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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仁德（Randolph C.Sailer），美国费城人，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来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简称“燕大”）心理学系。
夏仁德一直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保护学生。
夏仁德的家在燕大未名湖临近水塔的一个幽静的小庭院，当时，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
1935年，许德珩、杨秀峰、齐燕铭、徐冰等同志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夏仁德了解到许德珩他们的困难后，主动把自己家的小客厅借作会场。
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燕大学生运动骨干黄华、陈翰伯、龚普生等经常去夏仁德家。夏仁德非常慷慨，他把自己家后门和房间的钥匙交给学生们，让他们自由进去开会，密议救亡工作。
陈翰伯回忆说：“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1936年1月，刘少奇派林枫给清华、燕大的学生党员黄华、蒋南翔、牛荫冠等讲解有关党的知识，如民主集中制等，也都是在夏仁德家进行的。
1937年初，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也是在夏仁德的客厅里给燕大20多名进步同学介绍此行收获，让大家翻看他刚刚写成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初稿和200多张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还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小
电影。
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夏仁德就腾出家中的贮藏室帮助存放待运给敌后根据地的医药用品。
夏仁德休假回美，还和一些美国朋友在纽约第五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
从1940年起，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夏仁德负责主持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大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任委员会副主席，是夏仁德的得力
助手。
燕大的主要目标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则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大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大挑选了三批共十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其中，夏仁德居功至伟。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查封。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来不及脱身，被日军逮捕。
关于夏仁德被捕经过，当时燕大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毕生难忘。
那天早上，教务处职员匆匆赶到教室宣布下课，教室里的赵凤章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按学校的要求到大礼堂集中开会，而是心急如焚地与地下组织联系，火速转移一批“禁书”和文件进行销毁。
当这一切料理停当，回到宿舍，他才想起一件事：几天前，自己曾将一个装满了“民先队”内部资料的柳条箱交由夏仁德保管，至于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夏先生还不知道。一旦日军从他手里得到这个箱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儿，赵凤章大脑“嗡”地一响，全身直冒冷汗，一溜烟从宿舍三楼冲到一楼，然而，传达室的一名工友却迎面把他拦住了：“赵先生，你要到哪儿？”“有急事，快让开！”赵凤章粗暴地将他推开，拔腿要继续飞奔，工友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襟，说：“传达室里有你的电话。”是谁呢？赵凤章只好转身闯入传达室，极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话筒里传来的正是夏仁德的声音，夏仁德当头一句竟然是：“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强压着怦怦直跳的心，用英语急切地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您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被夏仁德烧了，赵凤章等人躲过了劫难，夏仁德却为此被捕了。
1942年夏，夏仁德被转到北平东交民巷。
1943年3月，夏仁德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他才回到美国。
1945年夏，夏仁德得到许可又回到在成都的燕大。1946年经西安、上海回到海淀燕园，任燕大教育系主任。1950年夏仁德返美，1963年退休。1973年4月，夏仁德夫妇得到邀请回中国作客，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欢迎了他们。
（摘自《隐忍与抗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有删减）
夏仁德一直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保护学生。
夏仁德的家在燕大未名湖临近水塔的一个幽静的小庭院，当时，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
1935年，许德珩、杨秀峰、齐燕铭、徐冰等同志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夏仁德了解到许德珩他们的困难后，主动把自己家的小客厅借作会场。
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燕大学生运动骨干黄华、陈翰伯、龚普生等经常去夏仁德家。夏仁德非常慷慨，他把自己家后门和房间的钥匙交给学生们，让他们自由进去开会，密议救亡工作。
陈翰伯回忆说：“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1936年1月，刘少奇派林枫给清华、燕大的学生党员黄华、蒋南翔、牛荫冠等讲解有关党的知识，如民主集中制等，也都是在夏仁德家进行的。
1937年初，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也是在夏仁德的客厅里给燕大20多名进步同学介绍此行收获，让大家翻看他刚刚写成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初稿和200多张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还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小
电影。
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夏仁德就腾出家中的贮藏室帮助存放待运给敌后根据地的医药用品。
夏仁德休假回美，还和一些美国朋友在纽约第五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
从1940年起，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夏仁德负责主持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大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任委员会副主席，是夏仁德的得力
助手。
燕大的主要目标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则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大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大挑选了三批共十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其中，夏仁德居功至伟。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查封。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来不及脱身，被日军逮捕。
关于夏仁德被捕经过，当时燕大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毕生难忘。
那天早上，教务处职员匆匆赶到教室宣布下课，教室里的赵凤章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按学校的要求到大礼堂集中开会，而是心急如焚地与地下组织联系，火速转移一批“禁书”和文件进行销毁。
当这一切料理停当，回到宿舍，他才想起一件事：几天前，自己曾将一个装满了“民先队”内部资料的柳条箱交由夏仁德保管，至于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夏先生还不知道。一旦日军从他手里得到这个箱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儿，赵凤章大脑“嗡”地一响，全身直冒冷汗，一溜烟从宿舍三楼冲到一楼，然而，传达室的一名工友却迎面把他拦住了：“赵先生，你要到哪儿？”“有急事，快让开！”赵凤章粗暴地将他推开，拔腿要继续飞奔，工友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襟，说：“传达室里有你的电话。”是谁呢？赵凤章只好转身闯入传达室，极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话筒里传来的正是夏仁德的声音，夏仁德当头一句竟然是：“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强压着怦怦直跳的心，用英语急切地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您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被夏仁德烧了，赵凤章等人躲过了劫难，夏仁德却为此被捕了。
1942年夏，夏仁德被转到北平东交民巷。
1943年3月，夏仁德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他才回到美国。
1945年夏，夏仁德得到许可又回到在成都的燕大。1946年经西安、上海回到海淀燕园，任燕大教育系主任。1950年夏仁德返美，1963年退休。1973年4月，夏仁德夫妇得到邀请回中国作客，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欢迎了他们。
（摘自《隐忍与抗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