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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在传媒连续跟踪报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之后,似乎又很快如以往的众多社会议题一样退隐到幕后,而问题本身则远远超越纷扰的喧闹,直指我们这个社会的内核。我更愿意将这些事件视为我们这个社会撕裂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是与社会内在“伤痛”与“病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沙的头”(马克思语),背后的画面是更为沉痛的。
正如最早研究自杀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自杀人数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自杀的人数是衡量动态严重性的尺度。如果这种动荡是一位理论家说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动荡被夸大和扭曲了。但是,在自杀的统计中,这种动荡本身是记录在案的,没有个人评价的余地。因此要防止这种集体的悲惨遭遇,至少要减轻集体的弊病,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和征候。”因此富士康事件远比一千个社会学家的倡导更引人注目。
自杀也罢、精神健康问题也罢,都不能简单地转化为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遭遇需要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理解,需要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理解,这就是社会学 “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事件只是社会转型阵痛的缩影。
从个体困扰回到公共议题
一个个自杀的员工,从表面上看是心理的困扰,而要理解这样的个案需要将其放回到社会转型这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脉络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绝非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引起如此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千年难遇之变局”。中国之“变”是聚集于流动化、市场化、阶层化和个体化这四个层面的,其变化之快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甚至是远超部分人的承受能力。
“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流动化,即人、财、物、知识和信息以超越时空之势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基层社区与全球社会之间进行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大量的个体集中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无可否认地造成了现代世界与传统世界最令人震惊的差别之一。” 这无疑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也要求有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回应出现的新的问题。工业化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到个人的生涯发展、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变迁乃至传统社会网络的衰落。大批工业组织的出现使得中国社会进入科尔曼所言的“法人社会”。特别是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工厂的涌现给员工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工人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毋庸置疑的是,富士康作为一个大型企业所采用的简单的管理体制,显然无法回应流动性很强的员工的多样化需求,这样的需求不可能仅仅简单化地理解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不能否认这样做法是可取的。
这个“变”脉络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市场化过程。改革的目的是希望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至市场经济体制,以寻求来自“竞争”的繁荣。市场化的深入使得中国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依赖于市场而生存,所有家庭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之中。这一过程重新形塑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规范,也对市场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提出了挑战。人们进入这样的市场机制之后,过去习以为常的传统或习惯可能不再有效,个人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中,他们可能对生活的要求很多,但并不能时时满足之,这无疑导致了困扰和不安,而市场本身对于身居弱势的人是熟视无睹的。正如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市场是一种有效的机器,但是它跟一切机械一样,它没有良心,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使它扎根于社会的方式,以便使之成为社会和约的表现形式和维护正义与公道的工具。”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无根”的社会,流动性很强的产业工人更是会彷徨于“家园”之外,边缘的位置是令人沮丧的。更有甚者,市场化极大地张扬了工具理性,即赚更多的钱是硬道理,可是在一个大写工具理性的时代,实质理性的声音却似乎是那样的隐隐约约、羸弱不振,这怎不令人担忧?
“变”也体现在阶层的分化与冲突中。伴随着社会转型与经济改革,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权力、市场和关系成为三种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背景下,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阶层划分方式已无法描述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尽管目前还很难准确把握中国阶层分化的基本轮廓,但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则是明显可见的,并且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这样的宏大建构无疑是试图超越这样的阶层差异。尽管如此,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所形构出的“合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结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数甚众的人群为“变”的深化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如果制度设计上不能很好回应这些群体的需要,且制度容忍另外的群体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快速致富,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将更为强烈,势必成为整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社会稳定得不到保障,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可能就会毁于一旦,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不应该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压制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需要的基础之上。
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可能以一种符号暴力的形式将弱势群体之“弱”归咎于其自身,而在长期的符号暴力之下,弱势群体可能接受了社会的解释框架,从而进一步强化“弱”势地位并由此固化这一格局。尽管 老百姓有时候会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让有需要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是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所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充分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包括为数甚众的产业工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会受到质疑,因为他们是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变”隐含着一个从群体走向个体的过程。个人从以前的共同体(家庭、家族、单位或公社)脱离出来,变成追求独立利益的个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多年的市场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个体化的进程。复杂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原有的共同体被肢解了,人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追逐独立个人利益的个体。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亦在不断成长,这就进入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是人与人之间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社会。然而,人们可能并不适应这样的转型,焦虑、彷徨和牢骚是直接的心理反应。更深层次而言,这样的个体化进程会导致人心秩序的崩溃。远离家乡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自、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极端功利化的心态。个体化进程的展开,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就会使得富士康员工这样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遇。当自己的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失望、无望乃至绝望就会伴随。
我们何以可为
即便我们将自杀视为一个精神健康议题,富士康事件也暴露出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匮乏。而实际上,市场化时代的生存压力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会进一步诱发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而现有的资源和服务无法回应日益扩展的需要。从全国范围而言,一部统一的精神卫生法规是必要的,它应该在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后续的照顾上,规定政府、公立和私立精神卫生机构、非盈利机构、企业、社区和家庭的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企业可以引入企业社会工作和精神健康促进服务,从而为员工提供及时的支持。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要单列经费提供专业服务,并需要向员工提供更多升职和进修机会。地方政府在获得大量税收和 GDP增长的同时,有责任、有义务拿出专门的资金向居民和属地劳工提供社会服务。
而我们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社会经济地位、都市生活压力是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风险因素,而这样的议题是社会结构所设定的。因此这意味着精神健康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而是需要体制和政策层面的社会回应。社会政策要充分回应这个特定的移民群体面临的经济和就业压力,保障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利,协助他们组成自助团体,建构更具回应性的社会支持体系。我们更是要支持和倡导企业致力于推行劳工友好型的政策与制度架构,这样劳工可以在一个更好的支持性环境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并实质性地贡献于整个社会的福利与和谐。可以考虑推行在产品上贴上“劳工友好型企业”的标签,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保护劳工、保障人权的行列中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要建立更为严格的劳工监测机制,并对员工非正常死亡超过一个特定数量的企业自动展开调查,接受公共监督。从更大范围而言,整个社会的结构需要更加开放,要让底层的劳工有更多的上升机会,在机会和希望面前,选择自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融合而非排斥、宽容而非唾弃、诱导而非控制。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的困境看似在体制之内,却延伸到体制之外并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要致力于重构社会的精神基础或人心秩序,特别是要倡导一种关爱、宽容和团结的社会氛围。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方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正如最早研究自杀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自杀人数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自杀的人数是衡量动态严重性的尺度。如果这种动荡是一位理论家说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动荡被夸大和扭曲了。但是,在自杀的统计中,这种动荡本身是记录在案的,没有个人评价的余地。因此要防止这种集体的悲惨遭遇,至少要减轻集体的弊病,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和征候。”因此富士康事件远比一千个社会学家的倡导更引人注目。
自杀也罢、精神健康问题也罢,都不能简单地转化为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遭遇需要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理解,需要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理解,这就是社会学 “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事件只是社会转型阵痛的缩影。
从个体困扰回到公共议题
一个个自杀的员工,从表面上看是心理的困扰,而要理解这样的个案需要将其放回到社会转型这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脉络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绝非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引起如此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千年难遇之变局”。中国之“变”是聚集于流动化、市场化、阶层化和个体化这四个层面的,其变化之快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甚至是远超部分人的承受能力。
“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流动化,即人、财、物、知识和信息以超越时空之势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基层社区与全球社会之间进行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大量的个体集中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无可否认地造成了现代世界与传统世界最令人震惊的差别之一。” 这无疑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也要求有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回应出现的新的问题。工业化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到个人的生涯发展、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变迁乃至传统社会网络的衰落。大批工业组织的出现使得中国社会进入科尔曼所言的“法人社会”。特别是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工厂的涌现给员工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工人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毋庸置疑的是,富士康作为一个大型企业所采用的简单的管理体制,显然无法回应流动性很强的员工的多样化需求,这样的需求不可能仅仅简单化地理解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不能否认这样做法是可取的。
这个“变”脉络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市场化过程。改革的目的是希望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至市场经济体制,以寻求来自“竞争”的繁荣。市场化的深入使得中国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依赖于市场而生存,所有家庭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之中。这一过程重新形塑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规范,也对市场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提出了挑战。人们进入这样的市场机制之后,过去习以为常的传统或习惯可能不再有效,个人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中,他们可能对生活的要求很多,但并不能时时满足之,这无疑导致了困扰和不安,而市场本身对于身居弱势的人是熟视无睹的。正如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市场是一种有效的机器,但是它跟一切机械一样,它没有良心,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使它扎根于社会的方式,以便使之成为社会和约的表现形式和维护正义与公道的工具。”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无根”的社会,流动性很强的产业工人更是会彷徨于“家园”之外,边缘的位置是令人沮丧的。更有甚者,市场化极大地张扬了工具理性,即赚更多的钱是硬道理,可是在一个大写工具理性的时代,实质理性的声音却似乎是那样的隐隐约约、羸弱不振,这怎不令人担忧?
“变”也体现在阶层的分化与冲突中。伴随着社会转型与经济改革,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权力、市场和关系成为三种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背景下,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阶层划分方式已无法描述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尽管目前还很难准确把握中国阶层分化的基本轮廓,但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则是明显可见的,并且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这样的宏大建构无疑是试图超越这样的阶层差异。尽管如此,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所形构出的“合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结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数甚众的人群为“变”的深化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如果制度设计上不能很好回应这些群体的需要,且制度容忍另外的群体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快速致富,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将更为强烈,势必成为整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社会稳定得不到保障,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可能就会毁于一旦,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不应该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压制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需要的基础之上。
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可能以一种符号暴力的形式将弱势群体之“弱”归咎于其自身,而在长期的符号暴力之下,弱势群体可能接受了社会的解释框架,从而进一步强化“弱”势地位并由此固化这一格局。尽管 老百姓有时候会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让有需要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是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所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充分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包括为数甚众的产业工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会受到质疑,因为他们是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变”隐含着一个从群体走向个体的过程。个人从以前的共同体(家庭、家族、单位或公社)脱离出来,变成追求独立利益的个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多年的市场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个体化的进程。复杂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原有的共同体被肢解了,人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追逐独立个人利益的个体。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亦在不断成长,这就进入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是人与人之间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社会。然而,人们可能并不适应这样的转型,焦虑、彷徨和牢骚是直接的心理反应。更深层次而言,这样的个体化进程会导致人心秩序的崩溃。远离家乡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自、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极端功利化的心态。个体化进程的展开,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就会使得富士康员工这样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遇。当自己的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失望、无望乃至绝望就会伴随。
我们何以可为
即便我们将自杀视为一个精神健康议题,富士康事件也暴露出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匮乏。而实际上,市场化时代的生存压力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会进一步诱发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而现有的资源和服务无法回应日益扩展的需要。从全国范围而言,一部统一的精神卫生法规是必要的,它应该在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后续的照顾上,规定政府、公立和私立精神卫生机构、非盈利机构、企业、社区和家庭的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企业可以引入企业社会工作和精神健康促进服务,从而为员工提供及时的支持。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要单列经费提供专业服务,并需要向员工提供更多升职和进修机会。地方政府在获得大量税收和 GDP增长的同时,有责任、有义务拿出专门的资金向居民和属地劳工提供社会服务。
而我们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社会经济地位、都市生活压力是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风险因素,而这样的议题是社会结构所设定的。因此这意味着精神健康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而是需要体制和政策层面的社会回应。社会政策要充分回应这个特定的移民群体面临的经济和就业压力,保障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利,协助他们组成自助团体,建构更具回应性的社会支持体系。我们更是要支持和倡导企业致力于推行劳工友好型的政策与制度架构,这样劳工可以在一个更好的支持性环境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并实质性地贡献于整个社会的福利与和谐。可以考虑推行在产品上贴上“劳工友好型企业”的标签,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保护劳工、保障人权的行列中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要建立更为严格的劳工监测机制,并对员工非正常死亡超过一个特定数量的企业自动展开调查,接受公共监督。从更大范围而言,整个社会的结构需要更加开放,要让底层的劳工有更多的上升机会,在机会和希望面前,选择自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融合而非排斥、宽容而非唾弃、诱导而非控制。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的困境看似在体制之内,却延伸到体制之外并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要致力于重构社会的精神基础或人心秩序,特别是要倡导一种关爱、宽容和团结的社会氛围。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方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