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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眼里，重庆很“大”，也很“小”。“大”是指重庆面积大、人口多、管辖区县多；“小”是指重庆的行政成本在全国３１个省区市中最低。重庆的在职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为１：５５，按全国１：４０平均水平计算，重庆每年可少支出人头经费约１００亿元。
■ 计划单列的机遇
1978年，重庆改革起步。当时，重庆地域包括市中区、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大渡口、北碚、南桐、双桥区及巴县、綦江、长寿和江北县，“9区4县”，这就是大家说的“老重庆”。
就在市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一场改变重庆面貌的春风已悄然吹进重庆。
1980年7月，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对送行的市领导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
委婉的批评让当时的市领导感到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正式提交《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
1983年春节前，中央批准了“重庆方案”，决定撤销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在老重庆基础上，增加永川、江津、璧山、大足、铜梁、合川、荣昌、潼南8县，区域扩展为“9区12县”。
同月，重庆“计划单列”。从此，重庆按中央赋予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翻开改革开放新的一页。
■ 一个特殊的直辖市
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又一次光临重庆。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重庆设立直辖市，原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并入重庆。6月18日，直辖市挂牌，全市区域扩展到8.2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国内生产总值1350亿元。
直辖那天，有人用“忐忑不安—激动不已—清醒面对—冷静思索”来形容重庆人的心态。
这是怎样的一个直辖市？面积是京津沪面积总和的2.4倍，人口是京津沪所辖区县总数的75%，还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幅员面积、人口数量和农村人口比例都堪称世界之最。
“直辖市的建制、省区的规模，这就是重庆特殊的市情，这使得重庆的行政管理既无法照搬其他省份的体制，也不可能套用京津沪的现成模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起适应自身发展的模式。”市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说。
■ “瘦身消肿”
刚直辖时，重庆的管理层次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区公委)—乡镇”5级。管理层次多，行政运行、资金周转的滞后效应让基层怨声载道。
改革的思路首先瞄准“消肿”。
1997年，撤销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及原万县和涪陵市的5个市辖区，设立万州移民开发区、黔江开发区，分别代管部分有移民任务的区县和少数民族自治县。重庆巧妙地用“代管”实现了“平稳过渡”。
2000年，撤销了万州移民开发区、黔江开发区，从“代管”实现了对40个区县的“直管”。
随后，重庆又推行单项改革。2001年撤销12个区县存在50多年之久的107个区公所。2005年撤销了万州区下辖的3个开发区。2006年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撤市设区。
经过3次行政体制“瘦身”，重庆行政管理层次由原来的5级减少为“市—区县—乡镇”3级。
离重庆主城最远的城口县委书记米绍林说，最明显的效应就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中央和市里的决策能够很快“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上级的政策、资金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
在理顺行政架构的同时，重庆把机构、人员的削减作为政府瘦身的重点。
为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市长王鸿举提出：先确定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从而确定政府的规模。
这是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从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入手，将涉及民政、建设、国土资源、房管等共1400余项工作分别移交给相应的行业组织或事业单位承担，党政机关与240家中介组织、626家行业协会脱钩。与此同时，实施事业单位改革，全市事业单位总数由直辖初的2.5万个减少到1.7万个，人数由50多万人减少到47万余人。
由于坚持“适度规模的政府”，重庆在管理人口和管理的行政单元增加一倍、管辖面积增加近两倍的情况下，全市行政事业编制不但未增加，还余编6.2万名。
政府瘦身的另一个结果是，每年节约行政经费100亿元。
■ 放权“消炎”
政府瘦身运行一段时间后，“并发症”出现了。
“‘一插到底’的管理模式，使省级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审批权、管理权过于集中，管不过来，也管不好，矛盾越来越突出。”一官员举例说，风景区修一个手续完备的厕所，需要市里10个部门审批；县里修座大桥，则要盖上百个公章……
权力集中的弊病再次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一场大刀阔斧的放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改革伊始，重庆就按计划每年清理、废止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500余项，并规定今后行政审批项目总量在此基础上实行动态性的“只减不增”。与此同时，鉴于行政审批项目70%集中在建设领域，2006年，重庆率先在全国实行建设领域并联审批制度，建立起“统一受理、分头审批、限时完成、集中回复”的审批机制。“这一机制使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负担减少一半以上。”一位建筑商如是说。
2006年，重庆对区县实施扩权改革试点，截至目前，各区县所获得的扩权项目已由2006年的89项扩大到169项。
■ 管理创新
管理权下放，使县一级有了更多发展本地经济的灵活性，但也不得不面对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县级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
2005年，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到县城的彭桑公路，因为运煤车超载，致使道路严重损坏，造成的出行难和运输难引起群众上访不断。
当年6月，该县交通局局长秦盛成被问责停职。就在此后短短3个月，彭水县交通局全面加大公路整治和“治超”力度，使彭桑公路得以恢复，直到群众满意，秦盛成才恢复职务。
“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希望！”这是彭水桑柘镇群众的切身体会。而这正是源于2004年7月市政府实施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问责制，开启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4年来，重庆先后有98名干部被问责。
10年间，重庆先后推出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文件审查制、执法联动改革、乡镇转型改革等“八大政府管理创新”。
“脸难看、口难开、事难办”——曾经是老百姓形容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口头禅。
“有困难，找政府！”——如今，这是老百姓遇到困難后经常说的一句话。
从政府“瘦身”到放权再到创新政府管理，10年间，重庆——一个“低成本”法治政府形象树立起来，正向着全新的服务型政府快步疾走。
■ 计划单列的机遇
1978年，重庆改革起步。当时，重庆地域包括市中区、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大渡口、北碚、南桐、双桥区及巴县、綦江、长寿和江北县，“9区4县”，这就是大家说的“老重庆”。
就在市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一场改变重庆面貌的春风已悄然吹进重庆。
1980年7月，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对送行的市领导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
委婉的批评让当时的市领导感到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正式提交《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
1983年春节前，中央批准了“重庆方案”，决定撤销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在老重庆基础上，增加永川、江津、璧山、大足、铜梁、合川、荣昌、潼南8县，区域扩展为“9区12县”。
同月，重庆“计划单列”。从此，重庆按中央赋予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翻开改革开放新的一页。
■ 一个特殊的直辖市
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又一次光临重庆。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重庆设立直辖市，原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并入重庆。6月18日，直辖市挂牌，全市区域扩展到8.2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国内生产总值1350亿元。
直辖那天，有人用“忐忑不安—激动不已—清醒面对—冷静思索”来形容重庆人的心态。
这是怎样的一个直辖市？面积是京津沪面积总和的2.4倍，人口是京津沪所辖区县总数的75%，还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幅员面积、人口数量和农村人口比例都堪称世界之最。
“直辖市的建制、省区的规模，这就是重庆特殊的市情，这使得重庆的行政管理既无法照搬其他省份的体制，也不可能套用京津沪的现成模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起适应自身发展的模式。”市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说。
■ “瘦身消肿”
刚直辖时，重庆的管理层次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区公委)—乡镇”5级。管理层次多，行政运行、资金周转的滞后效应让基层怨声载道。
改革的思路首先瞄准“消肿”。
1997年，撤销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及原万县和涪陵市的5个市辖区，设立万州移民开发区、黔江开发区，分别代管部分有移民任务的区县和少数民族自治县。重庆巧妙地用“代管”实现了“平稳过渡”。
2000年，撤销了万州移民开发区、黔江开发区，从“代管”实现了对40个区县的“直管”。
随后，重庆又推行单项改革。2001年撤销12个区县存在50多年之久的107个区公所。2005年撤销了万州区下辖的3个开发区。2006年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撤市设区。
经过3次行政体制“瘦身”，重庆行政管理层次由原来的5级减少为“市—区县—乡镇”3级。
离重庆主城最远的城口县委书记米绍林说，最明显的效应就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中央和市里的决策能够很快“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上级的政策、资金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
在理顺行政架构的同时，重庆把机构、人员的削减作为政府瘦身的重点。
为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市长王鸿举提出：先确定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从而确定政府的规模。
这是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从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入手，将涉及民政、建设、国土资源、房管等共1400余项工作分别移交给相应的行业组织或事业单位承担，党政机关与240家中介组织、626家行业协会脱钩。与此同时，实施事业单位改革，全市事业单位总数由直辖初的2.5万个减少到1.7万个，人数由50多万人减少到47万余人。
由于坚持“适度规模的政府”，重庆在管理人口和管理的行政单元增加一倍、管辖面积增加近两倍的情况下，全市行政事业编制不但未增加，还余编6.2万名。
政府瘦身的另一个结果是，每年节约行政经费100亿元。
■ 放权“消炎”
政府瘦身运行一段时间后，“并发症”出现了。
“‘一插到底’的管理模式，使省级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审批权、管理权过于集中，管不过来，也管不好，矛盾越来越突出。”一官员举例说，风景区修一个手续完备的厕所，需要市里10个部门审批；县里修座大桥，则要盖上百个公章……
权力集中的弊病再次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一场大刀阔斧的放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改革伊始，重庆就按计划每年清理、废止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500余项，并规定今后行政审批项目总量在此基础上实行动态性的“只减不增”。与此同时，鉴于行政审批项目70%集中在建设领域，2006年，重庆率先在全国实行建设领域并联审批制度，建立起“统一受理、分头审批、限时完成、集中回复”的审批机制。“这一机制使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负担减少一半以上。”一位建筑商如是说。
2006年，重庆对区县实施扩权改革试点，截至目前，各区县所获得的扩权项目已由2006年的89项扩大到169项。
■ 管理创新
管理权下放，使县一级有了更多发展本地经济的灵活性，但也不得不面对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县级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
2005年，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到县城的彭桑公路，因为运煤车超载，致使道路严重损坏，造成的出行难和运输难引起群众上访不断。
当年6月，该县交通局局长秦盛成被问责停职。就在此后短短3个月，彭水县交通局全面加大公路整治和“治超”力度，使彭桑公路得以恢复，直到群众满意，秦盛成才恢复职务。
“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希望！”这是彭水桑柘镇群众的切身体会。而这正是源于2004年7月市政府实施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问责制，开启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4年来，重庆先后有98名干部被问责。
10年间，重庆先后推出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文件审查制、执法联动改革、乡镇转型改革等“八大政府管理创新”。
“脸难看、口难开、事难办”——曾经是老百姓形容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口头禅。
“有困难，找政府！”——如今，这是老百姓遇到困難后经常说的一句话。
从政府“瘦身”到放权再到创新政府管理，10年间，重庆——一个“低成本”法治政府形象树立起来，正向着全新的服务型政府快步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