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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产业,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要让所有跟你玩的人都赚到钱,否则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话。”
在内地电影圈,张宝全是那种少见的对商业、艺术乃至技术均能侃侃而谈的老板。他个人的经历也异常丰富。出生江苏镇江,当过兵,“当时也就20多岁。”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作为部队前线记者,张宝全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的阵地,甚至包括几个著名的生死线。
张宝全说自己在战争时期哪里在打就往哪里跑,因为“那时一线的报道必须是部队自己的记者,其他记者最多只能到二、三线”。此期间,他在文字方面成果颇丰,全年见报的新闻、小说共有300多篇,“是全军最多的”,张宝全因此被部队荣记二等功。然而,新闻方面的成绩却在无意间阻断了他从小就有的作家梦。“我当时写过很多报告文学,但哪知这个东西很容易得罪人。”不知不觉间,张宝全与前往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的名额失之交臂,也从此失去了进入体制内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
作家梦受阻,张宝全把目光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他觉得“导演也是在创作”。1988年10月,他从部队转业,12月就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当时觉得肯定没戏,所以只是把自己以前写的小说发了过去”,还有他在部队期间拍的一个片子,“当时就是给了2万块钱拍个音乐剧,反映战时生活,我各请了两个专业演员和专业职员,一个人就拍了,音乐和插曲都是自己写的。”这样的丰富经历和拍摄经验最终得到了好的成绩,张宝全综合考分全班第一。
北影学习的经历,给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如今,他仍然觉得人生中最美的两段日子,“一个是打仗,一个就是电影学院。”在张宝全看来,战场与校园说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点:“简单”。打仗的规则就是要生存,“开始当然很害怕,但经历过之后就觉得简单了。”同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校园也是与现实脱离的,“当时的北电相对比较单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你干的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到了毕业,张宝全的电影梦又遇到了麻烦。他说自己当时已经有了要帮制片厂挣钱的意识,因此毕业时写的剧本有文艺片也有商业片,其中一个动作片的本子被投资人看上了,“讲的是一个陆战队老兵退伍回乡的故事。”得到支持后,张宝全开始积极运作,并向某电影厂买了拍片的指标。谁料对方中途变卦,建议他缩减成本拍个当时流行的盒带片,这让张宝全不能接受,“也跟电影学院的教育有关,那时拍胶片电影才算作品,拍电视剧算你玩了一把,拍个盒带只能算末流,当时很多学生假期出去干这种活挣钱,拍完了都不好意思署名。”年轻气盛的张宝全最终与厂里闹僵了,前途就此改变。原本他毕业分配也是要来这里,“论资排辈坐板凳,我想能拍片也行,但这事一弄就觉得不行了。”如果选择去电视台,“无非也是到处拉赞助拍些你不想拍的片子,跟你学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干脆不干了”。
1992年,张宝全决定下海经商,没多久他就从自己的小生意里挣成了万元户,“但还是不够拍电影”,于是他决定“等挣到50万的时候再回来拍”。然而世事多变,真赚到50万时,张宝全并没能兑现之前对自己的许诺,因为“等进入到商业圈子,你发现又是另一个世界”。张宝全说自己是相当随遇而安的人,“当时都觉得海南是没文化的地方,但我去了觉得也能待。”在不断的奔波中,他也渐渐对电影有了不同的认识,“以前觉得港片都是烂片,但现在累了一整天,回了家还就爱看看港片。”张宝全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即“商业片的娱乐功能”。
虽然直到2005年才再次回到电影界,但张宝全在经商的十几年间并非和电影完全绝缘。期间他也参与投资了几部电影,例如其在北影时的老师,“第四代”导演谢飞的《益西卓玛》,“这其实是中国第一部全部用藏族演员,且同期录音的片子,只可惜最后由于很多原因没能在国内上映。”内容制作的种种困难也引发了张宝全越来越深的思考,“如果只是玩一票,没什么意思。既然当了商人,就要多从企业和产业的角度考虑。”张宝全认为导演更多还是从个体和自我表达的角度考虑,“最多能为投资方想想”,而做产业,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要让所有跟你玩的人都赚到钱,否则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话。”
除了商场上的多年历练,张宝全身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电影技术的痴迷。三年前初次采访时,他对各类技术的如数家珍就让记者印象深刻。张宝全说这得益于自己之前的多样经历,“在部队时电影组有三门课:无线电、放映机和发动发电机。电视什么的我们都能自己装,当时流行的激光枪游戏我们都自己设计。”其中特别是无线电知识,为他后来钻研电影数字放映技术奠定了基础,“等到数字技术出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理解其意味着什么。”
在外行人看来,技术既复杂又单调,但张宝全对其爱憎分明。比如对时下高清DVD标准,张宝全至今仍然认为在中国只有红光EVD有盈利模式,蓝光没有,而EVD不能普及,归根到底还是内容决定一切,美国人唯技术论,忘了中国是个盗版严重的国家。张宝全认为在中国,只要高清碟片的价格高于40块钱,等于在鼓励高清盗版,而“蓝光一张裸盘成本就要50-80元,刻上内容怎么也在100块以上,所以很难在中国产业化”。
此外,在采访中,张宝全一再强调自己和今典做的是数字放映而非数字电影——相反,“我个人反对数字电影。”在他看来,前期用胶片拍摄,后期做中间片处理一定是未来电影制作的大趋势。张宝全认为数字技术对于电影的制作和放映很重要,但对于拍摄意义不大,因为“电影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清晰度,2K基本就达到要求了,关键在于灰度和色彩饱和度,而在这些方面数字技术远远达不到胶片的水平”。此外,数字拍摄涉及的硬盘等设备的使用也会带来相应的技术问题,“所有成本算下来未必比胶片便宜。”因此,张宝全说他不仅自己拍片用胶片,也要求集团做的片子都用胶片拍摄,“不管成本多小,哪怕300万的我们都要求用胶片拍”——张宝全就是这样一个立场鲜明的人。
在内地电影圈,张宝全是那种少见的对商业、艺术乃至技术均能侃侃而谈的老板。他个人的经历也异常丰富。出生江苏镇江,当过兵,“当时也就20多岁。”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作为部队前线记者,张宝全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的阵地,甚至包括几个著名的生死线。
张宝全说自己在战争时期哪里在打就往哪里跑,因为“那时一线的报道必须是部队自己的记者,其他记者最多只能到二、三线”。此期间,他在文字方面成果颇丰,全年见报的新闻、小说共有300多篇,“是全军最多的”,张宝全因此被部队荣记二等功。然而,新闻方面的成绩却在无意间阻断了他从小就有的作家梦。“我当时写过很多报告文学,但哪知这个东西很容易得罪人。”不知不觉间,张宝全与前往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的名额失之交臂,也从此失去了进入体制内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
作家梦受阻,张宝全把目光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他觉得“导演也是在创作”。1988年10月,他从部队转业,12月就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当时觉得肯定没戏,所以只是把自己以前写的小说发了过去”,还有他在部队期间拍的一个片子,“当时就是给了2万块钱拍个音乐剧,反映战时生活,我各请了两个专业演员和专业职员,一个人就拍了,音乐和插曲都是自己写的。”这样的丰富经历和拍摄经验最终得到了好的成绩,张宝全综合考分全班第一。
北影学习的经历,给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如今,他仍然觉得人生中最美的两段日子,“一个是打仗,一个就是电影学院。”在张宝全看来,战场与校园说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点:“简单”。打仗的规则就是要生存,“开始当然很害怕,但经历过之后就觉得简单了。”同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校园也是与现实脱离的,“当时的北电相对比较单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你干的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到了毕业,张宝全的电影梦又遇到了麻烦。他说自己当时已经有了要帮制片厂挣钱的意识,因此毕业时写的剧本有文艺片也有商业片,其中一个动作片的本子被投资人看上了,“讲的是一个陆战队老兵退伍回乡的故事。”得到支持后,张宝全开始积极运作,并向某电影厂买了拍片的指标。谁料对方中途变卦,建议他缩减成本拍个当时流行的盒带片,这让张宝全不能接受,“也跟电影学院的教育有关,那时拍胶片电影才算作品,拍电视剧算你玩了一把,拍个盒带只能算末流,当时很多学生假期出去干这种活挣钱,拍完了都不好意思署名。”年轻气盛的张宝全最终与厂里闹僵了,前途就此改变。原本他毕业分配也是要来这里,“论资排辈坐板凳,我想能拍片也行,但这事一弄就觉得不行了。”如果选择去电视台,“无非也是到处拉赞助拍些你不想拍的片子,跟你学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干脆不干了”。
1992年,张宝全决定下海经商,没多久他就从自己的小生意里挣成了万元户,“但还是不够拍电影”,于是他决定“等挣到50万的时候再回来拍”。然而世事多变,真赚到50万时,张宝全并没能兑现之前对自己的许诺,因为“等进入到商业圈子,你发现又是另一个世界”。张宝全说自己是相当随遇而安的人,“当时都觉得海南是没文化的地方,但我去了觉得也能待。”在不断的奔波中,他也渐渐对电影有了不同的认识,“以前觉得港片都是烂片,但现在累了一整天,回了家还就爱看看港片。”张宝全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即“商业片的娱乐功能”。
虽然直到2005年才再次回到电影界,但张宝全在经商的十几年间并非和电影完全绝缘。期间他也参与投资了几部电影,例如其在北影时的老师,“第四代”导演谢飞的《益西卓玛》,“这其实是中国第一部全部用藏族演员,且同期录音的片子,只可惜最后由于很多原因没能在国内上映。”内容制作的种种困难也引发了张宝全越来越深的思考,“如果只是玩一票,没什么意思。既然当了商人,就要多从企业和产业的角度考虑。”张宝全认为导演更多还是从个体和自我表达的角度考虑,“最多能为投资方想想”,而做产业,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要让所有跟你玩的人都赚到钱,否则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话。”
除了商场上的多年历练,张宝全身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电影技术的痴迷。三年前初次采访时,他对各类技术的如数家珍就让记者印象深刻。张宝全说这得益于自己之前的多样经历,“在部队时电影组有三门课:无线电、放映机和发动发电机。电视什么的我们都能自己装,当时流行的激光枪游戏我们都自己设计。”其中特别是无线电知识,为他后来钻研电影数字放映技术奠定了基础,“等到数字技术出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理解其意味着什么。”
在外行人看来,技术既复杂又单调,但张宝全对其爱憎分明。比如对时下高清DVD标准,张宝全至今仍然认为在中国只有红光EVD有盈利模式,蓝光没有,而EVD不能普及,归根到底还是内容决定一切,美国人唯技术论,忘了中国是个盗版严重的国家。张宝全认为在中国,只要高清碟片的价格高于40块钱,等于在鼓励高清盗版,而“蓝光一张裸盘成本就要50-80元,刻上内容怎么也在100块以上,所以很难在中国产业化”。
此外,在采访中,张宝全一再强调自己和今典做的是数字放映而非数字电影——相反,“我个人反对数字电影。”在他看来,前期用胶片拍摄,后期做中间片处理一定是未来电影制作的大趋势。张宝全认为数字技术对于电影的制作和放映很重要,但对于拍摄意义不大,因为“电影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清晰度,2K基本就达到要求了,关键在于灰度和色彩饱和度,而在这些方面数字技术远远达不到胶片的水平”。此外,数字拍摄涉及的硬盘等设备的使用也会带来相应的技术问题,“所有成本算下来未必比胶片便宜。”因此,张宝全说他不仅自己拍片用胶片,也要求集团做的片子都用胶片拍摄,“不管成本多小,哪怕300万的我们都要求用胶片拍”——张宝全就是这样一个立场鲜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