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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之余,这样丰盛的创作实在令人惊叹。作为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实在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她举例说,她跟丈夫宇文所安(即Stephen Owen)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
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中,对文学稍有喜好者,少有不知道田晓菲的。张爱玲有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说这话的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她一鸣惊人的《沉香屑 ·第一香炉》时23岁。这话被80年代后的作家们演绎得更是淋漓尽致,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同样年轻的面孔出现在文坛上,并成为了一种文化或是社会现象。但这些人出名时的年龄比起田晓菲的少年成名来,都不算太早。
田晓菲,1971年生,6岁习古诗,古今中外,阅读颇丰。1985年经过北京大学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而当时年仅14岁的她,以与生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已出版两本诗集,名动天下,真正是少年成名。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田晓菲已是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年轻学者了,不时有佳作问世,显示了她深厚的知识积淀。让人惊讶于她的才情之余,更惊叹于她学者的严谨与智慧,以及她勤奋踏实走过的每一步。从北大毕业后,田晓菲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柯盖特大学、康奈尔大学教书,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文字的芳香之旅
有评论称田晓菲今年出版的《赭城》是国内盛夏书市的一股清泉。赭城是“阿尔罕布拉”(Alhambra)的意译,它来自阿拉伯语的“al-Qalat al-Hamra”,意即红色的城堡。它坐落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一座独立于格拉纳达的皇城,一系列依倚山势迤逦起伏的宫殿与花园,一处融合了自然风景的美丽和浪漫悠久历史的建筑奇观”。它古老沧桑的容颜吸引了无数朝拜者。赭城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座用文字筑造的城池,在300年来的欧美文学中,激起了众多作家与艺术家的想象。
建筑在纸上的田晓菲的《赭城》是一部游记,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的游记”,因为里面穿插着对西班牙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两年前,田晓菲在赭城,因为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西班牙之行中拍摄于塞维拉的60多张照片昙花一样凋谢。于是,她用文字构筑了一座《赭城》,一座永远存在于记忆中的梦中之城,一座美轮美奂的想象之城。
比较起当下喧嚣的图书市场来说,这确实是一部让人沉浸的书,既是在文字上进行的地理旅行,又是一次文学的游历,田晓菲带我们穿梭于历史与现实,揭示不朽之美、旅行之美、建筑之美、文字之美。正是由于读这本书,引发了本刊记者对她的创作和生活的越洋采访。
其实,此书之前,田晓菲的《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秋水堂论金瓶梅》等作品,也都在学界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她对《金瓶梅》的解读,从金瓶梅中读出“慈悲”二字,显示出她中西方宽容的更广阔的视野。她把《金瓶梅》比作“一枝倒插的梅花”:很多读者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枝干，那丑陋的,不体面的所在;而深藏在瓶底的梅花,却无端地浪费了它寒气逼人的芬芳。自问世以来,《金瓶梅》在主流话语圈就被当成一部淫书,少儿不宜,成年人也读得遮遮掩掩。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田晓菲在《金瓶梅》中读到了慈悲与宽广,她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成人小说:少年人处世,什么都看作黑白分明,这样的纯粹,无法持久,也缺乏对人性的了解和同情。她说,“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接受本刊采访时,她正忙于给《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收尾,中华书局即将出版这本书,其英文书稿已于2005年出版,这同样是令人期待的,她的作品总是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下面不同寻常的美丽,读她的文字,也总是一次次的芳香之旅。
在授课之余,这样丰盛的创作实在令人惊叹。作为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实在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她举例说,她跟丈夫宇文所安(即Stephen Owen)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我和所安都喜欢扎实的基础,进行大量资料考证,然后结合深刻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这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如果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学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才华加勤奋,两人在比较文学界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就不足为怪了。
提起田晓菲也不能不提到她的先生Stephen Owen,宇文所安的是他的中文名字。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田晓菲是同事,著名汉学家,在中美比较文学界享有盛名。
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两人终于结为百年之好。“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音,这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田晓菲的《赭城》扉页上写着:“这部书,我把它献给所安:我的旅伴。”而宇文所安在为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所写的序言《绣像本〈金瓶梅〉的慈悲》中,也可以读出两人精神上的接近。感觉到他们的默契与理解,以及共同的学术追求。
面对这些著作,面对她取得的成绩以及人生态度,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但想到她的年龄,这样一个年轻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能够在这些领域都有如此丰富的积累,你会相信,她还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更大的惊喜。
只有时间真正能检验一部作品的质量
《华人世界》:您对少年成名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少年成名对您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田晓菲: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曾经在日记里写下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怎样做一个让人尊敬的人。但是,这些问题里并不包括“怎样成为一个名人”。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两者是很不同的,而且我觉得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
小时的出名不是我自己追求的,因此,当时就把这些看得很淡,也常常对“出名”之后必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感到厌烦。但是作为孩子,身不由己,又能怎样呢？是的,出名可以带来一些机遇,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比起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来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把这件事做好,在其中得到乐趣。这一点做到了,其他的尽可以任其自然,早成名晚成名都没有关系:这一点做不到,一时的声名也终归会因为没有坚实的底子而成为过眼烟云。
在我看来,终生保持对生命的欲望、旺盛的创造力和不断超越自己的能力,比三五年的辉煌困难得多。如果一个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写了些一鸣惊人的东西,后来就黯淡下去,终其一生都被这些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所定义,那么,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是很悲哀的。
《华人世界》:感觉您现在更多的身份是学者,平常还写诗歌吗?诗人与学者应该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身份,能游刃有余出入其间的人并不多。读您一些作品,如《赭城》,字里行间都可以感觉到诗情的流露,可以说诗人才情对学术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系统的学院的文学训练,对您的诗歌创作是否会有干扰?
田晓菲:我还写诗,将来准备结集。我也会写其他种类的东西。我其实不太喜欢“身份”的说法,“身份”好像传统戏剧中的角色:老生就是老生,花旦就是花旦。对于现实生活中一个欲望与爱好都很多的人来说,这些身份和角色的限制性太强了。而且,这种身份限制其实是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专业化”的产物—很久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画家,这些我们现在看来互相矛盾的“身份”,曾经都可以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也还是可能的。诗歌确实需要想象力和灵感,但学术研究同样需要想象力和灵感。哪怕身为一个鞋匠,要想做一个出色的鞋匠,想象力都是至为重要的。而诗人、学者和鞋匠,没有本质的不同。
《华人世界》:您在哈佛东亚系具体教授什么课程?创作和教学在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各有多少?
田晓菲:我教授的研究生课以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六朝文学为主,同时也教授少量现代文学与文化的本科生课。
哈佛在美国有一个不幸的名声,就是教授不太关心学生,只关心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际上是很错误的想法。也许个别系、个别老师是这样,我做学生时,也确实遇见过这样的教授;但是大多数教授都对学生非常尽责,现在我身边的同事们就都很关注教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学生身上花的时间非常多。我们在学期当中,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教书、学生以及参与各种系务上,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寒假又很短,只有到暑假和休学术假时才有机会做研究、写东西,所以这些学术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华人世界》:谈谈您的先生宇文所安吧,你们两人的名字有什么典故吗(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您身在美国,用中文和英文写作,思考时用哪种语言呢?您的先生是美国人,平常有没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尴尬?
田晓菲:我喜欢庄子,特别是庄子的《秋水》篇。宇文是北魏的鲜卑姓氏,和我先生的英文姓氏发音相近;“所安”来自《论语》里的一段话,孔子说,观察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段话是我先生很喜欢的。
我很少注意自己平时用哪种语言思考,也许是用一种“混合语言”吧?有些概念没有办法容易地翻译成汉语或者英语,只有在这些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用汉语或者英语想问题。
我和我先生没有感到过文化差异。一方面,他浸润于中国文化数十年,而我也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两个相爱的人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个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比如我们的同事包弼德,曾经有人请他谈谈对他和他太太的“跨文化婚姻”有什么想法(包是美国人,他太太是日本人),包一时愣住了,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和我太太是跨文化婚姻!”就因为平时根本没意识到和太太有“文化差异”的缘故。其实,这才是人类最理想的交际状态:也就是说,把每个人都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等等。不过,这恐怕只能是理想而已。
《华人世界》:您把《金瓶梅》比喻为“一枝倒插的梅花”,您可以再谈一下这种比喻吗?
田晓菲:我只想说:把深藏瓶底的芬芳揭示给人们看,是评论家的根本存在理由。
《华人世界》:您对国内的学术界应该也比较关注。7月份出版的《易中天品三国》通过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拍出了500万元的天价版税。他现在每去一地,都会掀起众人追“星”般的狂热,这应该缘于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国演义》,此前有刘心武开讲《红楼梦》,学术研究以全新的面目进入公众视野,学术与电视这种受众广泛的传媒对接,您怎样看?您如何评价一部好的作品?
田晓菲:我对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了解,只限于学术出版物和最新的学术成果。其实,除了电视专访之外,我还从没有把学者、学术研究和电视联系在一起过。我自己从来不看电视,我们家的电视机没有天线,是专门用来放影碟的……对一部作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标准与评价角度,但是真正能够检验一部作品质量的,我想只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