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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1日，由台北国际艺术村举办“温柔的产出”展览，在艺术村百里厅拉开了展览序幕。该展由艺术村经理李依桦策划，展出吴红虹、陈思含、陈慧峤、王德瑜、李若玫五位同时兼艺术行政与艺术创作双重角色的艺术家的作品。此次展览有点特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探究行政与创作间的复杂身份。
与参展的五位艺术家一样，策展人李依桦同样身兼两重身份，她任职于台北国际艺术村，工作之余也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穿梭于两重身份之间的她，对这类群体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这也成为此次展览的触发点。所以，由她来策展，可以说是一个对“有我之境”的艺术展览空间和事件的营造。
五位参展艺术家各具特色。陈慧峤经营伊通公园（艺术家自营的艺术空间）近三十年，其展出的作品《知觉的泡泡—在结束中开始》，是由无数乒乓球和珠子、亮片铺设成的一张仿佛抽离现实的床；王德瑜是台北艺术大学关渡美术馆的馆员，作品《No.82》深受观众喜爱，充气后占领了其中一个展厅，并与陈慧峤和吴虹红的作品交相辉映；吴虹红是蔡国强的妻子，替蔡国强处理工作室繁琐的大小事务，于是将其工作的过程以影像《装修》及纸本资料的形式向观众发泄和展示；李若玫和陈思含都曾在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工作过，李若玫《一些关于蓝的研究》以她驻村的悉尼景点蓝山为对象，将同时空的悉尼工作室场景带入台北的展场，陈思含后转至商业画廊工作，她的作品《家庭剧场》拍摄她与家族亲戚们合力对曾经入住的房舍进行整建，从中折射出家族间复杂的生态关系，并将整理后的一些家具搬到了展场。此展览命名称也很耐人寻味—“温柔的产出”，策展人李依桦认为，“所谓温柔是因为艺术行政工作者大都是在幕后努力，负责创意策划、行政统筹、经营管理、沟通协调、现场执行……当创作和行政角色同时兼具时，行政策划等工作变得与艺术创作同样迷人，并且其所接触及与关注的层次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广。本展中的这五位艺术家（以及我）身兼双重角色的状态，代表了梦想实行所必须涵盖的角色及条件”。其实，艺术界中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并非新鲜事情，正是这种多元身份的错综交叉，构成了复杂的艺术界，而此展览将此点专门提出，也再次引发我们对艺术界内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思考。
我们知道，艺术理论中有一种所谓的“艺术界”惯例论，这一理论的发明人哲学家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1，按照丹托的观点，艺术界的核心是由一群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组成的，他们对艺术进行阐释和界定，从而使某一件物品成为艺术品，即“阐释构成艺术品。”2迪基受丹托影响，但又与丹托不同，认为“艺术世界是授予艺术地位的东西”3，是“艺术品赖以存在的庞大的社会制度。”4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的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5可以说，迪基从体制出发，在丹托的基础上扩宽了构成艺术界的范围。艺术在当下的运营形象地说明了“艺术界”运作中各类角色扮演者的重要性，而艺术行政和艺术创作的合二为一就成为“艺术界”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行政工作有助于艺术家脱离个人化的艺术创作空间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会公共人际空间，因此会拓展他们对艺术的认知和体验，有助于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反之，回归艺术创作的个人化空间，又必然将他们在公共空间里的社会认知和问题意识，融入具体感性的风格化创造。如此看来，两种不同的角色扮演既有某种紧张，又存在着某种相得益彰的功能。
“温柔的产出”作为“艺术界”独有的一种生态，揭示了一个以往人们关注不够的艺术家群体，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形态和艺术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展览立意颇为深刻，彰显出艺术家在广袤的社会空间中可能扮演的多重复杂身份和生产方式。此次参展艺术家的实绩说明，兼具艺术行政与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同角色，是有可能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的，不过他们“温柔的产出”，多少会和那些一心扮演艺术家个性化创作的人有所不同，这种差异隐含在各种展品的背后，需要我们去自行琢磨。在陈慧峤的作品中，乒乓球的暖黄色以及床的意象都充满了温柔性，王德瑜巨大且富有弹性的充气作品，与观众进行温柔的互动，吴虹红的作品是对艺术行政工作的一种事后发泄，李若玫和陈思含的作品都从自身出发，以自身的感官经验进行创作。
艺术家兼具多重身份的现象其实存在已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艺术家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找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以维持自身开支，并同时进行艺术创作；另一种是艺术家不愿意受他人或机构的支配，或自己独立策展，或成立并经营自己的艺术空间等，如陈慧峤，经营伊通公园近三十年。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艺术家选择了第一类，因为这样做的风险相对较低，少部分艺术家踏上了后一条道路，在与资本博弈中取得生存发展。然而无论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情况，艺术或艺术家本质上或多或少仍受商业的操纵，因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艺术和艺术家都不可能发展，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早就说过，艺术与资本主义市场保持着极为暧昧的关系，中间始终联结着一条“黄金脐带”。
此次“温柔的产出”展览，不仅艺术家的身份多重，且都在台湾艺术界中有一定的资历，策展人本身也是一位艺术家。而在多重身份的背后，也隐藏着权力的交加，即是说，拥有多重身份的艺术家将更了解艺术界的审美走向和运作模式，最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透过其非艺术家的身份，可以接触艺术界内的相关人士，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获得更多和更便捷的展示机会。因为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如此一来，艺术界会不会陷入一个“马泰效应”的怪圈？就像“越富越富，越穷越穷”一样，在艺术界中掌握话语权的艺术家就会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而那些不谙规则的艺术家只会逐渐湮没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此次展览提出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以及艺术跨域的不断融合，艺术界中艺术家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必然是大势所趋，但如何平衡自身创作与资本市场以及权力的关系，不利用和滥用职权为自身利益服务，依靠资本和权力的同时依然能保持自己最本真的特性，这需要艺术家有足够的认知和原则，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界中不断调试和转换自身的角色。我想，这也许是此次“温柔的产出”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_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 ed. Carolyn Korsmey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98）， 40.
2_《艺术的终结》，阿瑟·丹托著，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_《何为艺术？》，乔治·迪基著，载于《当代美学》，李普曼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4_同上，第107页。
5_同上，第110页。
与参展的五位艺术家一样，策展人李依桦同样身兼两重身份，她任职于台北国际艺术村，工作之余也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穿梭于两重身份之间的她，对这类群体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这也成为此次展览的触发点。所以，由她来策展，可以说是一个对“有我之境”的艺术展览空间和事件的营造。
五位参展艺术家各具特色。陈慧峤经营伊通公园（艺术家自营的艺术空间）近三十年，其展出的作品《知觉的泡泡—在结束中开始》，是由无数乒乓球和珠子、亮片铺设成的一张仿佛抽离现实的床；王德瑜是台北艺术大学关渡美术馆的馆员，作品《No.82》深受观众喜爱，充气后占领了其中一个展厅，并与陈慧峤和吴虹红的作品交相辉映；吴虹红是蔡国强的妻子，替蔡国强处理工作室繁琐的大小事务，于是将其工作的过程以影像《装修》及纸本资料的形式向观众发泄和展示；李若玫和陈思含都曾在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工作过，李若玫《一些关于蓝的研究》以她驻村的悉尼景点蓝山为对象，将同时空的悉尼工作室场景带入台北的展场，陈思含后转至商业画廊工作，她的作品《家庭剧场》拍摄她与家族亲戚们合力对曾经入住的房舍进行整建，从中折射出家族间复杂的生态关系，并将整理后的一些家具搬到了展场。此展览命名称也很耐人寻味—“温柔的产出”，策展人李依桦认为，“所谓温柔是因为艺术行政工作者大都是在幕后努力，负责创意策划、行政统筹、经营管理、沟通协调、现场执行……当创作和行政角色同时兼具时，行政策划等工作变得与艺术创作同样迷人，并且其所接触及与关注的层次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广。本展中的这五位艺术家（以及我）身兼双重角色的状态，代表了梦想实行所必须涵盖的角色及条件”。其实，艺术界中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并非新鲜事情，正是这种多元身份的错综交叉，构成了复杂的艺术界，而此展览将此点专门提出，也再次引发我们对艺术界内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思考。
我们知道，艺术理论中有一种所谓的“艺术界”惯例论，这一理论的发明人哲学家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1，按照丹托的观点，艺术界的核心是由一群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组成的，他们对艺术进行阐释和界定，从而使某一件物品成为艺术品，即“阐释构成艺术品。”2迪基受丹托影响，但又与丹托不同，认为“艺术世界是授予艺术地位的东西”3，是“艺术品赖以存在的庞大的社会制度。”4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的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5可以说，迪基从体制出发，在丹托的基础上扩宽了构成艺术界的范围。艺术在当下的运营形象地说明了“艺术界”运作中各类角色扮演者的重要性，而艺术行政和艺术创作的合二为一就成为“艺术界”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行政工作有助于艺术家脱离个人化的艺术创作空间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会公共人际空间，因此会拓展他们对艺术的认知和体验，有助于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反之，回归艺术创作的个人化空间，又必然将他们在公共空间里的社会认知和问题意识，融入具体感性的风格化创造。如此看来，两种不同的角色扮演既有某种紧张，又存在着某种相得益彰的功能。
“温柔的产出”作为“艺术界”独有的一种生态，揭示了一个以往人们关注不够的艺术家群体，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形态和艺术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展览立意颇为深刻，彰显出艺术家在广袤的社会空间中可能扮演的多重复杂身份和生产方式。此次参展艺术家的实绩说明，兼具艺术行政与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同角色，是有可能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的，不过他们“温柔的产出”，多少会和那些一心扮演艺术家个性化创作的人有所不同，这种差异隐含在各种展品的背后，需要我们去自行琢磨。在陈慧峤的作品中，乒乓球的暖黄色以及床的意象都充满了温柔性，王德瑜巨大且富有弹性的充气作品，与观众进行温柔的互动，吴虹红的作品是对艺术行政工作的一种事后发泄，李若玫和陈思含的作品都从自身出发，以自身的感官经验进行创作。
艺术家兼具多重身份的现象其实存在已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艺术家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找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以维持自身开支，并同时进行艺术创作；另一种是艺术家不愿意受他人或机构的支配，或自己独立策展，或成立并经营自己的艺术空间等，如陈慧峤，经营伊通公园近三十年。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艺术家选择了第一类，因为这样做的风险相对较低，少部分艺术家踏上了后一条道路，在与资本博弈中取得生存发展。然而无论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情况，艺术或艺术家本质上或多或少仍受商业的操纵，因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艺术和艺术家都不可能发展，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早就说过，艺术与资本主义市场保持着极为暧昧的关系，中间始终联结着一条“黄金脐带”。
此次“温柔的产出”展览，不仅艺术家的身份多重，且都在台湾艺术界中有一定的资历，策展人本身也是一位艺术家。而在多重身份的背后，也隐藏着权力的交加，即是说，拥有多重身份的艺术家将更了解艺术界的审美走向和运作模式，最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透过其非艺术家的身份，可以接触艺术界内的相关人士，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获得更多和更便捷的展示机会。因为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如此一来，艺术界会不会陷入一个“马泰效应”的怪圈？就像“越富越富，越穷越穷”一样，在艺术界中掌握话语权的艺术家就会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而那些不谙规则的艺术家只会逐渐湮没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此次展览提出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以及艺术跨域的不断融合，艺术界中艺术家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必然是大势所趋，但如何平衡自身创作与资本市场以及权力的关系，不利用和滥用职权为自身利益服务，依靠资本和权力的同时依然能保持自己最本真的特性，这需要艺术家有足够的认知和原则，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界中不断调试和转换自身的角色。我想，这也许是此次“温柔的产出”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_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 ed. Carolyn Korsmey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98）， 40.
2_《艺术的终结》，阿瑟·丹托著，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_《何为艺术？》，乔治·迪基著，载于《当代美学》，李普曼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4_同上，第107页。
5_同上，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