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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获得的新的“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深重的“民族悲情”的表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在不断升温。从各地祭祖的风潮,到“汉服”的具体的展现;从“读经”的热情,到“讲古”的电视时尚;从通过“晋商”发掘中国商业精神的探讨,到文化“走出去”的几乎全方位的行动;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寻找和回归传统的热潮。
我以为,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获得的新的“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深重的“民族悲情”的表征。它显然超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我们“挨打”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有机会告别“落后”。我们终于有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再度回到传统去寻找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机遇,而全球化的冲击又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具体”的文化传统“空洞化”的危机感。这是“现代性”历史留下的问题,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在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的表征,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对传统的保留更充分。
因此,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合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而微的表征。所以,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往往来自对于传统的许多具体方面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其实正是试图将传统的仪式、服饰乃至教育方式等等历史的具体形态加以复活的表现,这些行为是否得体和合适当然可以讨论,但毕竟显示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具体”的需求。应该说,“抽象”的民族精神从来也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具体”的文化的形态的流失则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性”的必然。但今天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种“文化自信”当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它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传统的“空洞化”的努力。
当然,“文化自信”必须以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克服传统的“空洞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这么简单和这么机械。首先,我们要将“传统”视为一个发展和流动的概念,这就要避免贵古贱今和厚古薄今。我们不仅仅需要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新的传统,更需要三十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和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其次,弘扬传统其实更需要开放。这种对于传统的寻找,不是对于全球化的对抗,也是不是简单地变成一种自大和自负。“自信”是好事,但自大和自负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第三,“传统文化热”也要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心态。民间的弘扬传统的活动当然可以有多样发展的空间。
总之,我们必须追求真正的“文化自觉”,只有“文化自觉”的展开,“文化自信”才是有坚实的基础和展开的可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在不断升温。从各地祭祖的风潮,到“汉服”的具体的展现;从“读经”的热情,到“讲古”的电视时尚;从通过“晋商”发掘中国商业精神的探讨,到文化“走出去”的几乎全方位的行动;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寻找和回归传统的热潮。
我以为,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获得的新的“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深重的“民族悲情”的表征。它显然超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我们“挨打”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有机会告别“落后”。我们终于有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再度回到传统去寻找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机遇,而全球化的冲击又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具体”的文化传统“空洞化”的危机感。这是“现代性”历史留下的问题,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在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的表征,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对传统的保留更充分。
因此,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合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而微的表征。所以,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往往来自对于传统的许多具体方面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其实正是试图将传统的仪式、服饰乃至教育方式等等历史的具体形态加以复活的表现,这些行为是否得体和合适当然可以讨论,但毕竟显示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具体”的需求。应该说,“抽象”的民族精神从来也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具体”的文化的形态的流失则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性”的必然。但今天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种“文化自信”当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它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传统的“空洞化”的努力。
当然,“文化自信”必须以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克服传统的“空洞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这么简单和这么机械。首先,我们要将“传统”视为一个发展和流动的概念,这就要避免贵古贱今和厚古薄今。我们不仅仅需要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新的传统,更需要三十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和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其次,弘扬传统其实更需要开放。这种对于传统的寻找,不是对于全球化的对抗,也是不是简单地变成一种自大和自负。“自信”是好事,但自大和自负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第三,“传统文化热”也要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心态。民间的弘扬传统的活动当然可以有多样发展的空间。
总之,我们必须追求真正的“文化自觉”,只有“文化自觉”的展开,“文化自信”才是有坚实的基础和展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