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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的医生萧然，从小被妈妈要求长大后学医，因为他妈妈认为他们家在医院没有关系，他爸爸患癌后才很快去世。等到萧然成为一名医生后，事情的发展，真的能如他妈妈所愿吗？
托“关系”拯救绝症的姨父
2020年7月1日，萧然妈妈给他打电话，说他姨父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已经不能开刀了。
萧然出生在上海，爸爸在他上幼儿园时因患肝癌去世。“要不是因为在医院里没有关系，你爸怎么会那么年轻就走了？”这句话，妈妈每年都要对萧然说上好几次。妈妈也不止一次跟他说：“然然，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萧然从小就被叫做“关系户”，领课间餐时他的面包总是最大的;大扫除时他分到的活总是最轻松的;竞选班长时票数和同学打平，老师最终还是指定了他。因为妈妈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找好关系。
直到高考，妈妈因为找不到医学院的关系而焦虑，萧然说没关系，他自己能行。后来，他如愿考取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医学院，专业是口腔医学。
实习时，萧然要到心内科轮岗。有一次，他管的床位上接收了一名63岁的男性患者，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虽然那天值班的是科室里技术最好的医生，病人却还是没能救回来。那天晚上，萧然开出了人生第一张“死亡证明”，和家属一起看着遗体被太平间的小推车运走，他哭了。第二天，带教老师安慰他说，做医生不能太感性，医学不是万能的，生死无常，但求问心无愧。
萧然回到宿舍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说了昨晚的事。妈妈感叹太可惜了，又说：“要是这个人认识主任就好了，说不定就能抢救回来。”萧然说这跟认不认识人没关系，他亲眼看到抢救的全过程，真的已经是能做的都做了。妈妈认为他是“狡辩”。
毕业后，萧然进入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口腔科工作，成了一名住院医师。
这次，听说姨父生病，妈妈让远在贵州的大姨赶紧送姨父来上海治疗，上海除了有他们，表姐（大姨的女儿）也在上海工作成家。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姨主动去贵州，萧然的妈妈才得以留在上海，妈妈和大姨感情很深，在这种关键时刻，萧然也觉得必须帮大姨一把。
7月3日，大姨和姨父到了上海。因为萧然毕业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所以他妈妈是一个人住，妈妈把朝南的房间让给大姨和姨父住。
萧然把大姨带来的检查报告转发到同学群里，希望有肝内科的同学能指点迷津。一个同学说，他老婆在上海另一家医院的肝内科工作，那家医院在治疗肝癌方面是全国知名的。
萧然把姨父的核磁共振报告发给他，下班时，这个同学就回复了他，说手术肯定是不行了，门脉癌栓都有了，建议最快的办法是直接挂那家医院介入科贺楠医生的号，他是介入科主任的得意门生，公认的手巧技术好。接着，同学问萧然和患者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很亲的人？
萧然说是非常亲的亲人，同学再次肯定地说，那就去介入科。同学告诉萧然，如果是普通托关系的，可能会嫌贺医生档次不够高，那他就建议去挂肝内科主任的特需门诊号，也就是他老婆所在的科室，那里住院条件比较好。但既然是很亲的关系，就不要在乎那些虚的头衔，找技术好又不难约的贺医生是最佳选择。
萧然的表姐也觉得还是听听医生内部的推荐更好，他们商量了一晚最终决定听萧然的。
7月5日，妈妈问萧然给贺医生包多少钱的红包合适，他说医院里明文规定不许收红包。表姐说她已经包好一个3000块的红包，准备周一就送去。
7月9日，萧然姨父收到入院通知，妈妈对萧然说大姨可感动了，因为是贺医生亲自打电话来关照注意事项的。她说“有关系”就不一样，红包给得值！
第二天，萧然姨父要做介入治疗的术前检查，表姐夫陪大姨去的，贺医生把表姐夫叫到一边，把红包退给了他。大姨知道后却立刻不淡定了。
妈妈问萧然：“这个贺医生能力到底怎么样？怎么连个红包都不敢收啊？”
萧然说：“平时您总说医生黑心要收红包，现在碰到不收红包的医生，您又要怀疑人家的能力。”妈妈欲言又止。
难以接受欲“讨说法”
7月13日，是萧然姨父做介入手术的日子，表姐中午就发消息说姨父手术好了，过程很快，也就一个小时，没什么痛苦。但是贺医生告诉她，萧然姨父得的是胆管细胞癌，位置也不好，长在肝门的地方，说是非常凶险，估计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
表姐没敢跟萧然大姨和姨父说，而是悄悄告诉了萧然：“医生的意思是不是做介入治疗也没用了？”萧然说看来是的，现在其实就是拖时间，尽量缓解姨父的痛苦。表姐说会做好心理准备的。
三天后出院时，萧然姨父觉得自己胃口好了，精神好了，连便秘都好了。他夸贺医生真是神了，还一直跟萧然妈妈和大姨说，多亏有了萧然。
7月23日晚上9点多，萧然姨父忽然喊肚子痛，大姨害怕，想让他马上住院。贺医生很给力，第二天给萧然姨父做了CT，说是有个包块压迫住了胃，马上进行穿刺引流，流出来好多褐色的液体。萧然姨父一下子舒服了。这一次，他们更加相信只要有认识的医生，自己就会没事的。
接下来的两周里，萧然姨父病情逐渐恶化，持续性的疼痛让他整夜失眠，只能翻来覆去。他吃不下东西，渐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贺医生表示除了止痛药，已经无能为力了。
短短一个月，萧然姨父快速消瘦下去，被疼痛折磨得精神疲惫，间断性攒足的一點力气，都用来骂医生没用了。
萧然大姨也跟着抽泣，反复念叨着：“怎么介入治疗没一点用，人都不行了。”
妈妈悄悄问萧然，怎么做了治疗，还恶化得这么快？要不要换个专家看看。萧然说医生只能尽力去做，却不能保证一定治好。妈妈反复问要是换个医生，换别的治疗方法，会不会好？萧然无法回答。
萧然姨父从确诊到过世，只有短短一个半月。办完葬礼，送走姨父的亲戚朋友，表姐家一下子安静了。 萧然妈妈怕大姨一个人待着会胡思乱想，就把她接到家里住，大姨经常掉眼泪。萧然妈妈开导她，说萧然姨父走的时候很平静，没遭什么罪，不像萧然爸爸那时候做的是开腹手术，创伤很大，更是经不住后来一次次的化疗，最后走得很痛苦。
大姨听萧然妈妈说起这些，觉得自己害萧然妈又想起难过的事，就反过来安慰萧然妈妈。
一天，表姐给萧然看大姨给她发的几条信息。“当初要是不做这个介入手术，说不定还能多活一阵呢。”“那个贺医生态度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唉，要不是然然介绍，我是不会找这么年轻的医生看的。”“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呀？才一个多月，好端端一个人就没了，我是真想去讨个说法，又怕对然然不好，早知道不要托关系了，这会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讨说法了。”
看到最后一条信息，萧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好他妈妈也发了一条微信过来，说表姐把大姨接走了，再过一个礼拜，大姨就打算回贵州了。妈妈让他回趟家，说是有事问他。
一到家，萧然就觉得气氛不对，妈妈坐在沙发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你看看谁家有人生病了，不去通通关系送个红包，你倒好，这也不用那也不要，也不去找专家主任，就随随便便找个医生，结果呢？你知不知道大姨现在多难过？还不能去讨说法，从来没这么憋屈过呀。”
萧然只好耐心地跟妈妈解释，姨父得的胆管细胞癌，是肝癌里最凶险的一种，当时就算找了肝内科的专家，也无非就是明确诊断，还是要做介入治疗。但是做介入治疗也只能是尝试，要看做完以后指标能不能恢复正常，就算恢复正常了，能维持多久也不知道。没有哪种治疗能保证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贺医生判断姨父的身体经不起再次介入治疗，就更别说副作用更大的靶向药了。
“我就一直觉得，能够托你的关系找医生，现在医学又比以前发达多了，谁知道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妈妈抹着眼泪说。
萧然说：“大姨虽然一直在说做心理准备，但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做了别的选择会不会更好？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大姨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对象，所以才会说要讨说法。”
“说起来我们也已经尽力了，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萧然妈妈让他一定要去求得大姨的原谅，不然，她心里永远跨不过这道坎！
迈过医患关系这道疼痛的坎
萧然在医院里见了太多要“讨说法”的患者家属，不排除有极少部分是为了讹钱，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痛失亲人以后，做出的本能的自我保护。看上去他们的诉求是要求经济赔偿，实际上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感觉自己为亲人最后努力了一次。以前他不理解，为什么明明医院没有医疗过失，却还是要出于“人道主义”给一部分钱，他认为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只会加重病人家属对医院的误解。但是现在他才明白，除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医院也需要疗愈他们心理上的伤痛。只有这样，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整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不然，他们可能会一直责怪自己，责怪医生，责怪命运，永远走不出来。
媽妈对萧然说，大姨不会真的去医院闹事，其实姨父刚去世时，贵州来的那些亲戚就曾经表示要去医院拉横幅讨说法，毕竟姨父走得太快了。
有人说根本不该做介入治疗，毕竟姨父在得知自己生病前，没有任何不适。也有人质疑萧然没把姨父的病当回事，都没给找专家看看，随便找了个主治医生，是拿姨父练手。大姨劝住了他们，她说姨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本来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而且最后走得比较安详，比起她的妹夫也就是萧然的爸爸，已经算是幸运了。大姨还说她相信萧然做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姨父来说是最好的方案。那些亲戚知道大姨和萧然妈妈的关系非常好，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过了一周，萧然大姨要回贵州了，那里是她和姨父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有太多的回忆。送大姨到了机场，安检前，大姨拉着萧然的手说：“然然，你姨父去世前一直说要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同学和贺医生，他看得出来，你们都是好医生，都在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我们不懂医，看到一点点好转，就以为是很大很大的希望，结果失望的时候打击就更大。你就不一样，可能是看得多了，有时候我都觉得看不出你会难过，但是转念一想，你是医生啊，医生就是要比普通人理性的，不然怎么救人呢？”
萧然的眼眶也湿了，他知道大姨的心中肯定存在很多的不解和后悔，但是因为对他和他妈妈的信任，她选择什么都不说。即使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刻，她还在为他和他妈妈考虑。
萧然告诉大姨，他不是不难过，而是他不想让姨父难过，不想给姨父太大压力，不想让姨父在承受病痛的同时，还要为了安慰家人，压抑自己的情绪。姨父积极接受治疗，说明他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这也是他对家人最好的安慰;而对大姨和他妈妈来说，为姨父张罗最好的治疗，就是在向他证明，家人不会抛弃他，亲人们都在支持着他。
听了萧然的话，大姨说姨父去世时看上去就跟睡着了一样，她就一直坐在床边，用自己的手温暖他的手。“比起让他留在世上受苦，我情愿让他走，我自己来承受失去他的痛苦。”
听大姨说出这句话，萧然知道她终于从悲伤、愤怒、消沉中走了出来，原谅了姨父，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所有一起为姨父努力过的人。
逝者已去，生者如斯。
医患矛盾往往在生离死别的时刻被激化，患者指责医生不尽力，医生抱怨患者不理解，其实都是片面的。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胡平
托“关系”拯救绝症的姨父
2020年7月1日，萧然妈妈给他打电话，说他姨父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已经不能开刀了。
萧然出生在上海，爸爸在他上幼儿园时因患肝癌去世。“要不是因为在医院里没有关系，你爸怎么会那么年轻就走了？”这句话，妈妈每年都要对萧然说上好几次。妈妈也不止一次跟他说：“然然，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萧然从小就被叫做“关系户”，领课间餐时他的面包总是最大的;大扫除时他分到的活总是最轻松的;竞选班长时票数和同学打平，老师最终还是指定了他。因为妈妈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找好关系。
直到高考，妈妈因为找不到医学院的关系而焦虑，萧然说没关系，他自己能行。后来，他如愿考取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医学院，专业是口腔医学。
实习时，萧然要到心内科轮岗。有一次，他管的床位上接收了一名63岁的男性患者，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虽然那天值班的是科室里技术最好的医生，病人却还是没能救回来。那天晚上，萧然开出了人生第一张“死亡证明”，和家属一起看着遗体被太平间的小推车运走，他哭了。第二天，带教老师安慰他说，做医生不能太感性，医学不是万能的，生死无常，但求问心无愧。
萧然回到宿舍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说了昨晚的事。妈妈感叹太可惜了，又说：“要是这个人认识主任就好了，说不定就能抢救回来。”萧然说这跟认不认识人没关系，他亲眼看到抢救的全过程，真的已经是能做的都做了。妈妈认为他是“狡辩”。
毕业后，萧然进入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口腔科工作，成了一名住院医师。
这次，听说姨父生病，妈妈让远在贵州的大姨赶紧送姨父来上海治疗，上海除了有他们，表姐（大姨的女儿）也在上海工作成家。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姨主动去贵州，萧然的妈妈才得以留在上海，妈妈和大姨感情很深，在这种关键时刻，萧然也觉得必须帮大姨一把。
7月3日，大姨和姨父到了上海。因为萧然毕业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所以他妈妈是一个人住，妈妈把朝南的房间让给大姨和姨父住。
萧然把大姨带来的检查报告转发到同学群里，希望有肝内科的同学能指点迷津。一个同学说，他老婆在上海另一家医院的肝内科工作，那家医院在治疗肝癌方面是全国知名的。
萧然把姨父的核磁共振报告发给他，下班时，这个同学就回复了他，说手术肯定是不行了，门脉癌栓都有了，建议最快的办法是直接挂那家医院介入科贺楠医生的号，他是介入科主任的得意门生，公认的手巧技术好。接着，同学问萧然和患者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很亲的人？
萧然说是非常亲的亲人，同学再次肯定地说，那就去介入科。同学告诉萧然，如果是普通托关系的，可能会嫌贺医生档次不够高，那他就建议去挂肝内科主任的特需门诊号，也就是他老婆所在的科室，那里住院条件比较好。但既然是很亲的关系，就不要在乎那些虚的头衔，找技术好又不难约的贺医生是最佳选择。
萧然的表姐也觉得还是听听医生内部的推荐更好，他们商量了一晚最终决定听萧然的。
7月5日，妈妈问萧然给贺医生包多少钱的红包合适，他说医院里明文规定不许收红包。表姐说她已经包好一个3000块的红包，准备周一就送去。
7月9日，萧然姨父收到入院通知，妈妈对萧然说大姨可感动了，因为是贺医生亲自打电话来关照注意事项的。她说“有关系”就不一样，红包给得值！
第二天，萧然姨父要做介入治疗的术前检查，表姐夫陪大姨去的，贺医生把表姐夫叫到一边，把红包退给了他。大姨知道后却立刻不淡定了。
妈妈问萧然：“这个贺医生能力到底怎么样？怎么连个红包都不敢收啊？”
萧然说：“平时您总说医生黑心要收红包，现在碰到不收红包的医生，您又要怀疑人家的能力。”妈妈欲言又止。
难以接受欲“讨说法”
7月13日，是萧然姨父做介入手术的日子，表姐中午就发消息说姨父手术好了，过程很快，也就一个小时，没什么痛苦。但是贺医生告诉她，萧然姨父得的是胆管细胞癌，位置也不好，长在肝门的地方，说是非常凶险，估计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
表姐没敢跟萧然大姨和姨父说，而是悄悄告诉了萧然：“医生的意思是不是做介入治疗也没用了？”萧然说看来是的，现在其实就是拖时间，尽量缓解姨父的痛苦。表姐说会做好心理准备的。
三天后出院时，萧然姨父觉得自己胃口好了，精神好了，连便秘都好了。他夸贺医生真是神了，还一直跟萧然妈妈和大姨说，多亏有了萧然。
7月23日晚上9点多，萧然姨父忽然喊肚子痛，大姨害怕，想让他马上住院。贺医生很给力，第二天给萧然姨父做了CT，说是有个包块压迫住了胃，马上进行穿刺引流，流出来好多褐色的液体。萧然姨父一下子舒服了。这一次，他们更加相信只要有认识的医生，自己就会没事的。
接下来的两周里，萧然姨父病情逐渐恶化，持续性的疼痛让他整夜失眠，只能翻来覆去。他吃不下东西，渐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贺医生表示除了止痛药，已经无能为力了。
短短一个月，萧然姨父快速消瘦下去，被疼痛折磨得精神疲惫，间断性攒足的一點力气，都用来骂医生没用了。
萧然大姨也跟着抽泣，反复念叨着：“怎么介入治疗没一点用，人都不行了。”
妈妈悄悄问萧然，怎么做了治疗，还恶化得这么快？要不要换个专家看看。萧然说医生只能尽力去做，却不能保证一定治好。妈妈反复问要是换个医生，换别的治疗方法，会不会好？萧然无法回答。
萧然姨父从确诊到过世，只有短短一个半月。办完葬礼，送走姨父的亲戚朋友，表姐家一下子安静了。 萧然妈妈怕大姨一个人待着会胡思乱想，就把她接到家里住，大姨经常掉眼泪。萧然妈妈开导她，说萧然姨父走的时候很平静，没遭什么罪，不像萧然爸爸那时候做的是开腹手术，创伤很大，更是经不住后来一次次的化疗，最后走得很痛苦。
大姨听萧然妈妈说起这些，觉得自己害萧然妈又想起难过的事，就反过来安慰萧然妈妈。
一天，表姐给萧然看大姨给她发的几条信息。“当初要是不做这个介入手术，说不定还能多活一阵呢。”“那个贺医生态度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唉，要不是然然介绍，我是不会找这么年轻的医生看的。”“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呀？才一个多月，好端端一个人就没了，我是真想去讨个说法，又怕对然然不好，早知道不要托关系了，这会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讨说法了。”
看到最后一条信息，萧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好他妈妈也发了一条微信过来，说表姐把大姨接走了，再过一个礼拜，大姨就打算回贵州了。妈妈让他回趟家，说是有事问他。
一到家，萧然就觉得气氛不对，妈妈坐在沙发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你看看谁家有人生病了，不去通通关系送个红包，你倒好，这也不用那也不要，也不去找专家主任，就随随便便找个医生，结果呢？你知不知道大姨现在多难过？还不能去讨说法，从来没这么憋屈过呀。”
萧然只好耐心地跟妈妈解释，姨父得的胆管细胞癌，是肝癌里最凶险的一种，当时就算找了肝内科的专家，也无非就是明确诊断，还是要做介入治疗。但是做介入治疗也只能是尝试，要看做完以后指标能不能恢复正常，就算恢复正常了，能维持多久也不知道。没有哪种治疗能保证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贺医生判断姨父的身体经不起再次介入治疗，就更别说副作用更大的靶向药了。
“我就一直觉得，能够托你的关系找医生，现在医学又比以前发达多了，谁知道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妈妈抹着眼泪说。
萧然说：“大姨虽然一直在说做心理准备，但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做了别的选择会不会更好？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大姨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对象，所以才会说要讨说法。”
“说起来我们也已经尽力了，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萧然妈妈让他一定要去求得大姨的原谅，不然，她心里永远跨不过这道坎！
迈过医患关系这道疼痛的坎
萧然在医院里见了太多要“讨说法”的患者家属，不排除有极少部分是为了讹钱，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痛失亲人以后，做出的本能的自我保护。看上去他们的诉求是要求经济赔偿，实际上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感觉自己为亲人最后努力了一次。以前他不理解，为什么明明医院没有医疗过失，却还是要出于“人道主义”给一部分钱，他认为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只会加重病人家属对医院的误解。但是现在他才明白，除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医院也需要疗愈他们心理上的伤痛。只有这样，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整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不然，他们可能会一直责怪自己，责怪医生，责怪命运，永远走不出来。
媽妈对萧然说，大姨不会真的去医院闹事，其实姨父刚去世时，贵州来的那些亲戚就曾经表示要去医院拉横幅讨说法，毕竟姨父走得太快了。
有人说根本不该做介入治疗，毕竟姨父在得知自己生病前，没有任何不适。也有人质疑萧然没把姨父的病当回事，都没给找专家看看，随便找了个主治医生，是拿姨父练手。大姨劝住了他们，她说姨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本来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而且最后走得比较安详，比起她的妹夫也就是萧然的爸爸，已经算是幸运了。大姨还说她相信萧然做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姨父来说是最好的方案。那些亲戚知道大姨和萧然妈妈的关系非常好，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过了一周，萧然大姨要回贵州了，那里是她和姨父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有太多的回忆。送大姨到了机场，安检前，大姨拉着萧然的手说：“然然，你姨父去世前一直说要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同学和贺医生，他看得出来，你们都是好医生，都在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我们不懂医，看到一点点好转，就以为是很大很大的希望，结果失望的时候打击就更大。你就不一样，可能是看得多了，有时候我都觉得看不出你会难过，但是转念一想，你是医生啊，医生就是要比普通人理性的，不然怎么救人呢？”
萧然的眼眶也湿了，他知道大姨的心中肯定存在很多的不解和后悔，但是因为对他和他妈妈的信任，她选择什么都不说。即使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刻，她还在为他和他妈妈考虑。
萧然告诉大姨，他不是不难过，而是他不想让姨父难过，不想给姨父太大压力，不想让姨父在承受病痛的同时，还要为了安慰家人，压抑自己的情绪。姨父积极接受治疗，说明他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这也是他对家人最好的安慰;而对大姨和他妈妈来说，为姨父张罗最好的治疗，就是在向他证明，家人不会抛弃他，亲人们都在支持着他。
听了萧然的话，大姨说姨父去世时看上去就跟睡着了一样，她就一直坐在床边，用自己的手温暖他的手。“比起让他留在世上受苦，我情愿让他走，我自己来承受失去他的痛苦。”
听大姨说出这句话，萧然知道她终于从悲伤、愤怒、消沉中走了出来，原谅了姨父，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所有一起为姨父努力过的人。
逝者已去，生者如斯。
医患矛盾往往在生离死别的时刻被激化，患者指责医生不尽力，医生抱怨患者不理解，其实都是片面的。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