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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9月21日，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交响音乐会上，笔者聆听到了王建元先生的原创作品交响诗《祭》，这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生命的英烈们而作的乐曲显示出浓厚的历史感和沉重感，让人感受到震撼与悲泣，作者在形式技术以及精神内涵的表现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本文将从作品的技术构建以及精神内涵角度展开分析，探究作品中的悲剧性的张力与美学依据。
一、形式逻辑的建构与张力运动
该作品中，作者采用了交响诗的体裁并充分发挥了其思想性与哲学性的特色。
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对称性的三部结构布局，如下图所示：
不难发现，作品融合了奏鸣性、三部性以及对称性的结构布局特色。三部性结构之中本身蕴含着对称的结构法则，且引子和尾声采用同类型材料形成首尾呼应。然而，作品整体在呈现出全对称结构布局的同时又体现了明显的起承转合式的布局特色，具有中国民族性结构布局的意味。
在主题的构建方面，作者在第一主题中蕴藏了动机性的材料，构成全曲的统一结构力（见谱例1）。
谱例1
这个主题充满着凝重、压抑的情绪，e小调上四度的抑扬格进行暗示着动力性的力量，但之后F音上连续的下行级进则表达了沉重、叹息的悲剧性性格，抵消了主题的上行所具有的动力。这种一唱三叹的主题构思结合大提琴沉重忧郁的音色，并附加了同音反复式的葬礼性节奏，将苦难的性格、悲剧性主题的情感张力成功地塑造出来。主题通过大提琴的首次陈述之后交接给双簧管，再到双簧管与弦乐的混合音色，音响的密度逐渐加大，音响的层次也逐渐加厚，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张力也逐步加强，显示出作者对音响布局层次精细的雕刻。
在第一主题的陈述过后，第52小节派生出了第二主题，其形象上与第一主题构成紧密的联系（见谱例2）。
谱例2
谱例2可看出，主题二是将第一主题进行了倒影且加以延伸，并在D大调上陈述，主题核心仍然采用的是下行级进的叹息性音调，形成对第一主题的承接。之后该主题模进至E大调，并引出B段主题。
B段主题作者采用了具有紧迫感的快板速度，将主题变形，但仍明显具备主题的原型结构，在节奏上形成动力性（见谱例3）。
谱例3
并且，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作者在B段主题之中，将十二音的序列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增强了作品的离心力与音响上的张力（见谱例4）。
谱例4
谱例4可以看出，作者运用了非严格的序列形式，纵向形成和弦式的叠置，突出作品的音响张力，增强作品的矛盾戏剧性。
通过以上的主题分析，可以见出作者在整篇的布局结构之中融合了多样的技法元素，将传统的主题与十二音的技法结合，将主题的元素弥散于全曲的角落，充分显示出作者对全曲的布局控制的技术手段。
从和声的张力运动结构看，作品中运用了现代和声的手段展现全曲的张力结构，融合了高叠和弦、非三度叠置的和弦构成，形成压抑、无法松懈的沉重之感。例如作品的引子处的第2小节，作者将A、#C、D、#E、#F、#D、#A这7个音纳入到同一和弦之中。借用兴德米特的张力论来看，这个和弦具有极大张力值，因为其中弥漫着诸多的增音程以及二度音程，并且这种张力性的和弦在全曲的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导致全曲始终处于未解脱的音响感受之中。
在音色的运用上，作者的把握细致入微，充分挖掘了每种乐器的表现力。如在作品的开始之处，便可看到由极弱到极强的不同层次的力度变化。在作品的呈示与展开部分，音响的运动构成了软音色——硬音色的音响宏观布局，在音色的张力方面采用由低音区到高音区、由单一音色到复合音色、由疏到密的音响结构布局，充分发挥了乐队的表现性能。
从以上形式技术的分析中，足以见出在作品的形式建构中，作者综合了多元的技术手法，既有传统的主题构思，又有近现代的十二音技术，并将逻辑性与描绘性赋予其中，体现出出众的结构布局思维与音响控制力。
二、崇高与悲剧性阐释
祭，在中文汉字中的意义为祭祀，表达对亡灵的尊敬与追思。作者选择这一题材，意在表达对先烈的崇敬与怀念。音乐史上，多位作曲家采用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金湘创作的《金陵祭》以至王建元先生创作的《祭》等等，无一不表达出悲剧性的主题以及令人敬畏的音响效果。
“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严肃的意义以及威慑力，与它所直接联系的是生命的消亡以及由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悲”与“痛”，这种悲痛的情绪应该称的上是人类悲的极限。所以，不管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亦或是王建元的《祭》，都以极为独到的创作手法刺激着听众的听觉神经，并由这种刺激引起心理的悲悯。在现场音响中，笔者感受到了音乐所传达出的悲泣到不能自已与血脉喷张式的呼嚎。这张与弛、强与弱的鲜明对比，无处不考验着作曲家强大的音响控制力以及音色想象力，也处处考验着交响乐队的表现能力。
长期以来，很多理论家认为音乐重视表现，不擅长再现社会现实。但是听完这首作品，笔者遐想无限，音乐仿佛将人带回到了1937年的南京，亲历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触目惊心。
从作品的表现情绪来看，呈示部主题采用沉重的倾诉式写法，层层递进，无处不在表达着血泪的回忆，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展开部中，作者将主题加以变形并融入新材料与技法，描绘着侵略者的罪恶与张狂。通过这些描绘性的手法，给听众带来了深刻的心理体验与震撼，也充分体现出了作品形式构建与精神内涵的高度统一。
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悲剧美，认为悲剧是具有崇高意味的体裁，且对悲剧的理解也往往带有思辨性与哲理性，能够最直接的震撼观众的心灵，从而达到审美与教化的作用。中国自古也不乏悲剧作品，如《窦娥冤》，但中国的悲剧性更偏向于泪剧与惨剧，缺少了悲剧的哲理性，无法见出崇高与敬畏、更无法体现出矛盾的冲突与张力的思辨。在《祭》中，作者选取抗日战争的题材，充分借鉴了悲剧主题的写法，具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又有矛盾的张力，虽抗战取得胜利，但无数的英烈已经远去。此种悲剧无疑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的启示性。作品在音响上体现出宏大与崇高，在美学上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性，既体现出了形式的逻辑建构，又在内容上彰显出感性的想象，寓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容以及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 三、东方的哲学的深度关照
虽然该作采用了交响诗的体裁，但作曲家在作品的设计上却对中国的传统美学有着深入的思考，其中首先关注着的就是对音的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的诠释。众所周知，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天生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音乐自古崇尚理性与逻辑，自毕达哥拉斯将音乐定为“数的和谐”以来，便已奠定了西方音乐的逻各斯中心，音乐的运动由音与音的静态运动产生音乐的起伏变化。但是，东方音乐自古以来更加观照的则是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味”①的文化，在音的内部产生撼动人心之能量。由此也就出现了东西方音乐理解方式的差异，东方人更加偏向于对音的过程的体会，西方人更加钟情于理性的建构与组织。
王建元充分认识到东西方音乐理解方式上的差异，充分观照东方音乐中的气韵，所以在整部作品的构思中充分发挥弦乐的吟揉之特长，将主题的深沉与凝重深埋于作品的细节之中，同时又不失西方交响乐队的宏大与悲剧性表现力的特长，将东方的美学文化植根于交响乐这一形式之中。
其次，对于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创作，王建元先生更多地是将创作放在文化之中加以思考，包括他的《惊蛰》《藏风》等作品，无不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会与领悟。在当代音乐创作中，“技术”一直是人们所热衷追求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创新作为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尺，也就导致了当代诸多技术味道浓厚的作品不断涌现，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文化的重要特征。对于这种“技术性”音乐，作曲家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当然需要学习西方，认识西方，但更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体话语。中国自上世纪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以来，一直在走西方化的作曲道路，到了现在，很多人已经被技术所左右，形成了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技术当然应当要有，但是技术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文化服务，作为文化诠释的手段，任何一部作品如果缺少了文化的高度，那么只能在历史的沿革中被淘汰，因为技术是时时在更新发展的。作曲家选择“祭”这一题材，当然要表达的是中国的血泪记忆，是中国文化中具有铭心刻骨的一段历史，所以，作者更多的关注的是技术与文化诠释的关系。
结 语
作曲家通过《祭》来祭奠那些无辜的亡灵以及英雄们，通过这部作品临响经验，笔者所得到的心理感受以及作用于思想的启示极为深刻，作用于内心的听觉与想象也异常的丰富。当然，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完美，在表演的环节上，可能由于演员主要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演奏团体，尚未能完全体味到作品的历史沉重感，在部分段落的表现还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但对作品的诠释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表现水平。
在这个“唯技术论”盛行的时代，一部作品的诞生除了形式技术上的高超手法，总无法缺少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体悟。作为一位作曲家，对历史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的感悟是一部优秀作品诞生的前提，缺少人文的作品难以真正撼动听众的心灵，只有形式与内容上的完美统一才是一部称得上完美的作品。王建元先生的《祭》无疑具有这样的统一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郑英烈《序列音乐写作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2] 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版。
[3] 秦西炫《兴德米特和声理论的实际运用》，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4]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① 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徐言亭 南京艺术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萌）
一、形式逻辑的建构与张力运动
该作品中，作者采用了交响诗的体裁并充分发挥了其思想性与哲学性的特色。
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对称性的三部结构布局，如下图所示：
不难发现，作品融合了奏鸣性、三部性以及对称性的结构布局特色。三部性结构之中本身蕴含着对称的结构法则，且引子和尾声采用同类型材料形成首尾呼应。然而，作品整体在呈现出全对称结构布局的同时又体现了明显的起承转合式的布局特色，具有中国民族性结构布局的意味。
在主题的构建方面，作者在第一主题中蕴藏了动机性的材料，构成全曲的统一结构力（见谱例1）。
谱例1
这个主题充满着凝重、压抑的情绪，e小调上四度的抑扬格进行暗示着动力性的力量，但之后F音上连续的下行级进则表达了沉重、叹息的悲剧性性格，抵消了主题的上行所具有的动力。这种一唱三叹的主题构思结合大提琴沉重忧郁的音色，并附加了同音反复式的葬礼性节奏，将苦难的性格、悲剧性主题的情感张力成功地塑造出来。主题通过大提琴的首次陈述之后交接给双簧管，再到双簧管与弦乐的混合音色，音响的密度逐渐加大，音响的层次也逐渐加厚，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张力也逐步加强，显示出作者对音响布局层次精细的雕刻。
在第一主题的陈述过后，第52小节派生出了第二主题，其形象上与第一主题构成紧密的联系（见谱例2）。
谱例2
谱例2可看出，主题二是将第一主题进行了倒影且加以延伸，并在D大调上陈述，主题核心仍然采用的是下行级进的叹息性音调，形成对第一主题的承接。之后该主题模进至E大调，并引出B段主题。
B段主题作者采用了具有紧迫感的快板速度，将主题变形，但仍明显具备主题的原型结构，在节奏上形成动力性（见谱例3）。
谱例3
并且，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作者在B段主题之中，将十二音的序列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增强了作品的离心力与音响上的张力（见谱例4）。
谱例4
谱例4可以看出，作者运用了非严格的序列形式，纵向形成和弦式的叠置，突出作品的音响张力，增强作品的矛盾戏剧性。
通过以上的主题分析，可以见出作者在整篇的布局结构之中融合了多样的技法元素，将传统的主题与十二音的技法结合，将主题的元素弥散于全曲的角落，充分显示出作者对全曲的布局控制的技术手段。
从和声的张力运动结构看，作品中运用了现代和声的手段展现全曲的张力结构，融合了高叠和弦、非三度叠置的和弦构成，形成压抑、无法松懈的沉重之感。例如作品的引子处的第2小节，作者将A、#C、D、#E、#F、#D、#A这7个音纳入到同一和弦之中。借用兴德米特的张力论来看，这个和弦具有极大张力值，因为其中弥漫着诸多的增音程以及二度音程，并且这种张力性的和弦在全曲的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导致全曲始终处于未解脱的音响感受之中。
在音色的运用上，作者的把握细致入微，充分挖掘了每种乐器的表现力。如在作品的开始之处，便可看到由极弱到极强的不同层次的力度变化。在作品的呈示与展开部分，音响的运动构成了软音色——硬音色的音响宏观布局，在音色的张力方面采用由低音区到高音区、由单一音色到复合音色、由疏到密的音响结构布局，充分发挥了乐队的表现性能。
从以上形式技术的分析中，足以见出在作品的形式建构中，作者综合了多元的技术手法，既有传统的主题构思，又有近现代的十二音技术，并将逻辑性与描绘性赋予其中，体现出出众的结构布局思维与音响控制力。
二、崇高与悲剧性阐释
祭，在中文汉字中的意义为祭祀，表达对亡灵的尊敬与追思。作者选择这一题材，意在表达对先烈的崇敬与怀念。音乐史上，多位作曲家采用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金湘创作的《金陵祭》以至王建元先生创作的《祭》等等，无一不表达出悲剧性的主题以及令人敬畏的音响效果。
“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严肃的意义以及威慑力，与它所直接联系的是生命的消亡以及由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悲”与“痛”，这种悲痛的情绪应该称的上是人类悲的极限。所以，不管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亦或是王建元的《祭》，都以极为独到的创作手法刺激着听众的听觉神经，并由这种刺激引起心理的悲悯。在现场音响中，笔者感受到了音乐所传达出的悲泣到不能自已与血脉喷张式的呼嚎。这张与弛、强与弱的鲜明对比，无处不考验着作曲家强大的音响控制力以及音色想象力，也处处考验着交响乐队的表现能力。
长期以来，很多理论家认为音乐重视表现，不擅长再现社会现实。但是听完这首作品，笔者遐想无限，音乐仿佛将人带回到了1937年的南京，亲历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触目惊心。
从作品的表现情绪来看，呈示部主题采用沉重的倾诉式写法，层层递进，无处不在表达着血泪的回忆，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展开部中，作者将主题加以变形并融入新材料与技法，描绘着侵略者的罪恶与张狂。通过这些描绘性的手法，给听众带来了深刻的心理体验与震撼，也充分体现出了作品形式构建与精神内涵的高度统一。
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悲剧美，认为悲剧是具有崇高意味的体裁，且对悲剧的理解也往往带有思辨性与哲理性，能够最直接的震撼观众的心灵，从而达到审美与教化的作用。中国自古也不乏悲剧作品，如《窦娥冤》，但中国的悲剧性更偏向于泪剧与惨剧，缺少了悲剧的哲理性，无法见出崇高与敬畏、更无法体现出矛盾的冲突与张力的思辨。在《祭》中，作者选取抗日战争的题材，充分借鉴了悲剧主题的写法，具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又有矛盾的张力，虽抗战取得胜利，但无数的英烈已经远去。此种悲剧无疑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的启示性。作品在音响上体现出宏大与崇高，在美学上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性，既体现出了形式的逻辑建构，又在内容上彰显出感性的想象，寓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容以及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 三、东方的哲学的深度关照
虽然该作采用了交响诗的体裁，但作曲家在作品的设计上却对中国的传统美学有着深入的思考，其中首先关注着的就是对音的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的诠释。众所周知，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天生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音乐自古崇尚理性与逻辑，自毕达哥拉斯将音乐定为“数的和谐”以来，便已奠定了西方音乐的逻各斯中心，音乐的运动由音与音的静态运动产生音乐的起伏变化。但是，东方音乐自古以来更加观照的则是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味”①的文化，在音的内部产生撼动人心之能量。由此也就出现了东西方音乐理解方式的差异，东方人更加偏向于对音的过程的体会，西方人更加钟情于理性的建构与组织。
王建元充分认识到东西方音乐理解方式上的差异，充分观照东方音乐中的气韵，所以在整部作品的构思中充分发挥弦乐的吟揉之特长，将主题的深沉与凝重深埋于作品的细节之中，同时又不失西方交响乐队的宏大与悲剧性表现力的特长，将东方的美学文化植根于交响乐这一形式之中。
其次，对于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创作，王建元先生更多地是将创作放在文化之中加以思考，包括他的《惊蛰》《藏风》等作品，无不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会与领悟。在当代音乐创作中，“技术”一直是人们所热衷追求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创新作为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尺，也就导致了当代诸多技术味道浓厚的作品不断涌现，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文化的重要特征。对于这种“技术性”音乐，作曲家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当然需要学习西方，认识西方，但更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体话语。中国自上世纪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以来，一直在走西方化的作曲道路，到了现在，很多人已经被技术所左右，形成了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技术当然应当要有，但是技术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文化服务，作为文化诠释的手段，任何一部作品如果缺少了文化的高度，那么只能在历史的沿革中被淘汰，因为技术是时时在更新发展的。作曲家选择“祭”这一题材，当然要表达的是中国的血泪记忆，是中国文化中具有铭心刻骨的一段历史，所以，作者更多的关注的是技术与文化诠释的关系。
结 语
作曲家通过《祭》来祭奠那些无辜的亡灵以及英雄们，通过这部作品临响经验，笔者所得到的心理感受以及作用于思想的启示极为深刻，作用于内心的听觉与想象也异常的丰富。当然，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完美，在表演的环节上，可能由于演员主要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演奏团体，尚未能完全体味到作品的历史沉重感，在部分段落的表现还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但对作品的诠释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表现水平。
在这个“唯技术论”盛行的时代，一部作品的诞生除了形式技术上的高超手法，总无法缺少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体悟。作为一位作曲家，对历史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的感悟是一部优秀作品诞生的前提，缺少人文的作品难以真正撼动听众的心灵，只有形式与内容上的完美统一才是一部称得上完美的作品。王建元先生的《祭》无疑具有这样的统一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郑英烈《序列音乐写作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2] 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版。
[3] 秦西炫《兴德米特和声理论的实际运用》，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4]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① 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徐言亭 南京艺术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