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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对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静态的分析，对非营利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与社会行为规范研究的较为深入，但是近年随着动力学理论的兴起，从行动的角度去研究网络结构是怎样形成的，个人行为如何改变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又如何改变社会网的结构成为新话题。本文主要从关系强度、个人位置优势和互动经验三个微观层面来分析行动中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资本，也就是组织内部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个人行为关系如何促成一定的集体行为模式。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社会资本 互动
微观交换中的互动强调的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或者不同组织成员之间所进行的一种个体行为互动，是以社会资本对组织关系延展性作用为着眼点的。我们知道，非营利组织（以下简称NPO）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维护主要是依靠一种非正式制度规范，所以，关系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NPO内部，关系网络是怎样影响个体行为的呢？从横向关系网络来看，取决于组织成员的连带强度；从纵向关系来看，取决于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个人结构位置；从外部关系网络来看，则取决于个体互动经验的一种积累。本文对一个民办的研究性组织（简称XM）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以此为样本，从这三个角度来对组织成员关系交换中形成的互动进行分析。
一、关系强度
关系强度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他在1973年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中提出一个衡量连带强度的概念，以区别什么叫强连带，什么叫弱连带。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连带”，大致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关系”。他提出关系连带的四个构面：第一个是互动的频率，第二个是认识的时间有多长，第三个是亲密程度，第四个是互惠内容。因此，强连带关系是指那些互动率较高、认识时间较长、亲密程度较高且互惠内容较多的一种关系；相反，弱连带关系则是指那些互动频率不高、认识时间较短、亲密程度较低且互惠内容较少的互动关系[1]。这样两种不同的关系强度对于NPO组织成员的行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强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的影响
从强连带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强连带关系更多的是强调感情的亲密度与互动的时间性，所以，强连带关系的产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原本就有的一种强连带关系，包括家人、姻亲、拜把兄弟等一系列基于血缘或拟血缘的情感关系；另一种是因为认识时间较长，并且长时间高频率发生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强连带关系。这两种强连带关系对于组织成员来讲在发生互动时又不相同。第一种强连带关系对组织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必然的，不管其是否与组织发生关系，只要这种强连带关系存在，其个体行为就必然受到影响。比如NPO的成员在参与组织活动时，如果其家人不同意或者阻止其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个体成员的行为必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第二种强连带关系来说，这种情感支撑是在不断地强化信任关心的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成员在是否选择某种行为时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必须遵从。由此可见，强连带关系对个体行为发生影响是通过信任的构建过程逐渐形成的，不管是基于亲情情感还是基于长期的互动依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系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建立和维护，而且一旦这种强关系连带形成，那么彼此之间必然会存在较多的信息资源分享，造成彼此之间的重复信息的增加。所以，从这种观点上来看，在NPO内部的成员参与组织的微观互动时，强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个体成员的合作选择。强连带关系是在非常亲密的家人关系或者是互动依赖关系上经过长时间的维护形成的，所以，在NPO组织成员参与组织活动时，一旦需要选择合作对象，其必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自己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主体。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与企业组织当中也有存在，但是由于政治组织的制度限制以及回避机制等硬性规定的存在，使其选择强连带关系要背负一定的惩罚性风险，但是在草根MGO当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NPO欢迎来自各界的人士参与到组织活动当中来，不会太过计较其身份关系和地位，所以，在形成组织关系网的时候，这种合作选择性偏差可能会导致组织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改变。
2、影响个体成员的互动态度。与组织成员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个体对组织成员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向来很看重关系与脸面，在NPO运作过程中，与组织成员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主体对组织活动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成员在参与组织互动时的态度。所以，如果NPO内部出现了具有这种强关系的小团体，那么组织互动的效果与组织运作机制就会受到干扰。因为一般的NPO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奖惩机制，造成强连带关系对组织行动的影响没有约束力。
3、影响个体成员的组织认同感。组织个体成员的强连带关系要比基于某种价值观、兴趣爱好甚至是年龄、地域等因素所形成的认同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与约束力，因为这种情感从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保证关系，是不需要选择的肯定性关系，所以基于认同感的一般性信任会让步于这种特殊信任。一旦个体强连带关系与组织认同感相背离，个体会在组织行为发生时必然的选择放弃认同感，屈从强关系指引，一旦这种情况发生，NPO事先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的某些线条很有可能发生断裂，从而必须采取修正性措施，创造新的线条弥补社会关系网。强连带关系就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改变了整个组织在社会结构的镶嵌状态。XM组织中的小毛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志愿者的真实案例①：
研究所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与经济保障，所以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学生，学生由于没有更多的经济负担与生活压力，而且正处于学习与适应社会的阶段，因此参与热情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学生身边亲人家属的态度对他们参与组织活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研究所之前有一位志愿者，是学英语专业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文化》每期都会出一栏双语天地，也有英文目录的翻译，所以这位志愿者就主要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可能由于研究所本来的任务比较重，人员又比较少，所以遇到每次的忙碌期，志愿者大都是比较辛苦的，有时候需要一天在外面跑。后来听说这个志愿者的家里都不是很想让他参与这种活动，希望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准备考托福为出国做准备，终于他慢慢地退出了我们研究所。一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几期的杂志就把双语天地与英文目录取消了，这种变动还受到一些读者的置疑，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杂志的进展。不过我们其实还是很能理解他的，不说为了他个人的未来考虑，就从他家人对他参加研究所持反对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参与激情与互动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关系密切的人对于我们个人的行动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二）弱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的影响
NPO内部成员的弱连带关系对于组织来说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政府或者企业部门，通过制度性渠道或者权力约束，组织成员可以获得更多自己想要的信息与资源，但是对于NPO来说，却不存在这样的畅通渠道，所以组织成员必须通过自身的关系来维持组织的信息通道与资源获取路径的畅通。但是，强关系作为一种封闭性与时间依赖性较强的关系，其提供给组织成员是一种拥有较多重复信息且资源面比较狭窄的关系路径，所以，仅仅依靠强关系是根本无法保证NPO建立一个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的，此时弱关系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弱关系虽然只是一种“认识性”关系，但是其潜在功能却是巨大的，弱关系虽然弱，可还是拥有其弱的优势的，比如弱关系的广泛性、弱关系维持的低成本性、弱关系建立的快捷性等等，所以NPO成员所拥有的弱关系对个人甚至组织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从微观个人关系互动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弱关系的加强与拓展。既然弱关系对于NPO资源的开发与信息的传递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组织内部拥有广泛弱关系的个体就能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有效资源，成为组织发展的关键人员，获得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一旦其发展的弱关系为组织提供了组织需要的有效信息，其对于组织的价值将迅速提高，此时该个体的行为将有两种表现趋向：一种是强化自身的弱关系，在现有的弱关系基础上做文章；另一种则是继续开发新的弱关系，唤起过往更多的“认识性”资源，拓展自己的弱关系网。这两种不同的表现趋向将会对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地位产生不同影响，强化的弱关系加深已有的社会网，促进NPO尽快地融入社会，使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拓展的弱关系为NPO组织打开了新的关系构建渠道，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线条，从而使社会组织的位置发生移动。
2、个体组织结构位置的改变。对于个体来说，弱关系的维持相对于强关系维持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都相对较低，但是开发弱关系所得到的信息资源反馈收益却是非常大的，个体成员在参与组织行动时往往更愿意去开发可以提供异质信息的弱关系，这样一来在个体行动促进组织行动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即个体通过弱关系为组织获得更广泛的资源信息，为组织发展开辟了更多新的渠道，组织因此会对个体行为采取支持性态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个体的弱关系行动。所以，在NPO内部，具有弱关系更多的个体，更有助于组织的社会网的拓展，其在整个组织中的结构位置也会因此得到改变。
3、规避合作。虽然从信息资源的广泛获取上面来讲，弱关系对NPO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一个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出发，有时候通过弱关系获得的异质信息并不一定会如实地反映到组织当中，也就是说个体作为组织之间微观交换的桥梁，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传递工具，他会吸收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规避掉可能对自身利益有所损害的信息，甚至个体会将部分有利的信息与资源优先纳为己用，以致反映到组织当中的可能并不是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资源。所以，个体作为组织之间异质信息获取的唯一途径，组织会因为想要得到这些信息而选择对这些个体表示信任，但是个体却存在着信任悖论，最终导致个体主观意愿引导下组织规避掉某些合作机会，错失一部分社会关系链条，这一点与NPO的组织特性有极大的关系。在政府企业组织中，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不会因为自己意愿而转移某种弱关系，因为严格的制度规范会给其带来不诚信的惩罚。
XM的负责人对组织内的人员关系情况是这样给我们介绍的②：我们研究所从实际的运行来看，人员并不是很多，做事的就那么些人，但从整个组织架构来看人员还是很丰富的，很多有很强影响力的人物都在我们这里做客座研究员，比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PYT教授、中央电视台主任记者ZXQ博士、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FGL等等，还有我们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也是非常强大的，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WM博士、中央教科所学校发展部主任ZWS、《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WQZ博士等等，这些有名望、有权威的人可能在我们日常的操作化工作中并不会参与太多，但是一旦组织有需求，这些人都会成为组织潜在资源的挖掘者。作为资源挖掘者，他们会在组织中活跃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根据组织需要从自己的关系链中寻求合作与帮助，成为组织的关键人物，不管他们可以为组织寻求到什么样的资源，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势必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由一个仅仅是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转变到一个临时的项目负责人。另外，他们个人的行为也会因为组织的原因而更多地去加强组织需要的关系资源，当然，我们要依赖这些人，通过这些个人来为组织争取更多的资源。
通过上面对不同强度关系在微观交换互动中对组织个体成员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强连带关系和弱连带关系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对NPO个体行动产生影响的。强连带关系通过构建信任使个体之间形成了某种稳定的互动关系，不论该个体拥有怎样的个性品质、价值观、甚至是值得信赖的程度，这种强关系连带都会通过情感支持，影响个体与固定群体互动的行为模式；弱连带关系则是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其关键性优势是提供给个人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并且是一种独占性的稀缺资源信息。所以弱关系给个体带来的资源优势会直接导致个体对组织的重要程度，这种重要程度也就使得组织对该个体的信任度会增高，个体在组织中的行为也就会存在多种可选择性，最终通过个体行动影响了集体的行动。
二、个人位置优势
个体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成员嵌入到整个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之中，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并通过动员和使用这些资源保护和改善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而获得社会赋予的身份和名誉，保证个体在结构内的价值和安全感。个体行动者通常有两类资源：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为个体行动者所拥有。作为拥有者，他们可以适时、转移和处置它们，而不需要得到授权或者对其他行动者和社会位置负责。个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取个人资源，一个途径是通过继承或者先赋，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自己资源的投资和努力来获取，第三种途径是交换的。有一些个人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被个体行动者完全拥有，个体行动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它们，但是很多这类资源通常只被社会契约所“拥有”，社会契约规定了个体行动成为特定资源的使用者，只有契约有效，个体行动者才可以行使权力，控制和使用资源，此时个体行动者就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这些超越个体掌控的资源，也就是社会资源。通过个人获取的社会资源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性资源，一种则是通过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控制的资源，占据某一位置就拥有这些资源，而一旦离开这个位置，资源所属也会随之发生转移[2]。社会关系的位置资源通常比自我的个人资源要有用得多，因为位置资源唤起的不仅是嵌入在组织中位置上的资源，而且包括组织自身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以当行动目的性嵌入到社会关系网以后，这些结构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源必然会影响个体的行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NPO中组织个体的位置优势对个体互动产生的影响。 （一）网络位置优势
在分析网络位置优势对行动者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即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接近结构位置更好者会促使更成功的行动。我们用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中个体为例来验证这一假设。在NPO内部，个体为了实现目的性行动的一个简单策略是接近自身拥有或能够获取更高价值资源的行动者，研究所成员为了获取这种资源采取了以下四种行动。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近分管相关领域的教育局局长，引起该位置领导的重视，从而利用局长的影响，在开展活动时对各大中小学施加政策性指标压力，获得更多支持性资源与社会影响力。局长位置拥有更多的控制资源，为研究所提供了有益的社会影响力。二是多次向教育界较有影响力的专家请教，通过位于专家位置的结构性视野，获取更好的信息。三是与在NPO领域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的NPO开展交流合作关系，利用典型NPO的良好社会信用提升组织的公信力。四是研究所成员在举办活动时获得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某位政府官员的肯定与重视，在下一次举办类似活动时，更有信心去获取这种位置领导的支持。研究所通过这四种行动，促进了活动的开展并推动了组织资源获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但是对于NPO来说，怎样衡量一个位置在网络中的优势，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呢？
林南根据韦伯提出的社会资本的三大内容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提出了三个标准，即达高性、资源异质性以及广泛性。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分析NPO网络位置的衡量。
首先，达高性是自我通过社会关系可以在网络的等级制结构中触及到的最顶端的位置的资源。NPO个体成员对网络中高位置资源的获取是对组织运行的向上引导力量，不论位于组织中的任何结构，只要能与高位置资源发生关系，就会给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或信任支撑，这一点对NPO这种主要由民间基层力量自发的组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
其次，资源异质性反映了自我通过跨越网络结构等级位置的社会关系可触及到的资源纵向幅度，对于NPO来说，在举办一场活动或者进行组织互动时，遇到人员短缺问题时，即可以通过政府下达政策指标扩充活动人力支持，还可以通过从类似NPO中调用组织成员支持组织活动，还可以从高校组织学生队伍参与，这就体现了互动中资源的异质性。在NPO进行社会互动时，仅仅拥有高地位的社会关系并不能完全地满足组织的资源需求，通过社会关系可获取的资源的类型、层级和数量的异质性将是体现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准。
最后，广泛性就反映了自我通过社会关系触及的位置及其嵌入资源的多样性。对于这一点，NPO可以通过吸纳来自各行各业具有不同身份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身份与结构位置不同，触及到的位置与获得的嵌入资源必然不同。要扩大NPO的社会资本广泛性，就要尽量地降低组织成员个体之间信息资源的重复性，促进个体行动的多样化发展。对于组织这种位置优势的分析，负责人如是说②：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跟我们组织内部成员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像我们的X所长之前就在政协工作，J所长在省社科联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我们组织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像教育局、社科联、民政局等一系列政府机关的领导，以这些领导的影响力给我们组织带来一些运行上的方便。另外，像我之前在荆州日报工作，在学校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的Z所长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工作过，还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关系认识了很多教育学界的杰出人才及专家，这些人都给我们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与意见，而且由于我们不同的工作经历以及现在承载的不同身份，在活动开展的时候很容易调集到不同的资源。另外，我们的志愿者队伍，都是来自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充分保证了组织资源的丰富性与广泛性。
（二）结构位置优势
对于结构位置优势，我们主要研究在组织结构内部位置的好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在组织结构中，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就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在这里初始位置包括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两个方面，先赋位置来自自我继承；自致位置则是自我获得和占据的社会位置与社会角色。在等级制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在获取和动员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上的能力是不同的。以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为例，该组织内部结构位置的好坏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先天的家庭条件给个人带来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另一部分是个人通过工作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与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成员A因为家庭关系拥有本地的亲戚关系优势，另外在一家公司当中担任副总经理，而研究所的成员B，一方面不具备本地的亲戚关系优势；另一方面也只是公司中的一个小职员，此时，成员A在组织结构内就拥有了相对B来说更好的初始位置，A比B就有了更好的机会去获取和使用拥有好的社会资源的社会关系，因此就印证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在NPO内部，初始结构位置对于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结构位置会通过资源获取优势影响个体行动。小毛告诉我们①：在研究所内，我们每个个体都会竭尽全力地去发挥自己的一些资源优势的，比如L所长因为资历和能力都在那，所以他在组织活动的推动上的行动力往往最大，我们这些学生志愿者也是一样的，像我在学校担任学生会成员又是班长，所以在研究所需要组织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要比那些在学校没有承担职务，没有这些关系资源的人做更多的工作。还比如我是本地人，对我们研究所活动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相对于外地人的成员来说，在组织需要出去跑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得多些。这样我对组织的了解也就多些，所长让我去做的事情一般也就多些。
（三）关系位置优势
关系位置优势更多的是强调在社会关系网中拥有关键位置的资源获取优势，类似于我们前文中分析过的结构洞中“桥梁”的概念。当然，在此我们会进一步分析不同结构位置的桥梁对行动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此我们给出的理论假设是：个体越靠近网络关系中的桥梁，他们在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但连接不同资源的桥梁位置强度有所不同。结构洞理论关注的是关系丛之间渠道的缺乏，而桥梁则可以使一个关系丛中的个体行动者嵌入在另一个关系丛节点中的资源，这些桥梁控制着信息的流动，所以，两个关系丛中间桥梁的位置就是具有关系位置优势的位置，这些位置因为控制着两个关系丛之间信息的传递，因此相对于关系中的其他位置来说就更加容易获取好的社会资本，但是，对于同一个组织来说，与两个不同的关系丛A、B建立桥梁关系，如果A关系丛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多于B关系丛时，组织与关系丛A之间的桥梁关系的强度就要比组织与关系丛B之间的桥梁关系强，此时A对于B就更具备关系位置优势，所以，对于NPO来说，不同组织可以为之提供的资源价值、数量不同，会影响组织行动的选择，此时更具关系位置优势的个体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笔者在参与研究所开展“第三届学校文化论坛”的时候，曾见证研究所对于关系位置优势的选择③：当时活动要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桂苑宾馆召开，会议之前要准备非常多的文件资料以及颁奖的奖牌、证书，考虑到运输成本问题，X所长准备选择到华中师范大学内部的一个打印店进行打印，当时询问了两家打印店，第一家打印店不能打印证书，不给存放奖牌，但是价格较为便宜；第二家打印店，可以打印证书，二楼还有足够的空间存放证书，而最关键的是老板认识桂苑宾馆的负责人，一方面，可以帮忙联系桂苑宾馆让其给校门口的保安打招呼，放我们会议当天的车辆进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帮我们联系车辆，开会前把所有的会议资料送到宾馆里面，但是打印的价格偏高，此时，X所长果断地选择了第二家打印店，因为考虑到这种关系优势，会给组织带来更大的便利，这种便利不是打印便宜那么一点点可以换来的。 由此可见，第二家打印店，相对于第一家打印店对于研究所来说就是更具关系位置优势的关系丛，而打印店也因为自己的关系丛优势，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合作客户，这就是关系位置资源对组织行为选择的影响。
三、互动经验
社会互动是在行动者相互交换嵌入在行动者的结构位置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些相互交叉的资源在质量、类型和数量上可能相似也可能完全不同，行动者在不断地与外界对象发生交换的过程中，会对不同的资源交换形式的过程进行总结与计算，而这些互动经验与交易成本的核算也会极大地影响个体行动的行为模式[2]。林南根据互动双方资源的相似与相异将这种互动分为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两类，对于NPO组织成员来说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会给组织带来不同的关系受益，所以，互动经验与交易成本的核算也是必须的。
根据林南的定义，同质性互动关系是指拥有相似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异质性互动关系是指拥有不同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对于NPO组织成员来说，我们不考虑其他的社会身份，而仅仅将其行动局限于从NPO利益出发的活动。那么NPO的组织成员是不是也更倾向于发生同质性互动呢？我们以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成员为总体样本，选取位于不同位置的代表对其进行了访谈，当我们对于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志愿者问到同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组织活动中，你更愿意与什么样的对象发生互动？”时，他们分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④：
所长：我不管是出于组织责任还是个人意愿来说，都比较倾向于与组织外部的对象进行互动，我认为，我身上承担的是组织的开拓性任务，要把组织很好的推出去，要把组织影响力做出来，所以，要想走出去就必须多与外界不同的组织以及个人发生互动关系，为组织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当然，我更希望我的互动对象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强，我喜欢并愿意为组织做这种引导性工作。
副所长：作为研究所副所长，我是具有双重身份与任务的，一方面，我要协助所长来研究整个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发展路径，去参与一些外部资源的拓展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所以我也必须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我没有什么倾向性对象，只要对组织有利的对象都会努力地加强这种互动。
志愿者：我更喜欢与组织内部其他的几个志愿者进行互动，首先我们都是学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其次，我们之间的互动非常的轻松，没有压力与约束感，不会考虑互动的后果；最后，我们作为一个学生也没有更多的能力与精力与不同性质的人进行互动，我们也愿意去接触一些对组织有用的资源，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互动对象基本上就是同学、老师。
四、结语
对于访谈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处于研究所高层的领导者在发生组织互动时，更倾向于选择异质性互动。
第二，处于研究所中层的管理者在发生组织互动时，会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同质互动或异质互动。
第三，处于研究所底层的执行人员在发生组织互动时，更倾向于选择同质性互动。
根据上面对研究所成员的访谈整理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理论假设：即在组织结构中位于较高位置的人更倾向发生异质性互动；位于结构较低位置的人更倾向发生同质性互动；位于中间位置的个体结合个人实际，计算交易成本，确定发生何种互动。那么产生这种选择倾向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林南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个体之间要发生异质性互动比同质性互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互动参与者意识到行动中共和对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相等的、存在差异，需要评估每人参与交换的意见，需要克服这种关系的不对等性带来的种种障碍，资源的差异与共享情感的缺乏，使得参与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异质性互动的发生呢？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既然行动者愿意付出代价去发生互动关系，那么代价的背后必然是有收益回报的，那么这种收益回报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从组织社会地位的获取上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正像上文分析的，网络位置与结构位置中的优势位置会为行动带来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那么组织成员为了获取这些好的社会资本就会采取目的性的行动去接近具有这种位置的个体，换句话说就是位置高的人所产生的“声望效应”吸引了组织的成员，对于倾向发生异质性互动的组织成员来说，他更愿意付出努力去获取这种“声望效应”所带来的“光环”，这种光环可能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也可能就是一种可以为其带来巨大效益的关键性信息资源，所以组织成员会抱着高付出高回报的期望，选择与位置较高的个体发生异质性互动。当然，异质性行动的发生也很可能不是与具有高位置的个体之间发生的，因为这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是不均匀地分散在社会之中的，之所以要放弃低付出同质性互动，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渠道，获取新的资源。由此可见，采取异质性行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资源的获取行为。所以这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组织的领导者更倾向于选择异质性互动，一方面，是因为领导者需要通过获取资源来推动组织发展；另一方面，领导者在组织结构中的高位置保证了其有发生异质性互动的能力与资本。所以位于结构位置较低的人选择同质性互动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这些占据底层位置的行动者，一方面，因为其与高位置行动者进行互动很难；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期望从异质性互动中获得与高层行动者同样多的回报，因此选择同质性互动稳稳当当地维持好组织的资源，就是这些行动者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那些行动，他们一方面拥有一定的社会位置，与某些自己可以触及到的高层位置的行动者发生关系是可能的，虽然需要付出比高层领导更多的代价，但另一方面他们会去考虑这样的互动究竟值不值得，因为他们对那些高位置的行动者能否给他们想要的回报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就很好地印证了XM研究所的访谈结果。 从互动经验来确定行动方式也是NPO个体进行社会互动时一个标准，对于NPO来说，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行动，就要看组织是更大程度地想要维持现有的组织资源，还是获取更多的组织资源，虽然结构地位已经确定，但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良好的互动经验还是会提高组织成员对异质性互动的兴趣。
注释
①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志愿者小毛的访谈资料。
② 来自2011年9月14日对XM负责人的访谈资料。
③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副所长谢老师的访谈资料。
④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的访谈资料。
参考文献
[1]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Abstract]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ocial capital are concentrated on static analysis，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norms of behavio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deeply analyze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the kinetic theory， study on how to form the network structure from the view of action， how to change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by individual behavior， how to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by collective behavior have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ocial capital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from three tiny view level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the individual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at is， we study how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relationship formed among members’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can promote the certain collective behavior.
[Key words]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ocial capital； interaction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社会资本 互动
微观交换中的互动强调的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或者不同组织成员之间所进行的一种个体行为互动，是以社会资本对组织关系延展性作用为着眼点的。我们知道，非营利组织（以下简称NPO）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维护主要是依靠一种非正式制度规范，所以，关系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NPO内部，关系网络是怎样影响个体行为的呢？从横向关系网络来看，取决于组织成员的连带强度；从纵向关系来看，取决于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个人结构位置；从外部关系网络来看，则取决于个体互动经验的一种积累。本文对一个民办的研究性组织（简称XM）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以此为样本，从这三个角度来对组织成员关系交换中形成的互动进行分析。
一、关系强度
关系强度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他在1973年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中提出一个衡量连带强度的概念，以区别什么叫强连带，什么叫弱连带。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连带”，大致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关系”。他提出关系连带的四个构面：第一个是互动的频率，第二个是认识的时间有多长，第三个是亲密程度，第四个是互惠内容。因此，强连带关系是指那些互动率较高、认识时间较长、亲密程度较高且互惠内容较多的一种关系；相反，弱连带关系则是指那些互动频率不高、认识时间较短、亲密程度较低且互惠内容较少的互动关系[1]。这样两种不同的关系强度对于NPO组织成员的行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强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的影响
从强连带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强连带关系更多的是强调感情的亲密度与互动的时间性，所以，强连带关系的产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原本就有的一种强连带关系，包括家人、姻亲、拜把兄弟等一系列基于血缘或拟血缘的情感关系；另一种是因为认识时间较长，并且长时间高频率发生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强连带关系。这两种强连带关系对于组织成员来讲在发生互动时又不相同。第一种强连带关系对组织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必然的，不管其是否与组织发生关系，只要这种强连带关系存在，其个体行为就必然受到影响。比如NPO的成员在参与组织活动时，如果其家人不同意或者阻止其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个体成员的行为必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第二种强连带关系来说，这种情感支撑是在不断地强化信任关心的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成员在是否选择某种行为时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必须遵从。由此可见，强连带关系对个体行为发生影响是通过信任的构建过程逐渐形成的，不管是基于亲情情感还是基于长期的互动依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系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建立和维护，而且一旦这种强关系连带形成，那么彼此之间必然会存在较多的信息资源分享，造成彼此之间的重复信息的增加。所以，从这种观点上来看，在NPO内部的成员参与组织的微观互动时，强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个体成员的合作选择。强连带关系是在非常亲密的家人关系或者是互动依赖关系上经过长时间的维护形成的，所以，在NPO组织成员参与组织活动时，一旦需要选择合作对象，其必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自己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主体。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与企业组织当中也有存在，但是由于政治组织的制度限制以及回避机制等硬性规定的存在，使其选择强连带关系要背负一定的惩罚性风险，但是在草根MGO当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NPO欢迎来自各界的人士参与到组织活动当中来，不会太过计较其身份关系和地位，所以，在形成组织关系网的时候，这种合作选择性偏差可能会导致组织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改变。
2、影响个体成员的互动态度。与组织成员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个体对组织成员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向来很看重关系与脸面，在NPO运作过程中，与组织成员具有强连带关系的主体对组织活动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成员在参与组织互动时的态度。所以，如果NPO内部出现了具有这种强关系的小团体，那么组织互动的效果与组织运作机制就会受到干扰。因为一般的NPO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奖惩机制，造成强连带关系对组织行动的影响没有约束力。
3、影响个体成员的组织认同感。组织个体成员的强连带关系要比基于某种价值观、兴趣爱好甚至是年龄、地域等因素所形成的认同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与约束力，因为这种情感从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保证关系，是不需要选择的肯定性关系，所以基于认同感的一般性信任会让步于这种特殊信任。一旦个体强连带关系与组织认同感相背离，个体会在组织行为发生时必然的选择放弃认同感，屈从强关系指引，一旦这种情况发生，NPO事先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的某些线条很有可能发生断裂，从而必须采取修正性措施，创造新的线条弥补社会关系网。强连带关系就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改变了整个组织在社会结构的镶嵌状态。XM组织中的小毛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志愿者的真实案例①：
研究所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与经济保障，所以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学生，学生由于没有更多的经济负担与生活压力，而且正处于学习与适应社会的阶段，因此参与热情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学生身边亲人家属的态度对他们参与组织活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研究所之前有一位志愿者，是学英语专业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文化》每期都会出一栏双语天地，也有英文目录的翻译，所以这位志愿者就主要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可能由于研究所本来的任务比较重，人员又比较少，所以遇到每次的忙碌期，志愿者大都是比较辛苦的，有时候需要一天在外面跑。后来听说这个志愿者的家里都不是很想让他参与这种活动，希望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准备考托福为出国做准备，终于他慢慢地退出了我们研究所。一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几期的杂志就把双语天地与英文目录取消了，这种变动还受到一些读者的置疑，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杂志的进展。不过我们其实还是很能理解他的，不说为了他个人的未来考虑，就从他家人对他参加研究所持反对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参与激情与互动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关系密切的人对于我们个人的行动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二）弱连带关系对组织成员个体行为的影响
NPO内部成员的弱连带关系对于组织来说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政府或者企业部门，通过制度性渠道或者权力约束，组织成员可以获得更多自己想要的信息与资源，但是对于NPO来说，却不存在这样的畅通渠道，所以组织成员必须通过自身的关系来维持组织的信息通道与资源获取路径的畅通。但是，强关系作为一种封闭性与时间依赖性较强的关系，其提供给组织成员是一种拥有较多重复信息且资源面比较狭窄的关系路径，所以，仅仅依靠强关系是根本无法保证NPO建立一个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的，此时弱关系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弱关系虽然只是一种“认识性”关系，但是其潜在功能却是巨大的，弱关系虽然弱，可还是拥有其弱的优势的，比如弱关系的广泛性、弱关系维持的低成本性、弱关系建立的快捷性等等，所以NPO成员所拥有的弱关系对个人甚至组织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从微观个人关系互动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弱关系的加强与拓展。既然弱关系对于NPO资源的开发与信息的传递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组织内部拥有广泛弱关系的个体就能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有效资源，成为组织发展的关键人员，获得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一旦其发展的弱关系为组织提供了组织需要的有效信息，其对于组织的价值将迅速提高，此时该个体的行为将有两种表现趋向：一种是强化自身的弱关系，在现有的弱关系基础上做文章；另一种则是继续开发新的弱关系，唤起过往更多的“认识性”资源，拓展自己的弱关系网。这两种不同的表现趋向将会对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地位产生不同影响，强化的弱关系加深已有的社会网，促进NPO尽快地融入社会，使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拓展的弱关系为NPO组织打开了新的关系构建渠道，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线条，从而使社会组织的位置发生移动。
2、个体组织结构位置的改变。对于个体来说，弱关系的维持相对于强关系维持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都相对较低，但是开发弱关系所得到的信息资源反馈收益却是非常大的，个体成员在参与组织行动时往往更愿意去开发可以提供异质信息的弱关系，这样一来在个体行动促进组织行动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即个体通过弱关系为组织获得更广泛的资源信息，为组织发展开辟了更多新的渠道，组织因此会对个体行为采取支持性态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个体的弱关系行动。所以，在NPO内部，具有弱关系更多的个体，更有助于组织的社会网的拓展，其在整个组织中的结构位置也会因此得到改变。
3、规避合作。虽然从信息资源的广泛获取上面来讲，弱关系对NPO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一个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出发，有时候通过弱关系获得的异质信息并不一定会如实地反映到组织当中，也就是说个体作为组织之间微观交换的桥梁，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传递工具，他会吸收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规避掉可能对自身利益有所损害的信息，甚至个体会将部分有利的信息与资源优先纳为己用，以致反映到组织当中的可能并不是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资源。所以，个体作为组织之间异质信息获取的唯一途径，组织会因为想要得到这些信息而选择对这些个体表示信任，但是个体却存在着信任悖论，最终导致个体主观意愿引导下组织规避掉某些合作机会，错失一部分社会关系链条，这一点与NPO的组织特性有极大的关系。在政府企业组织中，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不会因为自己意愿而转移某种弱关系，因为严格的制度规范会给其带来不诚信的惩罚。
XM的负责人对组织内的人员关系情况是这样给我们介绍的②：我们研究所从实际的运行来看，人员并不是很多，做事的就那么些人，但从整个组织架构来看人员还是很丰富的，很多有很强影响力的人物都在我们这里做客座研究员，比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PYT教授、中央电视台主任记者ZXQ博士、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FGL等等，还有我们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也是非常强大的，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WM博士、中央教科所学校发展部主任ZWS、《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WQZ博士等等，这些有名望、有权威的人可能在我们日常的操作化工作中并不会参与太多，但是一旦组织有需求，这些人都会成为组织潜在资源的挖掘者。作为资源挖掘者，他们会在组织中活跃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根据组织需要从自己的关系链中寻求合作与帮助，成为组织的关键人物，不管他们可以为组织寻求到什么样的资源，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势必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由一个仅仅是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转变到一个临时的项目负责人。另外，他们个人的行为也会因为组织的原因而更多地去加强组织需要的关系资源，当然，我们要依赖这些人，通过这些个人来为组织争取更多的资源。
通过上面对不同强度关系在微观交换互动中对组织个体成员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强连带关系和弱连带关系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对NPO个体行动产生影响的。强连带关系通过构建信任使个体之间形成了某种稳定的互动关系，不论该个体拥有怎样的个性品质、价值观、甚至是值得信赖的程度，这种强关系连带都会通过情感支持，影响个体与固定群体互动的行为模式；弱连带关系则是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其关键性优势是提供给个人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并且是一种独占性的稀缺资源信息。所以弱关系给个体带来的资源优势会直接导致个体对组织的重要程度，这种重要程度也就使得组织对该个体的信任度会增高，个体在组织中的行为也就会存在多种可选择性，最终通过个体行动影响了集体的行动。
二、个人位置优势
个体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成员嵌入到整个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之中，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并通过动员和使用这些资源保护和改善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而获得社会赋予的身份和名誉，保证个体在结构内的价值和安全感。个体行动者通常有两类资源：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为个体行动者所拥有。作为拥有者，他们可以适时、转移和处置它们，而不需要得到授权或者对其他行动者和社会位置负责。个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取个人资源，一个途径是通过继承或者先赋，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自己资源的投资和努力来获取，第三种途径是交换的。有一些个人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被个体行动者完全拥有，个体行动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它们，但是很多这类资源通常只被社会契约所“拥有”，社会契约规定了个体行动成为特定资源的使用者，只有契约有效，个体行动者才可以行使权力，控制和使用资源，此时个体行动者就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这些超越个体掌控的资源，也就是社会资源。通过个人获取的社会资源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性资源，一种则是通过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控制的资源，占据某一位置就拥有这些资源，而一旦离开这个位置，资源所属也会随之发生转移[2]。社会关系的位置资源通常比自我的个人资源要有用得多，因为位置资源唤起的不仅是嵌入在组织中位置上的资源，而且包括组织自身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以当行动目的性嵌入到社会关系网以后，这些结构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源必然会影响个体的行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NPO中组织个体的位置优势对个体互动产生的影响。 （一）网络位置优势
在分析网络位置优势对行动者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即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接近结构位置更好者会促使更成功的行动。我们用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中个体为例来验证这一假设。在NPO内部，个体为了实现目的性行动的一个简单策略是接近自身拥有或能够获取更高价值资源的行动者，研究所成员为了获取这种资源采取了以下四种行动。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近分管相关领域的教育局局长，引起该位置领导的重视，从而利用局长的影响，在开展活动时对各大中小学施加政策性指标压力，获得更多支持性资源与社会影响力。局长位置拥有更多的控制资源，为研究所提供了有益的社会影响力。二是多次向教育界较有影响力的专家请教，通过位于专家位置的结构性视野，获取更好的信息。三是与在NPO领域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的NPO开展交流合作关系，利用典型NPO的良好社会信用提升组织的公信力。四是研究所成员在举办活动时获得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某位政府官员的肯定与重视，在下一次举办类似活动时，更有信心去获取这种位置领导的支持。研究所通过这四种行动，促进了活动的开展并推动了组织资源获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但是对于NPO来说，怎样衡量一个位置在网络中的优势，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呢？
林南根据韦伯提出的社会资本的三大内容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提出了三个标准，即达高性、资源异质性以及广泛性。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分析NPO网络位置的衡量。
首先，达高性是自我通过社会关系可以在网络的等级制结构中触及到的最顶端的位置的资源。NPO个体成员对网络中高位置资源的获取是对组织运行的向上引导力量，不论位于组织中的任何结构，只要能与高位置资源发生关系，就会给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或信任支撑，这一点对NPO这种主要由民间基层力量自发的组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
其次，资源异质性反映了自我通过跨越网络结构等级位置的社会关系可触及到的资源纵向幅度，对于NPO来说，在举办一场活动或者进行组织互动时，遇到人员短缺问题时，即可以通过政府下达政策指标扩充活动人力支持，还可以通过从类似NPO中调用组织成员支持组织活动，还可以从高校组织学生队伍参与，这就体现了互动中资源的异质性。在NPO进行社会互动时，仅仅拥有高地位的社会关系并不能完全地满足组织的资源需求，通过社会关系可获取的资源的类型、层级和数量的异质性将是体现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准。
最后，广泛性就反映了自我通过社会关系触及的位置及其嵌入资源的多样性。对于这一点，NPO可以通过吸纳来自各行各业具有不同身份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身份与结构位置不同，触及到的位置与获得的嵌入资源必然不同。要扩大NPO的社会资本广泛性，就要尽量地降低组织成员个体之间信息资源的重复性，促进个体行动的多样化发展。对于组织这种位置优势的分析，负责人如是说②：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跟我们组织内部成员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像我们的X所长之前就在政协工作，J所长在省社科联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我们组织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像教育局、社科联、民政局等一系列政府机关的领导，以这些领导的影响力给我们组织带来一些运行上的方便。另外，像我之前在荆州日报工作，在学校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的Z所长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工作过，还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关系认识了很多教育学界的杰出人才及专家，这些人都给我们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与意见，而且由于我们不同的工作经历以及现在承载的不同身份，在活动开展的时候很容易调集到不同的资源。另外，我们的志愿者队伍，都是来自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充分保证了组织资源的丰富性与广泛性。
（二）结构位置优势
对于结构位置优势，我们主要研究在组织结构内部位置的好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在组织结构中，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就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在这里初始位置包括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两个方面，先赋位置来自自我继承；自致位置则是自我获得和占据的社会位置与社会角色。在等级制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在获取和动员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上的能力是不同的。以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为例，该组织内部结构位置的好坏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先天的家庭条件给个人带来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另一部分是个人通过工作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与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成员A因为家庭关系拥有本地的亲戚关系优势，另外在一家公司当中担任副总经理，而研究所的成员B，一方面不具备本地的亲戚关系优势；另一方面也只是公司中的一个小职员，此时，成员A在组织结构内就拥有了相对B来说更好的初始位置，A比B就有了更好的机会去获取和使用拥有好的社会资源的社会关系，因此就印证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在NPO内部，初始结构位置对于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结构位置会通过资源获取优势影响个体行动。小毛告诉我们①：在研究所内，我们每个个体都会竭尽全力地去发挥自己的一些资源优势的，比如L所长因为资历和能力都在那，所以他在组织活动的推动上的行动力往往最大，我们这些学生志愿者也是一样的，像我在学校担任学生会成员又是班长，所以在研究所需要组织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要比那些在学校没有承担职务，没有这些关系资源的人做更多的工作。还比如我是本地人，对我们研究所活动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相对于外地人的成员来说，在组织需要出去跑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得多些。这样我对组织的了解也就多些，所长让我去做的事情一般也就多些。
（三）关系位置优势
关系位置优势更多的是强调在社会关系网中拥有关键位置的资源获取优势，类似于我们前文中分析过的结构洞中“桥梁”的概念。当然，在此我们会进一步分析不同结构位置的桥梁对行动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此我们给出的理论假设是：个体越靠近网络关系中的桥梁，他们在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但连接不同资源的桥梁位置强度有所不同。结构洞理论关注的是关系丛之间渠道的缺乏，而桥梁则可以使一个关系丛中的个体行动者嵌入在另一个关系丛节点中的资源，这些桥梁控制着信息的流动，所以，两个关系丛中间桥梁的位置就是具有关系位置优势的位置，这些位置因为控制着两个关系丛之间信息的传递，因此相对于关系中的其他位置来说就更加容易获取好的社会资本，但是，对于同一个组织来说，与两个不同的关系丛A、B建立桥梁关系，如果A关系丛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多于B关系丛时，组织与关系丛A之间的桥梁关系的强度就要比组织与关系丛B之间的桥梁关系强，此时A对于B就更具备关系位置优势，所以，对于NPO来说，不同组织可以为之提供的资源价值、数量不同，会影响组织行动的选择，此时更具关系位置优势的个体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笔者在参与研究所开展“第三届学校文化论坛”的时候，曾见证研究所对于关系位置优势的选择③：当时活动要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桂苑宾馆召开，会议之前要准备非常多的文件资料以及颁奖的奖牌、证书，考虑到运输成本问题，X所长准备选择到华中师范大学内部的一个打印店进行打印，当时询问了两家打印店，第一家打印店不能打印证书，不给存放奖牌，但是价格较为便宜；第二家打印店，可以打印证书，二楼还有足够的空间存放证书，而最关键的是老板认识桂苑宾馆的负责人，一方面，可以帮忙联系桂苑宾馆让其给校门口的保安打招呼，放我们会议当天的车辆进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帮我们联系车辆，开会前把所有的会议资料送到宾馆里面，但是打印的价格偏高，此时，X所长果断地选择了第二家打印店，因为考虑到这种关系优势，会给组织带来更大的便利，这种便利不是打印便宜那么一点点可以换来的。 由此可见，第二家打印店，相对于第一家打印店对于研究所来说就是更具关系位置优势的关系丛，而打印店也因为自己的关系丛优势，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合作客户，这就是关系位置资源对组织行为选择的影响。
三、互动经验
社会互动是在行动者相互交换嵌入在行动者的结构位置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些相互交叉的资源在质量、类型和数量上可能相似也可能完全不同，行动者在不断地与外界对象发生交换的过程中，会对不同的资源交换形式的过程进行总结与计算，而这些互动经验与交易成本的核算也会极大地影响个体行动的行为模式[2]。林南根据互动双方资源的相似与相异将这种互动分为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两类，对于NPO组织成员来说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会给组织带来不同的关系受益，所以，互动经验与交易成本的核算也是必须的。
根据林南的定义，同质性互动关系是指拥有相似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异质性互动关系是指拥有不同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对于NPO组织成员来说，我们不考虑其他的社会身份，而仅仅将其行动局限于从NPO利益出发的活动。那么NPO的组织成员是不是也更倾向于发生同质性互动呢？我们以湖北XM人文教育研究所成员为总体样本，选取位于不同位置的代表对其进行了访谈，当我们对于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志愿者问到同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组织活动中，你更愿意与什么样的对象发生互动？”时，他们分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④：
所长：我不管是出于组织责任还是个人意愿来说，都比较倾向于与组织外部的对象进行互动，我认为，我身上承担的是组织的开拓性任务，要把组织很好的推出去，要把组织影响力做出来，所以，要想走出去就必须多与外界不同的组织以及个人发生互动关系，为组织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当然，我更希望我的互动对象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强，我喜欢并愿意为组织做这种引导性工作。
副所长：作为研究所副所长，我是具有双重身份与任务的，一方面，我要协助所长来研究整个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发展路径，去参与一些外部资源的拓展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所以我也必须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我没有什么倾向性对象，只要对组织有利的对象都会努力地加强这种互动。
志愿者：我更喜欢与组织内部其他的几个志愿者进行互动，首先我们都是学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其次，我们之间的互动非常的轻松，没有压力与约束感，不会考虑互动的后果；最后，我们作为一个学生也没有更多的能力与精力与不同性质的人进行互动，我们也愿意去接触一些对组织有用的资源，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互动对象基本上就是同学、老师。
四、结语
对于访谈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处于研究所高层的领导者在发生组织互动时，更倾向于选择异质性互动。
第二，处于研究所中层的管理者在发生组织互动时，会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同质互动或异质互动。
第三，处于研究所底层的执行人员在发生组织互动时，更倾向于选择同质性互动。
根据上面对研究所成员的访谈整理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理论假设：即在组织结构中位于较高位置的人更倾向发生异质性互动；位于结构较低位置的人更倾向发生同质性互动；位于中间位置的个体结合个人实际，计算交易成本，确定发生何种互动。那么产生这种选择倾向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林南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个体之间要发生异质性互动比同质性互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互动参与者意识到行动中共和对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相等的、存在差异，需要评估每人参与交换的意见，需要克服这种关系的不对等性带来的种种障碍，资源的差异与共享情感的缺乏，使得参与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异质性互动的发生呢？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既然行动者愿意付出代价去发生互动关系，那么代价的背后必然是有收益回报的，那么这种收益回报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从组织社会地位的获取上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正像上文分析的，网络位置与结构位置中的优势位置会为行动带来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那么组织成员为了获取这些好的社会资本就会采取目的性的行动去接近具有这种位置的个体，换句话说就是位置高的人所产生的“声望效应”吸引了组织的成员，对于倾向发生异质性互动的组织成员来说，他更愿意付出努力去获取这种“声望效应”所带来的“光环”，这种光环可能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也可能就是一种可以为其带来巨大效益的关键性信息资源，所以组织成员会抱着高付出高回报的期望，选择与位置较高的个体发生异质性互动。当然，异质性行动的发生也很可能不是与具有高位置的个体之间发生的，因为这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是不均匀地分散在社会之中的，之所以要放弃低付出同质性互动，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渠道，获取新的资源。由此可见，采取异质性行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资源的获取行为。所以这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组织的领导者更倾向于选择异质性互动，一方面，是因为领导者需要通过获取资源来推动组织发展；另一方面，领导者在组织结构中的高位置保证了其有发生异质性互动的能力与资本。所以位于结构位置较低的人选择同质性互动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这些占据底层位置的行动者，一方面，因为其与高位置行动者进行互动很难；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期望从异质性互动中获得与高层行动者同样多的回报，因此选择同质性互动稳稳当当地维持好组织的资源，就是这些行动者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那些行动，他们一方面拥有一定的社会位置，与某些自己可以触及到的高层位置的行动者发生关系是可能的，虽然需要付出比高层领导更多的代价，但另一方面他们会去考虑这样的互动究竟值不值得，因为他们对那些高位置的行动者能否给他们想要的回报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就很好地印证了XM研究所的访谈结果。 从互动经验来确定行动方式也是NPO个体进行社会互动时一个标准，对于NPO来说，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行动，就要看组织是更大程度地想要维持现有的组织资源，还是获取更多的组织资源，虽然结构地位已经确定，但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良好的互动经验还是会提高组织成员对异质性互动的兴趣。
注释
①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志愿者小毛的访谈资料。
② 来自2011年9月14日对XM负责人的访谈资料。
③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副所长谢老师的访谈资料。
④来自2011年12月6日对XM的访谈资料。
参考文献
[1]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Abstract]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ocial capital are concentrated on static analysis，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norms of behavio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deeply analyze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the kinetic theory， study on how to form the network structure from the view of action， how to change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by individual behavior， how to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by collective behavior have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ocial capital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from three tiny view level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the individual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at is， we study how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relationship formed among members’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can promote the certain collective behavior.
[Key words]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ocial capital； inter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