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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
当时，我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27 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我很有热情。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外乎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坚持，还是遇到伯乐等。
直到1999 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崔琦很沉静，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含含糊糊地点着头。
我试图换个话题——挖一挖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父亲干农活。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家，母亲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母亲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在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您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之所以设置这个问题，我所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但是他说：“其实，我宁愿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你知道的，家里有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听了这番话后，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成就也好，社会地位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和永中永远的痛楚。
这之后，我便转换了思路。能不能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杨澜/文，摘自《一问一世界》一书）
当时，我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27 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我很有热情。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外乎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坚持，还是遇到伯乐等。
直到1999 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崔琦很沉静，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含含糊糊地点着头。
我试图换个话题——挖一挖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父亲干农活。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家，母亲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母亲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在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您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之所以设置这个问题，我所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但是他说：“其实，我宁愿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你知道的，家里有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听了这番话后，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成就也好，社会地位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和永中永远的痛楚。
这之后，我便转换了思路。能不能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杨澜/文，摘自《一问一世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