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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摩罗先生看透了世态冷暖,才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懂得了一个鲁迅式的真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吵什么吵?闭嘴!想当年,金戈铁马;看今朝,死缠烂打。易中天与摩罗,学界枭雄,曾经两两相忘,如今口水大王,也算是学界近期的一大看点。
一切都要从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说起。也怪摩罗,好大喜功,书名学什么不好,学《中国不高兴》;提出的观点呢,也是和鲁迅叫板,说:“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国民性。”
书还没上市,也不知怎么着,给老易看了,立马发飙。新年伊始,老易接受《精品阅读》编辑部采访,批评摩罗的新书是“道德沙尘暴”。摩罗哪是吃素的,立即反击,在博客上撰文《中国人真有易中天说的那么坏吗》,又以易中天创造的新词“道德飙车”还治其人,反唇相讥,火药味十足。与之相反,易中天二度接受《精品阅读》杂志采访时,对摩罗的文章做出回应,态度谦和,用词谨慎,显然是不想涉水太深,以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说起来,道德这话题,能讨论个子丑寅卯吗?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网民对此议论纷纷,挺易派和挺摩派互不相让。讨论来讨论去,大致还是两种毫无新意的结论:一是中国人道德混乱礼崩乐坏:“我挺易中天,老易说的中国目前的状况,道德沙尘暴,很形象,很生动”;另一类则是另一个极端,中国人花好月好自大自强:“顶,中国就要站起来!”
正像文怀沙事件从“文李之争”成为大众狂欢一样,摩易的文化擂台赛,也注定不会成为这两个人的个人秀。摩易二人大战三百合杀得兴起时,半路突然冲出个程咬金。两人提刀勒马跳出圈外,定睛一看,来将并非旁人,正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刘仰在其博客上撰文《个人、国家与世界公民》,他的观点比较特别,不知道对于摩易二人,是否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命运不仅受制于国家,更受制于世界的发展。摩罗先生大概是不会接受他人的意见的,因为他说了:我清醒,所以我疯狂!摩罗洋洋洒洒的《中国站起来》,总结起来,就是对传统的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的反驳:“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复合体。”从学术层面上来说,摩罗的观点大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摩罗此书的贡献在于,当所有的人都对鲁迅的“国民劣根性说”习焉不察乃至顶礼膜拜时,摩罗敢于大胆直言,提一家之说。不过,摩罗的情况似乎并不太妙。1月9日下午,中关村图书大厦五楼多功能报告厅,摩罗《中国站起来》新书发布会传来消息,钱理群教授因为坚决反对摩罗的思想转变,不愿意参加发布会。更大的噩耗传来,与老易战罢,胜负难料的局面下,摩罗等来的,却是友人的绝交书。显然徐晋如将摩罗的这本书视作一次“变节行为”:“今早看新闻,惊悉摩罗先生新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站起来》,谷歌了一下,果然是一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也果然被臭名昭著的乌有之乡网站重点推荐。曾经的朋友愈行愈远,震骇之余,伤心莫名。与余杰通了电话,他说已宣布与摩罗先生绝交,我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摩罗先生的友谊,也到此为止。”
这段话被摩罗原封不动写进了自己的博文中,对于徐晋如和余杰的不理解,摩罗先生也是颇感无奈,无奈之下,遂以调侃待之:“那些仅凭《中国站起来》书名就判定其内容、判定其作者的人,与其说是要跟我绝交,不如说是为了过一把主义瘾。若有真心与我绝交者,请读完此书再作决断并向我本人提出申请(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将根据其语气、才情、人品择劣批准。对于所有因《中国站起來》而跟我绝交的人,我依然为他保留在‘中国趴下去’时与我复交的权利——不过但愿不会有那一天。”
毫无疑问,在国力和军事上,中国人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了,可是在心理上,中国人是否依然卑躬屈膝?中国人的奴性,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韧性的战斗让位于和平时代的风花雪月……需不需要再一次的启蒙?这些问题依旧严肃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作家给自己起的笔名取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的篇名,却草率地说出:“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从精英到草根,摩罗的大变局实在让人莫名。也许摩罗先生看透了世态冷暖,才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懂得了一个鲁迅式的真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吵什么吵?闭嘴!想当年,金戈铁马;看今朝,死缠烂打。易中天与摩罗,学界枭雄,曾经两两相忘,如今口水大王,也算是学界近期的一大看点。
一切都要从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说起。也怪摩罗,好大喜功,书名学什么不好,学《中国不高兴》;提出的观点呢,也是和鲁迅叫板,说:“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国民性。”
书还没上市,也不知怎么着,给老易看了,立马发飙。新年伊始,老易接受《精品阅读》编辑部采访,批评摩罗的新书是“道德沙尘暴”。摩罗哪是吃素的,立即反击,在博客上撰文《中国人真有易中天说的那么坏吗》,又以易中天创造的新词“道德飙车”还治其人,反唇相讥,火药味十足。与之相反,易中天二度接受《精品阅读》杂志采访时,对摩罗的文章做出回应,态度谦和,用词谨慎,显然是不想涉水太深,以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说起来,道德这话题,能讨论个子丑寅卯吗?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网民对此议论纷纷,挺易派和挺摩派互不相让。讨论来讨论去,大致还是两种毫无新意的结论:一是中国人道德混乱礼崩乐坏:“我挺易中天,老易说的中国目前的状况,道德沙尘暴,很形象,很生动”;另一类则是另一个极端,中国人花好月好自大自强:“顶,中国就要站起来!”
正像文怀沙事件从“文李之争”成为大众狂欢一样,摩易的文化擂台赛,也注定不会成为这两个人的个人秀。摩易二人大战三百合杀得兴起时,半路突然冲出个程咬金。两人提刀勒马跳出圈外,定睛一看,来将并非旁人,正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刘仰在其博客上撰文《个人、国家与世界公民》,他的观点比较特别,不知道对于摩易二人,是否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命运不仅受制于国家,更受制于世界的发展。摩罗先生大概是不会接受他人的意见的,因为他说了:我清醒,所以我疯狂!摩罗洋洋洒洒的《中国站起来》,总结起来,就是对传统的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的反驳:“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复合体。”从学术层面上来说,摩罗的观点大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摩罗此书的贡献在于,当所有的人都对鲁迅的“国民劣根性说”习焉不察乃至顶礼膜拜时,摩罗敢于大胆直言,提一家之说。不过,摩罗的情况似乎并不太妙。1月9日下午,中关村图书大厦五楼多功能报告厅,摩罗《中国站起来》新书发布会传来消息,钱理群教授因为坚决反对摩罗的思想转变,不愿意参加发布会。更大的噩耗传来,与老易战罢,胜负难料的局面下,摩罗等来的,却是友人的绝交书。显然徐晋如将摩罗的这本书视作一次“变节行为”:“今早看新闻,惊悉摩罗先生新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站起来》,谷歌了一下,果然是一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也果然被臭名昭著的乌有之乡网站重点推荐。曾经的朋友愈行愈远,震骇之余,伤心莫名。与余杰通了电话,他说已宣布与摩罗先生绝交,我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摩罗先生的友谊,也到此为止。”
这段话被摩罗原封不动写进了自己的博文中,对于徐晋如和余杰的不理解,摩罗先生也是颇感无奈,无奈之下,遂以调侃待之:“那些仅凭《中国站起来》书名就判定其内容、判定其作者的人,与其说是要跟我绝交,不如说是为了过一把主义瘾。若有真心与我绝交者,请读完此书再作决断并向我本人提出申请(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将根据其语气、才情、人品择劣批准。对于所有因《中国站起來》而跟我绝交的人,我依然为他保留在‘中国趴下去’时与我复交的权利——不过但愿不会有那一天。”
毫无疑问,在国力和军事上,中国人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了,可是在心理上,中国人是否依然卑躬屈膝?中国人的奴性,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韧性的战斗让位于和平时代的风花雪月……需不需要再一次的启蒙?这些问题依旧严肃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作家给自己起的笔名取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的篇名,却草率地说出:“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从精英到草根,摩罗的大变局实在让人莫名。也许摩罗先生看透了世态冷暖,才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懂得了一个鲁迅式的真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