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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安全岛只是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小木屋，牵涉的问题却非常复杂。比如婴儿安全岛的设置会不会‘鼓励遗弃’；会不会导致福利院接收的婴儿增多；后续婴儿的治疗救治问题也会引发争议。”
“我们希望婴儿安全岛能够为孩子从死神那多争取十分钟的存活机会。”
走了一个石庆国
进入电梯，秦波疲惫地靠着墙壁，双眼无神地看着地面，一言不发。
三分钟前，福利院同事告诉正在做巡视工作的秦波，前晚他从婴儿“安全岛”亲手抱过来的孩子——石庆国，今早已被确定死亡。照顾孩子的同事哽咽地拍拍秦波的肩膀说，一晚上孩子都没哭，想是离开的时候也很乖巧听话。
23岁那一年，决定到河北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工作的那一刻起，秦波每天都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在此地，背弃分离、生死抗争肯定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然而9年过去，经自己照顾的孩子也不下百个了，但秦波还是没有学会轻松地面对生离死别。
时间回溯到今年农历1月13日的傍晚，秦波在福利院的传达室已工作了一天，当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他转身去隔壁上了个厕所，前后不到5分钟，回来时就发现福利院门口被命名为“婴儿安全岛”的小木箱里，预警灯闪烁不停。
果然，一个婴儿躺在保温箱中。孩子口戴蓝色的小氧气枕，右耳是残缺的。秦波发现了孩子身边的病历本，上边有他营养不良等疾病的记录。秦波说，这个婴儿个头非常小，体重远不及正常初生婴儿，像只刚出生的小猫，发出“呜呜”的声音，气息非常轻、非常弱。
秦波迅速招呼同事向派出所报案，随后便抱着孩子立刻奔到了福利院的儿童诊所。经医生诊断，这个孩子很可能是脑瘫患儿，是否还有其他疾病则需送往石家庄市立儿童医院检查后才能知道。随后，婴儿被安置在儿童诊所的重症看护病房。
“我再次去看他的时候，医生说情况已经比较稳定。”秦波说，当时他听了很高兴，知道2012年接收的孩子轮到了“庆”字辈，回办公室就和同事商量，给小婴儿起了“石庆国”这个名字。
可没想不到一天，石庆国还没有赶上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元宵节，就离开了人世。
这是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建立国内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接收安置的第25个孩子。根据福利院的资料显示，安全岛自2011年6月1日开始运行以来，截止12月底，共接收安置弃婴24名，其中16名存活。
与死神争时间
婴儿安全岛成立之后，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回答来自全国各家媒体的疑问，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数十家媒体。
“质疑声也好，赞扬声也好，都说明了弃婴——这个长久以来被社会、政府、媒体回避的社会现象被重新关注起来。”韩金红说，“大家都在集思广益，积极思考孤残儿童的解决之道。”
别人评价韩金红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天然的慈悲心。韩金红解释说，正义感可能是因为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公职律师，慈悲心则是因为自己天天工作在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工作领域。他说，自己见过了太多的心酸、无奈，心总是在坚强与柔软之间转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金红担任石家庄市民政局法律顾问一职。刚接触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工作时，韩金红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原来孤残儿童、孤寡老人的生活条件是如此之差：吃不上鸡蛋、喝不上牛奶，几十天才能吃上一点肉；衣服破了个洞的尚算好的，更别提过年穿上新衣服。
弃婴问题更让人痛心。韩金红说，长期以来，惨遭父母遗弃的婴儿多身患缺陷与残疾，常被扔在街头巷尾、荒郊野外等地，难被发现。这些弃婴中有将近一半因为恶劣的环境、动物侵袭等受到残害，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死亡；还有一些被送到福利院后，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错过最佳的医治时间，也很快死亡。
“弃婴的基本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这是给我们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沉重一击。”2009年，韩金红被正式任命为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院长。上任的两年时间里，韩金红为减少弃婴死亡问题奔走于福利院、民政局、公安部门三点之间。
“别看安全岛只是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小木屋，牵涉的问题却非常复杂。比如婴儿安全岛的设置会不会‘鼓励遗弃’；会不会导致福利院接收的婴儿增多；后续婴儿的治疗救治问题也会引发争议。”
在离福利院大门不到50米的位置，记者看到了备受关注的婴儿安全岛。正如公开资料显示，婴儿安全岛其实质是一个弃婴保护装置。它外表是一个红色屋顶、白色屋身、不足5平米的小木屋，里面则安置有婴儿保温箱、延时报警器。
据韩金红介绍，“岛”内的婴儿保温箱能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氧气，主要为弃婴生命的延续提供保障；延时报警器的安装，则是为遗弃者放置弃婴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便于值班人员发现，尽快救治弃婴。
“与抛弃在荒郊野外的弃婴相比，从安全岛抱回的孩子，成活率都非常高。”韩金红说，特别是冬季，石家庄气温很低，有些弃婴被长时间遗弃在室外，抱回来的时候，身体早已冰凉，没了生命气息。
“我们希望婴儿安全岛能够为孩子从死神那多争取十分钟的存活机会。”韩金红说，“有了十分钟，我们也许还能为孩子争取到一百分钟、一千分钟、一万分钟。”
安全岛能走多远？
婴儿安全岛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韩金红和秦波。
根据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福利院接收来自公安系统、居民百姓等方面的弃婴数量基本是稳定的，即使是婴儿安全岛设立后，石家庄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接收到的弃婴与往年相比也没有明显的浮动。
然而，随着孩子存活率的大幅上升，必须接受进一步医疗救治的婴儿数量也随之增多，医疗费用成了摆在韩金红面前的第一难题。
韩金红介绍，目前，公立社会福利院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地方政府拨款，社会慈善力量救助等方式。按照最新的国家规定，每个孩子每月有1000元的生活补助，再加上来自民间慈善组织的捐款，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每个月还有400元的补贴。
“如果只是保障孩子们的吃穿住行，每个月1400元绝对绰绰有余。”韩金红说，“但是，福利院的孩子要治病，医疗设备要更新，这一块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譬如在管理上，秦波反映说，福利院和公安系统的协调不畅也是个问题。具体表现在：给公安机关报案后，常常出现警力不足、出警不及时的状况，孩子的身份无法确定，很大程度上延迟了孩子被送往医院的时间。
对于婴儿安全岛的未来，韩金红觉得难免会面对困难，“单靠我一人绝对走不下去，它需要民政、财政、公安、卫生、城管、残联等多部门联合行动，也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认同保护生命的意识。”
秦波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是父疼母爱，他将第一个主张推倒婴儿安全岛，不用在乎它是否成为一座“丰碑”抑或一个事迹。“对于福利院的孩子们来说，回归家庭才是最幸福的事。”
“我们希望婴儿安全岛能够为孩子从死神那多争取十分钟的存活机会。”
走了一个石庆国
进入电梯，秦波疲惫地靠着墙壁，双眼无神地看着地面，一言不发。
三分钟前，福利院同事告诉正在做巡视工作的秦波，前晚他从婴儿“安全岛”亲手抱过来的孩子——石庆国，今早已被确定死亡。照顾孩子的同事哽咽地拍拍秦波的肩膀说，一晚上孩子都没哭，想是离开的时候也很乖巧听话。
23岁那一年，决定到河北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工作的那一刻起，秦波每天都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在此地，背弃分离、生死抗争肯定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然而9年过去，经自己照顾的孩子也不下百个了，但秦波还是没有学会轻松地面对生离死别。
时间回溯到今年农历1月13日的傍晚，秦波在福利院的传达室已工作了一天，当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他转身去隔壁上了个厕所，前后不到5分钟，回来时就发现福利院门口被命名为“婴儿安全岛”的小木箱里，预警灯闪烁不停。
果然，一个婴儿躺在保温箱中。孩子口戴蓝色的小氧气枕，右耳是残缺的。秦波发现了孩子身边的病历本，上边有他营养不良等疾病的记录。秦波说，这个婴儿个头非常小，体重远不及正常初生婴儿，像只刚出生的小猫，发出“呜呜”的声音，气息非常轻、非常弱。
秦波迅速招呼同事向派出所报案，随后便抱着孩子立刻奔到了福利院的儿童诊所。经医生诊断，这个孩子很可能是脑瘫患儿，是否还有其他疾病则需送往石家庄市立儿童医院检查后才能知道。随后，婴儿被安置在儿童诊所的重症看护病房。
“我再次去看他的时候，医生说情况已经比较稳定。”秦波说，当时他听了很高兴，知道2012年接收的孩子轮到了“庆”字辈，回办公室就和同事商量，给小婴儿起了“石庆国”这个名字。
可没想不到一天，石庆国还没有赶上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元宵节，就离开了人世。
这是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建立国内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接收安置的第25个孩子。根据福利院的资料显示，安全岛自2011年6月1日开始运行以来，截止12月底，共接收安置弃婴24名，其中16名存活。
与死神争时间
婴儿安全岛成立之后，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回答来自全国各家媒体的疑问，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数十家媒体。
“质疑声也好，赞扬声也好，都说明了弃婴——这个长久以来被社会、政府、媒体回避的社会现象被重新关注起来。”韩金红说，“大家都在集思广益，积极思考孤残儿童的解决之道。”
别人评价韩金红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天然的慈悲心。韩金红解释说，正义感可能是因为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公职律师，慈悲心则是因为自己天天工作在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工作领域。他说，自己见过了太多的心酸、无奈，心总是在坚强与柔软之间转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金红担任石家庄市民政局法律顾问一职。刚接触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工作时，韩金红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原来孤残儿童、孤寡老人的生活条件是如此之差：吃不上鸡蛋、喝不上牛奶，几十天才能吃上一点肉；衣服破了个洞的尚算好的，更别提过年穿上新衣服。
弃婴问题更让人痛心。韩金红说，长期以来，惨遭父母遗弃的婴儿多身患缺陷与残疾，常被扔在街头巷尾、荒郊野外等地，难被发现。这些弃婴中有将近一半因为恶劣的环境、动物侵袭等受到残害，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死亡；还有一些被送到福利院后，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错过最佳的医治时间，也很快死亡。
“弃婴的基本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这是给我们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沉重一击。”2009年，韩金红被正式任命为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院长。上任的两年时间里，韩金红为减少弃婴死亡问题奔走于福利院、民政局、公安部门三点之间。
“别看安全岛只是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小木屋，牵涉的问题却非常复杂。比如婴儿安全岛的设置会不会‘鼓励遗弃’；会不会导致福利院接收的婴儿增多；后续婴儿的治疗救治问题也会引发争议。”
在离福利院大门不到50米的位置，记者看到了备受关注的婴儿安全岛。正如公开资料显示，婴儿安全岛其实质是一个弃婴保护装置。它外表是一个红色屋顶、白色屋身、不足5平米的小木屋，里面则安置有婴儿保温箱、延时报警器。
据韩金红介绍，“岛”内的婴儿保温箱能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氧气，主要为弃婴生命的延续提供保障；延时报警器的安装，则是为遗弃者放置弃婴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便于值班人员发现，尽快救治弃婴。
“与抛弃在荒郊野外的弃婴相比，从安全岛抱回的孩子，成活率都非常高。”韩金红说，特别是冬季，石家庄气温很低，有些弃婴被长时间遗弃在室外，抱回来的时候，身体早已冰凉，没了生命气息。
“我们希望婴儿安全岛能够为孩子从死神那多争取十分钟的存活机会。”韩金红说，“有了十分钟，我们也许还能为孩子争取到一百分钟、一千分钟、一万分钟。”
安全岛能走多远？
婴儿安全岛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韩金红和秦波。
根据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福利院接收来自公安系统、居民百姓等方面的弃婴数量基本是稳定的，即使是婴儿安全岛设立后，石家庄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接收到的弃婴与往年相比也没有明显的浮动。
然而，随着孩子存活率的大幅上升，必须接受进一步医疗救治的婴儿数量也随之增多，医疗费用成了摆在韩金红面前的第一难题。
韩金红介绍，目前，公立社会福利院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地方政府拨款，社会慈善力量救助等方式。按照最新的国家规定，每个孩子每月有1000元的生活补助，再加上来自民间慈善组织的捐款，石家庄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每个月还有400元的补贴。
“如果只是保障孩子们的吃穿住行，每个月1400元绝对绰绰有余。”韩金红说，“但是，福利院的孩子要治病，医疗设备要更新，这一块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譬如在管理上，秦波反映说，福利院和公安系统的协调不畅也是个问题。具体表现在：给公安机关报案后，常常出现警力不足、出警不及时的状况，孩子的身份无法确定，很大程度上延迟了孩子被送往医院的时间。
对于婴儿安全岛的未来，韩金红觉得难免会面对困难，“单靠我一人绝对走不下去，它需要民政、财政、公安、卫生、城管、残联等多部门联合行动，也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认同保护生命的意识。”
秦波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是父疼母爱，他将第一个主张推倒婴儿安全岛，不用在乎它是否成为一座“丰碑”抑或一个事迹。“对于福利院的孩子们来说，回归家庭才是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