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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山东聊城朝城镇农民工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政府“劳动技能免费培训项目”对电气焊工、电路安装维修工、家政服务员和厨师4种职业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从收入、工作时间、养老保险和就业稳定性4个维度来看，培训对电气焊工的收入影响最大、对厨师的工作时间影响最大、对家政服务员的养老保险获得及就业稳定性影响最大。加大培训宣传力度、灵活调整培训时间和健全培训体系，有利于政府下一步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农民工;技能培训;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4-0043-06
一、 问题提出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耕作方式转变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实现就业。城镇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方面的限制，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尽管一些城市存在“用工荒”现象，但农民工仍然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2003年农业部等六部委颁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为更好地贯彻这一规划，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布了《山东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2014-2018）》。朝城镇作为山东省莘县的人口大镇，从2017年5月至今，共组织了6期农民工劳动技能免费培训，每期持续60天，并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单人单桌的严格考核，为考核通过的人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Schultz）认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远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经济回报，这在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上有很好的体现[1]。但是舒尔茨的这一理论更偏重宏观分析，缺乏相关的微观研究。贝克尔（Becker）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拓展，运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收入和物质收入[2]。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政府培训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技术素质[3]，提高农民工成为技术工人的概率，从而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空间，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4]。程萍等人对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农村住户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参加培训的农户收益为19.29%，远高于未参加培训农户的收益（12.88%）[5]。李静等人基于对宁夏农户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弱化：培训初期培训组的收入比非培训组高10%左右，但3年之后培训组的收入仅比非培訓组高约4%[6]。谢佳春等人对云南2006-2008年纵向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是动态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增幅会下降[7]。关于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刘万霞研究发现，政府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8]。赵黎明认为，培训内容的有效性和通过培训获得的技术水平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满意度成正相关[9]。苏兆斌、孔微巍分析了职业培训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培训对这三个层面均存在积极影响[10]。樊茜等人将就业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指标，认为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11]。现有文献偏重研究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相对缺少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调研发现，由于朝城镇富余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人选择参加电气焊工、家政服务员、电路安装维修工以及厨师的培训，因此，政府培训主要围绕这4个职业展开。根据对朝城镇农民工的调研数据，本文研究了培训对这4个职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指标，由多个指标构成。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就业质量指数与不同维度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在就业质量测量维度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以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文件中都使用了月均收入、劳动保险、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4个指标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特征。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法律意识，很少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就业稳定性差。考虑到农民工劳动合同的低签订率与工作的高流动性，本研究选择用“两年内是否有工作转换”替代“是否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衡量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此外，选择用“日工作时间”替代“周工作时间”，衡量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这是因为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加班情况，日工作时间能更清楚地反映农民工的工作强度。综上，本研究选择收入、工作时间、养老保险以及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测量维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本研究中的自变量选取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培训状况、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土地数量，工作特征包括务工地点、工作获取途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
（二）就业质量指数与模型构建
1.就业质量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使用莱施克（Leschke）和瓦特（Watt）[12]构建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来测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其公式见（1）（2）。公式（1）为就业质量正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公式（2）为就业质量负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在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多维度指标后，进一步计算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本研究使用格林（Green）和穆斯塔法（Mostafa）[13]构建的测量框架，采用等权平均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获得客观就业质量指数，见公式（3）。 Xijnor =（Xij - minj）/（maxj-minj）
关键词 农民工;技能培训;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4-0043-06
一、 问题提出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耕作方式转变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实现就业。城镇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方面的限制，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尽管一些城市存在“用工荒”现象，但农民工仍然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2003年农业部等六部委颁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为更好地贯彻这一规划，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布了《山东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2014-2018）》。朝城镇作为山东省莘县的人口大镇，从2017年5月至今，共组织了6期农民工劳动技能免费培训，每期持续60天，并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单人单桌的严格考核，为考核通过的人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Schultz）认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远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经济回报，这在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上有很好的体现[1]。但是舒尔茨的这一理论更偏重宏观分析，缺乏相关的微观研究。贝克尔（Becker）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拓展，运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收入和物质收入[2]。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政府培训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技术素质[3]，提高农民工成为技术工人的概率，从而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空间，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4]。程萍等人对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农村住户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参加培训的农户收益为19.29%，远高于未参加培训农户的收益（12.88%）[5]。李静等人基于对宁夏农户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弱化：培训初期培训组的收入比非培训组高10%左右，但3年之后培训组的收入仅比非培訓组高约4%[6]。谢佳春等人对云南2006-2008年纵向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是动态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增幅会下降[7]。关于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刘万霞研究发现，政府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8]。赵黎明认为，培训内容的有效性和通过培训获得的技术水平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满意度成正相关[9]。苏兆斌、孔微巍分析了职业培训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培训对这三个层面均存在积极影响[10]。樊茜等人将就业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指标，认为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11]。现有文献偏重研究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相对缺少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调研发现，由于朝城镇富余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人选择参加电气焊工、家政服务员、电路安装维修工以及厨师的培训，因此，政府培训主要围绕这4个职业展开。根据对朝城镇农民工的调研数据，本文研究了培训对这4个职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指标，由多个指标构成。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就业质量指数与不同维度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在就业质量测量维度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以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文件中都使用了月均收入、劳动保险、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4个指标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特征。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法律意识，很少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就业稳定性差。考虑到农民工劳动合同的低签订率与工作的高流动性，本研究选择用“两年内是否有工作转换”替代“是否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衡量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此外，选择用“日工作时间”替代“周工作时间”，衡量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这是因为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加班情况，日工作时间能更清楚地反映农民工的工作强度。综上，本研究选择收入、工作时间、养老保险以及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测量维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本研究中的自变量选取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培训状况、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土地数量，工作特征包括务工地点、工作获取途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
（二）就业质量指数与模型构建
1.就业质量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使用莱施克（Leschke）和瓦特（Watt）[12]构建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来测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其公式见（1）（2）。公式（1）为就业质量正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公式（2）为就业质量负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在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多维度指标后，进一步计算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本研究使用格林（Green）和穆斯塔法（Mostafa）[13]构建的测量框架，采用等权平均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获得客观就业质量指数，见公式（3）。 Xijnor =（Xij - minj）/（maxj-mi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