变四面受敌的困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8月下旬，中心县委将游击队和有抗日倾向的常占山林队（土匪武装）暂时合并，任命常占为总队长，张玉珩为政委，下设三个大队，大队长由共产党员担任，牢牢掌握队伍的领
导权。
与常占合并后，有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配合宋国荣部攻打磐石县城，队员由此发展到100多人；一次是攻打伊通大地主何家大院，取得重大胜利，缴获几十支新枪和40多匹马。常占虽加入游击队，却匪性不改，借口战利品分配不均闹摩擦，暗地里同大土匪头子殿臣勾结，妄图吞并游击队。
就在这时，张玉珩从哈尔滨返回磐石，向中心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有关指示，中心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武装哗变同常占分离。10月21日，游击队抢先动手，打死常占的“二当家”（二号头目）和两个心腹，处决一个叛徒，同常占分道扬镳。游击队同常占分离后，没有恢复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名称，对外称“五洋”，由孟洁民任总队长，张玉珩任政委，把队伍带到桦甸县蜂蜜顶子、常山一带。
对游击队怎样发展，在何处立足，中心县委一时难以做出具体计划，这时有人主张占领吉林八区（旺起屯），便于补充给养。但队伍到达旺起屯时，受到红枪会阻击，为避免同群众发生武装冲突，“五洋”队又返回常山。在这种情况下，10月末，张玉珩再次受命去省委汇报情况，请省委给予指示。
张玉珩到哈尔滨后，省委已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指导，寻找磐石游击队，便将张玉珩留在省委。11月，游击队由杨靖宇接手领导，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军。
张玉珩在省委期间，冷静思考和总结磐石游击队的经验和教训，形成长达万字的书面报告《关于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详细报告了磐石的斗争形势、中心县委会议讨论情况以及游击队哗变的过程，为日后中共满洲省委制定武装抗日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转赴北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玉珩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对外称是道外祥泰铁工厂的管账先生，改名为张敬山（张进山），工友们称他张先生。张玉珩以该职业作掩护，在道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党的工作。
1933年4月30日晚，张玉珩约见哈尔滨机械分厂工人柴好和地下党员杨兆顺，对他们说：“五一节要到了，咱们得给鬼子点儿厉害瞧瞧。这些天日本鬼子天天抓人，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把人吓住。我们要让人民知道，共产党还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接着，张玉珩向他俩介绍了“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决定在哈尔滨火车站伪满洲建国纪念碑上，书写一幅醒目的反日标语，以震慑日伪当局，扩大反日宣传效果。
5月1日凌晨2点左右，张玉珩和杨兆顺来到火车站用油漆迅速在碑面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然后快速离开。清晨，上下火车的旅客和过往行人，看见这一标语，惊喜交加。
7月，张玉珩任哈尔滨市东区区委書记。中共满洲省委为宣传和扩大抗日影响，指示东区区委在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这在宪兵、汉奸和特务横行的情况下，无疑存在巨大风险，但张玉珩为了党的事业，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张玉珩召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和互济会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和分工。
7月30日中午12点，东区的党团员和三个群众团体的会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分工监视各自范围的警察、特务。共青团员小五点燃爆竹，张玉珩提着化装包，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激动地向群众高声讲话：“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了！我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我们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奴隶……”张玉珩的话音一落，队员们将抗日传单撒满会场。工人、学生和逛市场的市民被吸引来驻足观看，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着捡拾传单，将闻讯而至的警察、特务阻隔在会场之外。张玉珩迅速换好衣服，在同志们的接应下安全撤离。
张玉珩在东区工作期间，因工作繁忙辞去掩护职业，没有了经济收入，他把省委拨给的有限经费，全都用在了党的事业上，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1935年5月，省委把在哈尔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外地工作，张玉珩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改名杨振江，人称杨主任或“杨瞎子”。张玉珩辗转到达珠河县第三军根据地时，日军已经开始进行秋季大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保存实力，避开敌人的攻击，由军长赵尚志、政委李兆麟等率领，转移到松花江北汤原县的山区活动。张玉珩没有找到部队，跟随珠河县委的同志一起打游击。
8月2日，张玉珩同珠河县委书记鲍巨奎、宣传部长冯仲云等十多名同志，转移到珠河县娄家窝棚山脚下一家农户休息。中午，大家吃午饭时，遭到日军袭击，张玉珩高度近视，不熟地形，跑了一段路后，隐蔽在草丛中，被日军发现后用刺刀杀害，时年34岁。
张玉珩这位中共优秀党员，尚未来得及在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就英勇牺牲了。
张玉珩烈士牺牲距今已80多个春秋，他投身革命后，音讯全无，儿子病死，妻子不知所踪。他牺牲后也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忠骨也没有留下。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抗日英雄，2015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玉珩烈士名列其中；在他的家乡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他的故居被整修一新，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里的红色景点和信阳市红色教育基地；他的纪念碑坐落在黑龙江尚志市革命烈士陵园，与赵尚志、赵一曼两位抗日民族英雄相邻，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举行祭奠活动，以寄托对先烈的无尽哀思。（编辑 王雪）
作者：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处级纪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