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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已经担任义乌市人大代表5年时间的周晓光突然被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2月28日，周晓光到达杭州与浙江省内其他全国人大代表汇合。在杭州，周晓光参加了新任代表的暂短培训，“省人大一些老代表给我们介绍经验，怎么履职，发言是怎么样的，议案是怎么样的，都是笼统的讲一讲，没有专业的给代表培训”。然后2003年3月4日，周晓光就跟随浙江省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会议开始前两天，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荣耀一直还萦绕着周晓光的心头。在大会间歇时，遇到类似赵本山一样的“明星代表”，她也像其他代表一样扑上去与“明星代表”合影。
听取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接下来各代表团开始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此时，周晓光当选代表之初时的喜悦被尴尬所代替。
“在代表团分组审议时，看到其他代表都能侃侃而谈，而我谈不出想法，只能默默听其他代表发言，其尴尬滋味只有自己感受得到。”
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时，同一个团的其他代表都能领衔向代表团议案组提交议案、建议，而周晓光只能在其他代表找她附签时签上自己的名字。
周晓光用“哑巴代表”形容自己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历。从北京回到义乌后，周晓光脑海里一直翻转着“到底怎样才能当好全国人大代表”的念头。
借助办企业的经验，周晓光分析认为自己在人大代表履职上之所以出现“哑巴代表”现象主要是因为缺乏履职经验，对议案、建议的形成缺乏把握，“变被动为主动的办法就是聘请‘技术员’的思路，就像办工厂一样。”
2003年4月，正值全国“非典”流行时期。有一天，周晓光来到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向有关领导谈了自己的困惑，并把她想设立人大代表联系点并开通代表热线的想法告诉了该领导。令周晓光没想到的是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帮周晓光的联系点找来了5位退休老同志和专家组成议案调研组。在人选确定后，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还专门下发了文件，规定凡是几名老专家组织调研，下属各局、乡镇应全力配合。
就像成立公司的营销点一样，2003年10月，“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正式成立。义乌市建设局提供了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周晓光花了1万多元添置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几张办公桌椅等办公设施。
联系点刚成立不久，周晓光意识到一个新问题：就如同一个新公司一样，联系点没有知名度，很多义乌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
每年春节期间，企业家在电视台做拜年广告是当地的习惯。这也是公司常用的营销手段。按照往年的作法，新光集团会与义乌市电视台签下一个10秒钟、春节期间天天播、总费用8000元的广告。周晓光自己琢磨，是否可以使用宣传商品的方式宣传提案点。
对于代表做广告征集议案的作法是否准许，周晓光把自己的想法向浙江省、金华市和义乌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没想到各级人大都同意她的做法。周晓光特别兴奋，政府向市场学习的能力比她想象中的还强。
2004年1月18日，身为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晓光，在义乌电视台做广告时强调的是她人大代表的身份——她公开向选民征集议案。广告在当地的电视台播了20天，在综合频道每天播出两次，图文信息频道则是滚动播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周晓光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联系点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仅2004年春节后的几天，联系点就接到了300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接到了100多个电话，来电话的主要是浙江各地群众，也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等省市群众电话。此外，还有不少书面材料、电子邮件等，更有登门上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来电、来访提出的建议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周晓光和联系组工作人员从中整理出10个新的议案，分别提交给市、省、全国三级人大常委会。
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周晓光一人就领衔向大会提交了13份议案，经大会核准，采纳了其中7份。
据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周晓光现象”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也引起高层的关注，“当时领导的态度是不提倡、不鼓励这么做，认为有些界限很难把握。”
周晓光确实感觉难以负荷。
周晓光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年10月份，周晓光的联系点都要向选民进行社情民意的调研工作，目的是为周晓光来年3月出席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建议意见做准备。调研的形式是召开座谈会和向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征询意见。
一般分别要开外来务工人员、农民、企业家、工商经营户等五六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各行各业在一线工作的选民。有时，联系点的工作人员还会下乡、下社区做一些专题调查。
联系点调研属于常规动作，此外就是接待来电来信来访，不仅有省内的来访，省外的慕名而来的上访户也不断。 联系点俨然成了一个“信访局”。但要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个案，作为人大代表的周晓光并无直接权力。按照工作权限和程序，她只能把材料转交给相关部门，督促相关部门解决。
义乌市区域内的来访还好一些，但是有一大部分是跨区域、跨省的信访群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从理论上讲，监督权是面向全国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跨选区实施案件监督并不现实。
基于现实，周晓光的联系点不得不专门制作了《人大代表联系点工作制度》。对联系点工作范围进行了界定：“本联系点征集人大代表所在地义乌市的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政府机关要求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和建议意见，也欢迎本选区（浙江省范围内）人民群众要求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建议意见。” 这份制度确定了联系点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从中可以看出，联系点的工作主要着眼于浙江选区（主要是义乌），工作重心则主要放在征集议案、建议意见上。就像是一个好的公司只是着意解决一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都做。
周晓光整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对个案进行监督，也是代表的职责之一。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却不是那么简单。要周晓光跨省去调查个案，向外省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并不现实。这不仅在具体制度上缺乏支撑，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当家人，精力也是有限。
对于人大代表是否该实施个案监督，周晓光有着自己的理解，“人大代表应该成为政府的补台者，而不应该成为拆台者”。
不监督个案，不等于不关注个案。经商要有判断的好眼光，参政也是。给予现实的需求准确的回应，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2004年2月3日，周晓光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来访信。信中主人公详细叙述了其弟弟4年来做司法鉴定的经历，反映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晓光看完这封来访信后觉得反映的问题有价值，她觉得司法鉴定工作还不完善，如果进一步调研，并对司法鉴定进行完善肯定是一个好的议案。
此时，距全国两会召开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为慎重起见，周晓光当机立断，召集了人大代表联络点的几位专家召开专题会议。
在达成撰写议案的共识后，周晓光便和专家们一起浙江省省市公安厅、金华市公安局、等部门了解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回来后，周晓光和联系点的工作人员最后整理出了《关于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提交给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个议案被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采纳。
在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周晓光向全国人大提交并被采纳的议案、建议分别达到233份和221份。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因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媒体称之为“议案大王”。
履职十年间，周晓光认为有一个议案和一份建议分量最重：2009年她提交的“关于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法’的议案”，经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向全世界公布；由其亲手呈交给温家宝总理的“关于在义乌设立国际贸易试验区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等领导同志就此作重要批示。而这个建议的提交，周晓光再次大胆地使用了“非常规手段”。
2009年3月，周晓光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她的资料袋里装了一份《关于建立义乌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
3月9日，时任温家宝总理来到浙江省代表团的驻地，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浙江代表团的审议。在温总理与代表们一一握手之际，周晓光把先前准备好的《关于建立义乌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递交给温总理。
为何要采取直接给总理写信的方式来寻求获批义乌改革试点？周晓光则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在议案、建议中都提出过要推动义乌改革试点，但效果不明显，之所以采取这种非常规手段，也是为选区负责。”
“全国13亿多人，而全国人大代表不到3000人，按比例也就是50万左右才能产生一名代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有幸成为50万分之一的人，就一定要认真做好代表工作，代表不认真履职就是在浪费稀缺的政治资源。”周晓光说：“任何资源都不应该浪费，更何况是这么稀缺的政治资源。”
会议开始前两天，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荣耀一直还萦绕着周晓光的心头。在大会间歇时，遇到类似赵本山一样的“明星代表”，她也像其他代表一样扑上去与“明星代表”合影。
听取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接下来各代表团开始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此时，周晓光当选代表之初时的喜悦被尴尬所代替。
“在代表团分组审议时，看到其他代表都能侃侃而谈，而我谈不出想法，只能默默听其他代表发言，其尴尬滋味只有自己感受得到。”
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时，同一个团的其他代表都能领衔向代表团议案组提交议案、建议，而周晓光只能在其他代表找她附签时签上自己的名字。
周晓光用“哑巴代表”形容自己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历。从北京回到义乌后，周晓光脑海里一直翻转着“到底怎样才能当好全国人大代表”的念头。
“像生产好产品一样生产好提案”
借助办企业的经验，周晓光分析认为自己在人大代表履职上之所以出现“哑巴代表”现象主要是因为缺乏履职经验，对议案、建议的形成缺乏把握，“变被动为主动的办法就是聘请‘技术员’的思路，就像办工厂一样。”
2003年4月，正值全国“非典”流行时期。有一天，周晓光来到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向有关领导谈了自己的困惑，并把她想设立人大代表联系点并开通代表热线的想法告诉了该领导。令周晓光没想到的是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帮周晓光的联系点找来了5位退休老同志和专家组成议案调研组。在人选确定后，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还专门下发了文件，规定凡是几名老专家组织调研，下属各局、乡镇应全力配合。
就像成立公司的营销点一样，2003年10月，“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正式成立。义乌市建设局提供了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周晓光花了1万多元添置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几张办公桌椅等办公设施。
联系点刚成立不久，周晓光意识到一个新问题：就如同一个新公司一样，联系点没有知名度，很多义乌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
每年春节期间，企业家在电视台做拜年广告是当地的习惯。这也是公司常用的营销手段。按照往年的作法，新光集团会与义乌市电视台签下一个10秒钟、春节期间天天播、总费用8000元的广告。周晓光自己琢磨，是否可以使用宣传商品的方式宣传提案点。
对于代表做广告征集议案的作法是否准许，周晓光把自己的想法向浙江省、金华市和义乌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没想到各级人大都同意她的做法。周晓光特别兴奋，政府向市场学习的能力比她想象中的还强。
2004年1月18日，身为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晓光，在义乌电视台做广告时强调的是她人大代表的身份——她公开向选民征集议案。广告在当地的电视台播了20天，在综合频道每天播出两次，图文信息频道则是滚动播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周晓光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联系点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仅2004年春节后的几天，联系点就接到了300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接到了100多个电话，来电话的主要是浙江各地群众，也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等省市群众电话。此外，还有不少书面材料、电子邮件等，更有登门上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来电、来访提出的建议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周晓光和联系组工作人员从中整理出10个新的议案，分别提交给市、省、全国三级人大常委会。
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周晓光一人就领衔向大会提交了13份议案，经大会核准，采纳了其中7份。
“创新的可能性和边界”
据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周晓光现象”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也引起高层的关注，“当时领导的态度是不提倡、不鼓励这么做，认为有些界限很难把握。”
周晓光确实感觉难以负荷。
周晓光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年10月份，周晓光的联系点都要向选民进行社情民意的调研工作，目的是为周晓光来年3月出席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建议意见做准备。调研的形式是召开座谈会和向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征询意见。
一般分别要开外来务工人员、农民、企业家、工商经营户等五六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各行各业在一线工作的选民。有时，联系点的工作人员还会下乡、下社区做一些专题调查。
联系点调研属于常规动作，此外就是接待来电来信来访，不仅有省内的来访，省外的慕名而来的上访户也不断。 联系点俨然成了一个“信访局”。但要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个案，作为人大代表的周晓光并无直接权力。按照工作权限和程序，她只能把材料转交给相关部门，督促相关部门解决。
义乌市区域内的来访还好一些，但是有一大部分是跨区域、跨省的信访群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从理论上讲，监督权是面向全国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跨选区实施案件监督并不现实。
基于现实，周晓光的联系点不得不专门制作了《人大代表联系点工作制度》。对联系点工作范围进行了界定：“本联系点征集人大代表所在地义乌市的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政府机关要求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和建议意见，也欢迎本选区（浙江省范围内）人民群众要求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建议意见。” 这份制度确定了联系点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从中可以看出，联系点的工作主要着眼于浙江选区（主要是义乌），工作重心则主要放在征集议案、建议意见上。就像是一个好的公司只是着意解决一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都做。
周晓光整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对个案进行监督，也是代表的职责之一。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却不是那么简单。要周晓光跨省去调查个案，向外省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并不现实。这不仅在具体制度上缺乏支撑，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当家人，精力也是有限。
对于人大代表是否该实施个案监督，周晓光有着自己的理解，“人大代表应该成为政府的补台者，而不应该成为拆台者”。
不监督个案，不等于不关注个案。经商要有判断的好眼光，参政也是。给予现实的需求准确的回应，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2004年2月3日，周晓光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来访信。信中主人公详细叙述了其弟弟4年来做司法鉴定的经历，反映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晓光看完这封来访信后觉得反映的问题有价值，她觉得司法鉴定工作还不完善，如果进一步调研，并对司法鉴定进行完善肯定是一个好的议案。
此时，距全国两会召开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为慎重起见，周晓光当机立断，召集了人大代表联络点的几位专家召开专题会议。
在达成撰写议案的共识后，周晓光便和专家们一起浙江省省市公安厅、金华市公安局、等部门了解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回来后，周晓光和联系点的工作人员最后整理出了《关于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提交给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个议案被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采纳。
在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周晓光向全国人大提交并被采纳的议案、建议分别达到233份和221份。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因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媒体称之为“议案大王”。
履职十年间，周晓光认为有一个议案和一份建议分量最重：2009年她提交的“关于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法’的议案”，经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向全世界公布；由其亲手呈交给温家宝总理的“关于在义乌设立国际贸易试验区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等领导同志就此作重要批示。而这个建议的提交，周晓光再次大胆地使用了“非常规手段”。
2009年3月，周晓光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她的资料袋里装了一份《关于建立义乌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
3月9日，时任温家宝总理来到浙江省代表团的驻地，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浙江代表团的审议。在温总理与代表们一一握手之际，周晓光把先前准备好的《关于建立义乌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递交给温总理。
为何要采取直接给总理写信的方式来寻求获批义乌改革试点？周晓光则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在议案、建议中都提出过要推动义乌改革试点，但效果不明显，之所以采取这种非常规手段，也是为选区负责。”
“全国13亿多人，而全国人大代表不到3000人，按比例也就是50万左右才能产生一名代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有幸成为50万分之一的人，就一定要认真做好代表工作，代表不认真履职就是在浪费稀缺的政治资源。”周晓光说：“任何资源都不应该浪费，更何况是这么稀缺的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