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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科学包罗万象，其中宏伟的理论更是让人们感到惊叹。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到伽莫夫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这些精彩的宏论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美妙的感受，只是……它们似乎太脱离日常生活了。相比之下，另外还有一些不那么引人关注的科学道理，它们很少成为媒体和大众的焦点话题，但比较实用，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导航。
比如，下边的5个科学道理，如果能够对其加以了解或者运用，我们就可以活得更聪明、更健康、更快乐。
识别非理性行为，帮我们合理决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们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那就是理解为什么人的行为和决策常常偏离理性，而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利用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正在英国旅游，早上起床后，第一次来到一间英式咖啡馆吃早餐。你打开菜单，内容如下：全套英式早餐9.95英镑；烟熏鲑鱼和煎蛋5.95英镑；蛋奶烘饼加枫糖浆4.75英镑；水煮蛋加烤面包4.00英镑。你不知道你会喜欢哪款早餐或者哪款性价比更高，略作思考后，就选择了烟熏鲑鱼和煎蛋——其实大多数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咖啡馆实际上利用了心理学上所谓的相对论效应。这里的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那套理论，而是说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物品价值的评价能力很糟糕。正如美国杜克大学的丹·艾瑞里教授在《怪诞行为学》中所说，人类“心中缺乏一把可以丈量物品价值的尺子”。在咖啡馆中，昂贵的英式套餐让5.95英镑的鲑鱼看上去物超所值，但如果把它从菜单中去掉，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更便宜的另外两种早餐了。
类似的，在我们购物时，锚定效应又开始起作用。我们计划用50元买鞋子，但是在商店里，我们相中了一双100元的鞋子，这超出了预算。然后，店员介绍了类似款式、标价75元的鞋子，我们毫不犹豫就将它买下来。100元的标价将我们对价格的期望锚定，75元的第二个标价看上去就好像是折扣了。最后，我们感觉买了一双便宜的鞋子，但实际上花费超出了预算。
更进一步说，其实无论什么买卖，人们的非理性行为都会持续出现。一种叫做双曲贴现的行为，又称为非理性折现，是指人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例如，大多数人会选择今天拿20元，而不是一年后的今天拿到100元。所以这使得有关养老金计划的投资都很难做。
然后就是沉没成本谬论。我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过投入。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以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事实上，因为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既然不能挽回，就应该让它过去，在做决定时应将其忽略。然而，我们习惯于坚持一些已经“投资”过的事情，即使它被证明是很坏的主意。所以，当买了音乐会的门票时，外边刮着狂风暴雨你也会去参加，然后你会因此感冒。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它一直没有什么盈利，但却坚持飞了几十年的时间，仅仅是因为人们舍不得已经沉没的研发成本。
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内嵌在人们心里的，难以摆脱，其产生原因可能来自于进化。当人类面临难以评估的信息时，这些非理性行为可以帮助我们迅速作出决策。比如，在一个果实日渐枯竭的地方继续生活还是转移到一处新的但不一定适合生存的森林？非理性行为会建议人类待在原处，减少潜在危险。但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则更需要讲究理性分析——要透彻分析一个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能够识别这些非理性行为，不仅可以帮我们省钱，更有助于我们做出合理的决策。
正能量的启示——安慰剂效应
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些人会向你建议一些奇怪的疗法，比如通过触摸或者磁场引入对抗疾病的“灵气”，或者让你吃一些成分不明的奇怪药丸，科学家们将这些医疗手段统称为安慰剂。理性的人对安慰剂深感怀疑，因为它缺乏生理学上的依据。然而，长期以来，安慰剂已经被证明特别适用于缓解痛苦、抑郁和焦虑，而且它们在治疗哮喘、肠道疾病以及帕金森病时也是有效的。为什么安慰剂这么有效？
科学家原本认为，疗效来源于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某种药丸（或者某种所谓的治疗手段）有效时，我们往往就会感觉更好，即使这颗药丸只是一粒无任何有效成分的糖。所以，要让安慰剂发挥效果，必须对病人进行欺骗——如果病人知道它吃的不是真正的药，你怎么指望他们能够好起来呢？
但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指出，医生在用药中即使不欺骗病人，也可以使安慰剂起效。
数十名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病人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研究。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包括腹痛、腹胀、便秘以及腹泻，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能维持症状，让病情不恶化就已经不错了。参与研究的大部分病人症状都很严重，科学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安慰剂治疗组和无治疗组。那些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病人会被告知，他们服用的是由“药理惰性物质”（比如淀粉、乳糖）做成的安慰剂药片。研究结果发现，无治疗组中只有39%的病人病情好转，而安慰剂治疗组中有59%的病人有好转。安慰剂的疗效大致等同于那些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特效药，但是安慰剂更安全，因为那些特效药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科学家已经知道了安慰剂效应的物质基础，服用安慰剂之后，病人积极的体验和思维可以通过条件反射令身体释放多种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儿茶酚胺、氢化可的松、肾上腺素，大脑产生的天然止痛剂多巴胺也在其中。但是，病人不被欺骗时，安慰剂为什么仍会发挥作用呢？科学家们猜想，也许仅仅依靠单纯的积极心态就足以产生安慰剂效应，有的医院引进了虚拟风景来帮助治疗，就是因为美丽的风景可以使患者更积极。
哈佛大学的实验使科学家们认识到，良好的社会关系，最能使病人产生这种积极心态。在实验中，科学家们诚恳地告知患者，这些药丸是安慰剂，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产生了一种温情，使患者变得积极。另外还有一个证据，科学家们发现，使人们更有合作性和社会性的激素能够强化安慰剂效应，比如，帮助人们建立信任、团结和发展关系的“拥抱化学物质”——催产素能增强安慰剂效应，至少在男性中是这样的，另一种与信任和忠诚联系的激素——加压素也拥有类似作用。 科学家们提倡人们理解安慰剂效应，并不是说这种疗法能够替代药物或手术治疗。他们更希望人们明白的是，人生的正能量——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心态不仅有助于你事业的成功，也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要对统计数字保持警惕
马克·吐温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那就是“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这句话主要用来讽刺一些使用统计数字做支持、但毫无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然而，统计学确实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从推广新的特效药到制定一项政府政策，都离不开对于大量调查研究的统计，人们所做的重大决定都要以某种统计数字作为重要依据。
问题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理解这些统计数字，不仅仅是普通人，就连一些数学专家也没有经历过统计思维的训练。而且，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统计数字的可靠性，比如，样本含量的多少、错误信息量的大小以及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之间的概念差异。通常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从一个光秃秃的数字中体现出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统计数字的不正确性或者误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很多误用统计数字的经典案例。
比如，在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里，由于飞机受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远高于地面旅行，因此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放弃乘坐飞机，转而选择开车长途远行。可是，他们只记住了飞机上发生恐怖袭击的相对高的概率，却完全忽略了对于旅行来说更加重要的风险统计数字——安全系数，实际上，飞机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汽车。这种对统计数字的偏信，使得那一年高速公路行驶距离增长了5%，道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在一年里逐月上升，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根据统计，约有1600人丧身交通意外，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航空旅客及空乘人员的伤亡人数只有256人，其中还包括了9·11事件的伤亡数字。
又比如，1995年，英国医药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患病率的统计数字——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药的人患血栓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这个研究结果很快传遍英国。医生和药剂师们纷纷向妇女们传达了由这个统计数字而得出的警告信息：慎重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药。结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在英国，意外怀孕与妊辰激增，流产案例增加了上万人次。尽管这些医生和药剂师都接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英国，出现血栓病的绝对风险数量只有3000多人，增加一倍才只有7000人，而且，服用第三代避孕药导致血栓症的风险也远远不及因怀孕而流产所导致的风险。因此，血栓患病率的统计数字其实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患病概率相对增长100%，二是绝对的患病风险数量增长到7000人次。前者很容易占据新闻头条并引起人们跟风，后者数据虽然更清晰明了，但却因为不会引起关注而被数据发布者忽略掉。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应用统计数字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确定性，无论什么事请都是有风险的，我们确实需要把这种风险量化。其次，注意那些包含绝对风险、而非相对风险的数字。当你读到某种药物“将减少50%患中风病的危险”时，如果首先你不知道你患中风病的绝对风险，那么这个“50%”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中风病的绝对风险总共只有0.4%，那么药物的作用虽然减少了50%，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最后，我们一定要关注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你被告知某种药物的好处，那么你也一定要向医生询问潜在的坏处。你不该只知道药物是否减少了某种病的发病率，你更应该关心的是服用这种药物，以及不服用这种药物，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总之，不要过于迷信统计数字，习惯于对统计数字保持高度警惕，对我们来说总是有好处的。
威力惊人的指数增长
“人类最大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充分理解指数函数。”这句话出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巴特利特。事实证明，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利用指数的概念，人们发明了科学计数法，巨大而且难以想象的数字，都可以用指数轻松地表示出来，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指数增长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直觉。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能够说明指数增长的隐蔽性。在印度，有一位聪明人发明了恰图兰卡，这是一个正方形棋盘，上面画着8×8共64个方格。据说这个棋盘是国际象棋、日本将棋和泰国象棋的共同祖先，并与中国象棋和朝鲜将棋有关。当这位聪明人向国王呈上这个64格棋盘的时候，国王问及他想要的赏赐。聪明人要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麦子，在第二个格子里放两粒，第三个格子里放四粒，第四个格子里放八粒……以此类推下去，每一个格子里麦粒数都比前一个格子加倍，把这样摆满了棋盘上所有64格的麦粒作为奖赏。这个要求听上去胃口并不大，国王答应了。但是国王很快就发现，聪明人索求的麦子是他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虽然仅需要一袋麦粒就可以填完棋盘的前一半格子，但到了后一半棋盘的格子，数量翻倍的威力突然显现，国王需要兑现的麦粒数失控了，他需要超过1800亿亿粒麦子才能填完第64个格子。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指数增长的特点——早期的增长几乎让人们觉察不到，经过一个临界点之后，数字就会爆炸性猛增，一块“石头”瞬间变成了一座“大山”，但是，人类的大脑习惯于线性地看问题，对指数型增长则常常手足无措。因此，注意到指数增长的特点，这对于人类预测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猜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可能隐藏着某种模式，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模式，人类就可以预测未来。到了60年代，戈登·摩尔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很快就成了所有预测技术发展趋势的规律中最著名的一个——摩尔定律。摩尔指出，自从1958年人类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每隔18个月，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就会增加一倍，这实际上意味着，每过18个月，以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运行速度是原来两倍的电脑，这种趋势还将会“至少再持续10年”。其实，摩尔的结论被证明是非常保守了，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50多年，演变成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在1975年间，摩尔对摩尔定律进行了修正，把时间修正为每两年增加一倍。但不管怎样，他所描述的这种增长模式仍然是指数型的。30年前PC刚刚诞生时，即便最乐观的科技评论者，也难以想象PC能够如此迅速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但事实上，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PC的大规模普及已然发生，更便携的智能手机和iPad更是几乎人手一部。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指出，预测未来，必须要有指数型增长的思想。人类目前的科技发展程度仿佛正处在“恰图兰卡棋盘的中央”，科技的指数增长已经将人类带到了“奇点”，未来的科技将开始呈爆炸式的发展，库兹韦尔由此对人类未来做了两个预测。
第一个预测与人类寿命有关。现代生物学越来越多地把基因看成是“软件”，越来越了解它的运作机制，基因技术的发展也是指数增长的模式。比如，于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1997年的时候，科学家也只破译了人类基因数据的1%，而到了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随着医疗与生物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不久的未来，人类远离疾病避免衰老也是完全可期的。在10到15年之后，随着医疗的指数式发展，人类平均寿命每年将提高 1岁 以上，如此下去，长寿的奇点就会爆发。
第二个预测与人工智能有关。库兹韦尔认为，按照指数增长，到2029年，计算机将能够做人类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从经验中学习、讲笑话、讲故事、讲感情等，这一年计算机将会通过图灵测试，人工智能将可以代替人类智能。
博弈论教我们如何讲究策略
在电影《美丽心灵》中，约翰·纳什和数学系的男同学们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一群女人走了进来，男生们开始相互调侃，粗估着约会的成功率，而纳什却突发灵感：有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的最佳搭讪策略呢？接下来的事情观众们都清楚了。纳什陷入沉思，蹒跚地走出酒吧，然后整晚疯狂地涂鸦着高深莫测的方程……电影中的情节看上去有点愚蠢，在现实世界里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这个笨手笨脚的好莱坞故事暗示了一个道理：博弈论，这一因约翰·纳什而闻名世界的高深数学，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确实常常用到博弈论，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比如，当你在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同时考虑别人可能做出的反应时，你已经在使用最基本的博弈论思想了。只不过当事情变得更复杂，或者事情涉及的人数更多时，我们就会开始犯糊涂了。科学家建议，我们没有必要像数学专家那样研究博弈论，只是稍微了解一些博弈论的知识，就可以获得一些见解，使我们做事情更加明智。
比如，我们要知道，博弈是有许多类型的。泛泛地说，博弈论可以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获益是另一方的损失，比如打扑克或者下国际象棋，这时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损人利己”，不过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相比之下，非零和博弈更常见也更加复杂，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囚徒困境模型。在这个场景中，你和另外一个囚徒都希望尽快被释放（这需要自己认罪同时对方抵赖），但双方都不会为对方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博弈论告诉你，最佳的选择就是双方都认罪。这个决定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追求纳什均衡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纳什均衡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互利的思想，比如社区里相邻的地方有两家饭店，一家卖豆浆，一家卖油条。有相当一部分客人是买了油条并配合豆浆来做早餐的，根据纳什均衡，两家店应该合作，共享客流。如果卖豆浆的觉得卖油条的抢了生意，双方产生矛盾，一方将另一方挤走，那么结果可能会是连带自己的生意也不行了。
“懦夫博弈”是另外一个在生活中给人启示的例子。在这里，两位司机开车冲向对方，其中任何一位司机都可以在相撞前转向而避免车祸，但转向者将被视为懦夫。在这里，纳什均衡将会是任意一个司机提前转向，这样可以避免车毁人伤的局面。但是，博弈论还可以给出另外一个出路。其中一个司机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强制达到对个人有利的结果，比如把方向盘拆掉，然后另一位司机则只能转向。换句话说，你让你的对手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特定的行为，然后迫使他做出了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矛盾，但事实就是这样，你限制了自己的选择，却会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结果。
上述道理可以应用到商业活动中，比如你要购买一件商品，你定好了价格并做出“要么接受报价要么不交易”的表态，那么你就可以迫使卖方做出一个选择：出售或者不出售。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讨价还价场景之中，也适用于找工作时制定工资标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博弈论并不是万能的。博弈论发挥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假设我们的行为全都是理性的，但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存在许多非理性行为，这一点即使博弈论专家也无法免俗。
上述的5个科学道理，源自科学家们对生活的体悟，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道理用于生活中，科学与生活结合的故事也将会越来越精彩，这里所写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比如，下边的5个科学道理，如果能够对其加以了解或者运用，我们就可以活得更聪明、更健康、更快乐。
识别非理性行为，帮我们合理决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们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那就是理解为什么人的行为和决策常常偏离理性，而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利用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正在英国旅游，早上起床后，第一次来到一间英式咖啡馆吃早餐。你打开菜单，内容如下：全套英式早餐9.95英镑；烟熏鲑鱼和煎蛋5.95英镑；蛋奶烘饼加枫糖浆4.75英镑；水煮蛋加烤面包4.00英镑。你不知道你会喜欢哪款早餐或者哪款性价比更高，略作思考后，就选择了烟熏鲑鱼和煎蛋——其实大多数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咖啡馆实际上利用了心理学上所谓的相对论效应。这里的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那套理论，而是说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物品价值的评价能力很糟糕。正如美国杜克大学的丹·艾瑞里教授在《怪诞行为学》中所说，人类“心中缺乏一把可以丈量物品价值的尺子”。在咖啡馆中，昂贵的英式套餐让5.95英镑的鲑鱼看上去物超所值，但如果把它从菜单中去掉，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更便宜的另外两种早餐了。
类似的，在我们购物时，锚定效应又开始起作用。我们计划用50元买鞋子，但是在商店里，我们相中了一双100元的鞋子，这超出了预算。然后，店员介绍了类似款式、标价75元的鞋子，我们毫不犹豫就将它买下来。100元的标价将我们对价格的期望锚定，75元的第二个标价看上去就好像是折扣了。最后，我们感觉买了一双便宜的鞋子，但实际上花费超出了预算。
更进一步说，其实无论什么买卖，人们的非理性行为都会持续出现。一种叫做双曲贴现的行为，又称为非理性折现，是指人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例如，大多数人会选择今天拿20元，而不是一年后的今天拿到100元。所以这使得有关养老金计划的投资都很难做。
然后就是沉没成本谬论。我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过投入。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以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事实上，因为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既然不能挽回，就应该让它过去，在做决定时应将其忽略。然而，我们习惯于坚持一些已经“投资”过的事情，即使它被证明是很坏的主意。所以，当买了音乐会的门票时，外边刮着狂风暴雨你也会去参加，然后你会因此感冒。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它一直没有什么盈利，但却坚持飞了几十年的时间，仅仅是因为人们舍不得已经沉没的研发成本。
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内嵌在人们心里的，难以摆脱，其产生原因可能来自于进化。当人类面临难以评估的信息时，这些非理性行为可以帮助我们迅速作出决策。比如，在一个果实日渐枯竭的地方继续生活还是转移到一处新的但不一定适合生存的森林？非理性行为会建议人类待在原处，减少潜在危险。但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则更需要讲究理性分析——要透彻分析一个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能够识别这些非理性行为，不仅可以帮我们省钱，更有助于我们做出合理的决策。
正能量的启示——安慰剂效应
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些人会向你建议一些奇怪的疗法，比如通过触摸或者磁场引入对抗疾病的“灵气”，或者让你吃一些成分不明的奇怪药丸，科学家们将这些医疗手段统称为安慰剂。理性的人对安慰剂深感怀疑，因为它缺乏生理学上的依据。然而，长期以来，安慰剂已经被证明特别适用于缓解痛苦、抑郁和焦虑，而且它们在治疗哮喘、肠道疾病以及帕金森病时也是有效的。为什么安慰剂这么有效？
科学家原本认为，疗效来源于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某种药丸（或者某种所谓的治疗手段）有效时，我们往往就会感觉更好，即使这颗药丸只是一粒无任何有效成分的糖。所以，要让安慰剂发挥效果，必须对病人进行欺骗——如果病人知道它吃的不是真正的药，你怎么指望他们能够好起来呢？
但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指出，医生在用药中即使不欺骗病人，也可以使安慰剂起效。
数十名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病人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研究。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包括腹痛、腹胀、便秘以及腹泻，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能维持症状，让病情不恶化就已经不错了。参与研究的大部分病人症状都很严重，科学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安慰剂治疗组和无治疗组。那些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病人会被告知，他们服用的是由“药理惰性物质”（比如淀粉、乳糖）做成的安慰剂药片。研究结果发现，无治疗组中只有39%的病人病情好转，而安慰剂治疗组中有59%的病人有好转。安慰剂的疗效大致等同于那些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特效药，但是安慰剂更安全，因为那些特效药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科学家已经知道了安慰剂效应的物质基础，服用安慰剂之后，病人积极的体验和思维可以通过条件反射令身体释放多种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儿茶酚胺、氢化可的松、肾上腺素，大脑产生的天然止痛剂多巴胺也在其中。但是，病人不被欺骗时，安慰剂为什么仍会发挥作用呢？科学家们猜想，也许仅仅依靠单纯的积极心态就足以产生安慰剂效应，有的医院引进了虚拟风景来帮助治疗，就是因为美丽的风景可以使患者更积极。
哈佛大学的实验使科学家们认识到，良好的社会关系，最能使病人产生这种积极心态。在实验中，科学家们诚恳地告知患者，这些药丸是安慰剂，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产生了一种温情，使患者变得积极。另外还有一个证据，科学家们发现，使人们更有合作性和社会性的激素能够强化安慰剂效应，比如，帮助人们建立信任、团结和发展关系的“拥抱化学物质”——催产素能增强安慰剂效应，至少在男性中是这样的，另一种与信任和忠诚联系的激素——加压素也拥有类似作用。 科学家们提倡人们理解安慰剂效应，并不是说这种疗法能够替代药物或手术治疗。他们更希望人们明白的是，人生的正能量——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心态不仅有助于你事业的成功，也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要对统计数字保持警惕
马克·吐温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那就是“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这句话主要用来讽刺一些使用统计数字做支持、但毫无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然而，统计学确实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从推广新的特效药到制定一项政府政策，都离不开对于大量调查研究的统计，人们所做的重大决定都要以某种统计数字作为重要依据。
问题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理解这些统计数字，不仅仅是普通人，就连一些数学专家也没有经历过统计思维的训练。而且，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统计数字的可靠性，比如，样本含量的多少、错误信息量的大小以及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之间的概念差异。通常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从一个光秃秃的数字中体现出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统计数字的不正确性或者误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很多误用统计数字的经典案例。
比如，在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里，由于飞机受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远高于地面旅行，因此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放弃乘坐飞机，转而选择开车长途远行。可是，他们只记住了飞机上发生恐怖袭击的相对高的概率，却完全忽略了对于旅行来说更加重要的风险统计数字——安全系数，实际上，飞机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汽车。这种对统计数字的偏信，使得那一年高速公路行驶距离增长了5%，道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在一年里逐月上升，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根据统计，约有1600人丧身交通意外，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航空旅客及空乘人员的伤亡人数只有256人，其中还包括了9·11事件的伤亡数字。
又比如，1995年，英国医药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患病率的统计数字——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药的人患血栓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这个研究结果很快传遍英国。医生和药剂师们纷纷向妇女们传达了由这个统计数字而得出的警告信息：慎重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药。结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在英国，意外怀孕与妊辰激增，流产案例增加了上万人次。尽管这些医生和药剂师都接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英国，出现血栓病的绝对风险数量只有3000多人，增加一倍才只有7000人，而且，服用第三代避孕药导致血栓症的风险也远远不及因怀孕而流产所导致的风险。因此，血栓患病率的统计数字其实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患病概率相对增长100%，二是绝对的患病风险数量增长到7000人次。前者很容易占据新闻头条并引起人们跟风，后者数据虽然更清晰明了，但却因为不会引起关注而被数据发布者忽略掉。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应用统计数字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确定性，无论什么事请都是有风险的，我们确实需要把这种风险量化。其次，注意那些包含绝对风险、而非相对风险的数字。当你读到某种药物“将减少50%患中风病的危险”时，如果首先你不知道你患中风病的绝对风险，那么这个“50%”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中风病的绝对风险总共只有0.4%，那么药物的作用虽然减少了50%，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最后，我们一定要关注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你被告知某种药物的好处，那么你也一定要向医生询问潜在的坏处。你不该只知道药物是否减少了某种病的发病率，你更应该关心的是服用这种药物，以及不服用这种药物，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总之，不要过于迷信统计数字，习惯于对统计数字保持高度警惕，对我们来说总是有好处的。
威力惊人的指数增长
“人类最大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充分理解指数函数。”这句话出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巴特利特。事实证明，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利用指数的概念，人们发明了科学计数法，巨大而且难以想象的数字，都可以用指数轻松地表示出来，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指数增长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直觉。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能够说明指数增长的隐蔽性。在印度，有一位聪明人发明了恰图兰卡，这是一个正方形棋盘，上面画着8×8共64个方格。据说这个棋盘是国际象棋、日本将棋和泰国象棋的共同祖先，并与中国象棋和朝鲜将棋有关。当这位聪明人向国王呈上这个64格棋盘的时候，国王问及他想要的赏赐。聪明人要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麦子，在第二个格子里放两粒，第三个格子里放四粒，第四个格子里放八粒……以此类推下去，每一个格子里麦粒数都比前一个格子加倍，把这样摆满了棋盘上所有64格的麦粒作为奖赏。这个要求听上去胃口并不大，国王答应了。但是国王很快就发现，聪明人索求的麦子是他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虽然仅需要一袋麦粒就可以填完棋盘的前一半格子，但到了后一半棋盘的格子，数量翻倍的威力突然显现，国王需要兑现的麦粒数失控了，他需要超过1800亿亿粒麦子才能填完第64个格子。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指数增长的特点——早期的增长几乎让人们觉察不到，经过一个临界点之后，数字就会爆炸性猛增，一块“石头”瞬间变成了一座“大山”，但是，人类的大脑习惯于线性地看问题，对指数型增长则常常手足无措。因此，注意到指数增长的特点，这对于人类预测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猜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可能隐藏着某种模式，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模式，人类就可以预测未来。到了60年代，戈登·摩尔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很快就成了所有预测技术发展趋势的规律中最著名的一个——摩尔定律。摩尔指出，自从1958年人类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每隔18个月，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就会增加一倍，这实际上意味着，每过18个月，以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运行速度是原来两倍的电脑，这种趋势还将会“至少再持续10年”。其实，摩尔的结论被证明是非常保守了，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50多年，演变成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在1975年间，摩尔对摩尔定律进行了修正，把时间修正为每两年增加一倍。但不管怎样，他所描述的这种增长模式仍然是指数型的。30年前PC刚刚诞生时，即便最乐观的科技评论者，也难以想象PC能够如此迅速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但事实上，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PC的大规模普及已然发生，更便携的智能手机和iPad更是几乎人手一部。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指出，预测未来，必须要有指数型增长的思想。人类目前的科技发展程度仿佛正处在“恰图兰卡棋盘的中央”，科技的指数增长已经将人类带到了“奇点”，未来的科技将开始呈爆炸式的发展，库兹韦尔由此对人类未来做了两个预测。
第一个预测与人类寿命有关。现代生物学越来越多地把基因看成是“软件”，越来越了解它的运作机制，基因技术的发展也是指数增长的模式。比如，于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1997年的时候，科学家也只破译了人类基因数据的1%，而到了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随着医疗与生物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不久的未来，人类远离疾病避免衰老也是完全可期的。在10到15年之后，随着医疗的指数式发展，人类平均寿命每年将提高 1岁 以上，如此下去，长寿的奇点就会爆发。
第二个预测与人工智能有关。库兹韦尔认为，按照指数增长，到2029年，计算机将能够做人类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从经验中学习、讲笑话、讲故事、讲感情等，这一年计算机将会通过图灵测试，人工智能将可以代替人类智能。
博弈论教我们如何讲究策略
在电影《美丽心灵》中，约翰·纳什和数学系的男同学们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一群女人走了进来，男生们开始相互调侃，粗估着约会的成功率，而纳什却突发灵感：有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的最佳搭讪策略呢？接下来的事情观众们都清楚了。纳什陷入沉思，蹒跚地走出酒吧，然后整晚疯狂地涂鸦着高深莫测的方程……电影中的情节看上去有点愚蠢，在现实世界里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这个笨手笨脚的好莱坞故事暗示了一个道理：博弈论，这一因约翰·纳什而闻名世界的高深数学，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确实常常用到博弈论，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比如，当你在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同时考虑别人可能做出的反应时，你已经在使用最基本的博弈论思想了。只不过当事情变得更复杂，或者事情涉及的人数更多时，我们就会开始犯糊涂了。科学家建议，我们没有必要像数学专家那样研究博弈论，只是稍微了解一些博弈论的知识，就可以获得一些见解，使我们做事情更加明智。
比如，我们要知道，博弈是有许多类型的。泛泛地说，博弈论可以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获益是另一方的损失，比如打扑克或者下国际象棋，这时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损人利己”，不过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相比之下，非零和博弈更常见也更加复杂，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囚徒困境模型。在这个场景中，你和另外一个囚徒都希望尽快被释放（这需要自己认罪同时对方抵赖），但双方都不会为对方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博弈论告诉你，最佳的选择就是双方都认罪。这个决定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追求纳什均衡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纳什均衡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互利的思想，比如社区里相邻的地方有两家饭店，一家卖豆浆，一家卖油条。有相当一部分客人是买了油条并配合豆浆来做早餐的，根据纳什均衡，两家店应该合作，共享客流。如果卖豆浆的觉得卖油条的抢了生意，双方产生矛盾，一方将另一方挤走，那么结果可能会是连带自己的生意也不行了。
“懦夫博弈”是另外一个在生活中给人启示的例子。在这里，两位司机开车冲向对方，其中任何一位司机都可以在相撞前转向而避免车祸，但转向者将被视为懦夫。在这里，纳什均衡将会是任意一个司机提前转向，这样可以避免车毁人伤的局面。但是，博弈论还可以给出另外一个出路。其中一个司机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强制达到对个人有利的结果，比如把方向盘拆掉，然后另一位司机则只能转向。换句话说，你让你的对手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特定的行为，然后迫使他做出了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矛盾，但事实就是这样，你限制了自己的选择，却会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结果。
上述道理可以应用到商业活动中，比如你要购买一件商品，你定好了价格并做出“要么接受报价要么不交易”的表态，那么你就可以迫使卖方做出一个选择：出售或者不出售。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讨价还价场景之中，也适用于找工作时制定工资标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博弈论并不是万能的。博弈论发挥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假设我们的行为全都是理性的，但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存在许多非理性行为，这一点即使博弈论专家也无法免俗。
上述的5个科学道理，源自科学家们对生活的体悟，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道理用于生活中，科学与生活结合的故事也将会越来越精彩，这里所写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