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名理由★当垃圾焚烧成为城市中的敏感话题，引发反对派民众与政府发生冲突之际，“垃圾专家”兼人大代表王维平拿出了自己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从而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以理性建立沟通的人。
人物简介：王维平，61岁。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环境工程，作为评估专家对上海、重庆、北京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方案进行过评审。
言论：
“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有人骂他“王自焚”，有人给他寄子弹、带血的菜刀。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烧运动中，已过花甲的“垃圾专家”王维平陆续收到这样的恐吓。
他曾经想过要沉默以对，但最终，他走进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现场，他看到有人拉着血书写的横幅——“反对焚烧”，甚至还有脏话。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烧。”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搭建沟通桥梁
在一片吵骂声中出场的王维平，发现自己被请上了PK台，对面坐的是“反烧派”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台下坐的是打着横幅的“反烧派”群众。
2009年9月，为了反对在社区附近3公里处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100多名奥北社区的居民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这一次，王维平和对他“恨之入骨”的“反烧派”在节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维平镇定自若，先给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请举手。”演播室一片嘘声，没有人举手。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演播室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谁去过焚烧场？”依然没有人举手。
在“反烧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维平，却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场里调研的垃圾专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捡垃圾，吃苍蝇饭……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场。他最终成为了“丐帮”的精神领袖，并由此成为中国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王維平说。正是这句话，让奥北社区的“反烧派”意见领袖“驴屎蛋儿”决定和这位专家加强沟通。
王维平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历经百年，已经是相当成熟稳定的工业化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就是焚烧。而垃圾焚烧场的核心技术正是烟气净化，它的净化标准比燃煤炉的烟气净化技术都成熟，排烟标准比其他燃炉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王维平说，“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节目录制后，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沟通，随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一场连主持人都担心失控的节目在沟通中和平结束了。
事后，王维平的办公室就成了“驴屎蛋儿”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只要有人打听王维平的办公室，门卫不用查便脱口而出：“东楼211”。
办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却放了一张约2米长的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图。
“垃圾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对抗，不是指责，不是示威游行。”
他说，“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之外，还有了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冲突就这样走向了对话。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维平和“驴屎蛋儿”，以及垃圾场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维平曾经拉二胡卖艺，“驴屎蛋儿”还特意送了王维平一把二胡。
聊到兴致处，王维平从书柜里拿出这把精致的二胡，颇为专业地拉了一段G小调。他捋捋花白的头发，说，“有点儿伤感吧？这音乐是表达——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因家境贫穷，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后来，刻苦攻读8年，他成了一名传染病专科大夫，并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岁那年，他突然转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转行的原因是他发现怪病越来越多，参看国外资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来自环境污染。
王维平心里有笔账：当医生，一天看25个病人，一辈子不过看5万个病人，可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不从根本上诊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头痛医头”。于是，他决定研究垃圾处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尚未有专门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垃圾研究所。王维平于是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毕业后，他放弃在日本俸禄优厚的职业，回到北京，在市环卫局继续从事垃圾研究。
随着环保日益被重视，2000年，北京市环卫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为北京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在垃圾场摸爬滚打10余年后，王维平提出了“循环经济”，当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
王维平一直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对此领衔提交建议。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各委办局、各区县都签了责任书，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净菜进城，谁来监管过度包装，都有了明确分工。
从2010年4月中旬开始，北京把每周四定为“垃圾减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发布，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已经将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计划中。
“垃圾对策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末端处理垃圾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这是我们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结果。”王维平自豪地说。
努力似乎仍在继续生效。最近，又产生了一个让王维平很高兴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在2010年11月，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天1.74万吨。“一天减少0.1万吨，这是北京史无前例的垃圾负增长！”★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以理性建立沟通的人。
人物简介：王维平，61岁。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环境工程，作为评估专家对上海、重庆、北京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方案进行过评审。
言论：
“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有人骂他“王自焚”，有人给他寄子弹、带血的菜刀。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烧运动中，已过花甲的“垃圾专家”王维平陆续收到这样的恐吓。
他曾经想过要沉默以对，但最终，他走进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现场，他看到有人拉着血书写的横幅——“反对焚烧”，甚至还有脏话。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烧。”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搭建沟通桥梁
在一片吵骂声中出场的王维平，发现自己被请上了PK台，对面坐的是“反烧派”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台下坐的是打着横幅的“反烧派”群众。
2009年9月，为了反对在社区附近3公里处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100多名奥北社区的居民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这一次，王维平和对他“恨之入骨”的“反烧派”在节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维平镇定自若，先给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请举手。”演播室一片嘘声，没有人举手。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演播室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谁去过焚烧场？”依然没有人举手。
在“反烧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维平，却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场里调研的垃圾专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捡垃圾，吃苍蝇饭……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场。他最终成为了“丐帮”的精神领袖，并由此成为中国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王維平说。正是这句话，让奥北社区的“反烧派”意见领袖“驴屎蛋儿”决定和这位专家加强沟通。
王维平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历经百年，已经是相当成熟稳定的工业化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就是焚烧。而垃圾焚烧场的核心技术正是烟气净化，它的净化标准比燃煤炉的烟气净化技术都成熟，排烟标准比其他燃炉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王维平说，“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节目录制后，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沟通，随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一场连主持人都担心失控的节目在沟通中和平结束了。
事后，王维平的办公室就成了“驴屎蛋儿”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只要有人打听王维平的办公室，门卫不用查便脱口而出：“东楼211”。
办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却放了一张约2米长的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图。
“垃圾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对抗，不是指责，不是示威游行。”
他说，“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之外，还有了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冲突就这样走向了对话。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维平和“驴屎蛋儿”，以及垃圾场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维平曾经拉二胡卖艺，“驴屎蛋儿”还特意送了王维平一把二胡。
聊到兴致处，王维平从书柜里拿出这把精致的二胡，颇为专业地拉了一段G小调。他捋捋花白的头发，说，“有点儿伤感吧？这音乐是表达——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因家境贫穷，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后来，刻苦攻读8年，他成了一名传染病专科大夫，并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岁那年，他突然转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转行的原因是他发现怪病越来越多，参看国外资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来自环境污染。
王维平心里有笔账：当医生，一天看25个病人，一辈子不过看5万个病人，可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不从根本上诊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头痛医头”。于是，他决定研究垃圾处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尚未有专门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垃圾研究所。王维平于是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毕业后，他放弃在日本俸禄优厚的职业，回到北京，在市环卫局继续从事垃圾研究。
随着环保日益被重视，2000年，北京市环卫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为北京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在垃圾场摸爬滚打10余年后，王维平提出了“循环经济”，当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
王维平一直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对此领衔提交建议。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各委办局、各区县都签了责任书，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净菜进城，谁来监管过度包装，都有了明确分工。
从2010年4月中旬开始，北京把每周四定为“垃圾减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发布，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已经将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计划中。
“垃圾对策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末端处理垃圾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这是我们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结果。”王维平自豪地说。
努力似乎仍在继续生效。最近，又产生了一个让王维平很高兴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在2010年11月，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天1.74万吨。“一天减少0.1万吨，这是北京史无前例的垃圾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