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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建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的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主义、激进主义的大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10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 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将这个大事件与建国相提并论。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右派”获得平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科技迎来了春天、教育迎来了春天、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
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1/10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
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郁闷的中国人》 作者：梁晓声）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的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主义、激进主义的大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10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 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将这个大事件与建国相提并论。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右派”获得平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科技迎来了春天、教育迎来了春天、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
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1/10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
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郁闷的中国人》 作者：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