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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日本对核泄漏的处理，相当不尽人意，地震之初，日本和东电公司对现场处理的组织进退失据，人员和设备都不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错过了控制事态的最佳时机，终于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而美国政府的新奥尔良飓风救灾，也饱受各界批评，政府迟迟不能组织起有效的营救，使得灾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急措施等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现场的救灾组织却表现得不足够好。相反，中国政府汶川地震的救灾表现，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和日本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为什么政府在应对紧急事务时，其动员能力却不如中国政府好呢？
日本的核泄漏处理，最让政府感到为难的是，进入现场作业的工作人员，几乎意味着死亡。对政府来说，须面对是否要牺牲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以挽回更多人利益的伦理困境。是否应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难题。在现实中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政府组织修路架桥，需要征用部分人的土地，但政府给出的补偿并不能让被征地户满意，面对此类问题应该怎么办？传统的功利主义理论对此给出的回答是，可以强制征用。在功利主义看来，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的福利得到改进，由此形成的决定就是有正当性的。这样的分析饱受诟病，因为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福利、幸福感，是无法比较的，很难说多数人加总后的幸福感就多于少数人，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一理念，因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故而，在面对征地拆迁以修路架桥所引致的冲突时，相应的处理思路应该是很清晰的，即如果征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话，绝不可以以多数人利益为理由，把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即便是修路架桥不能开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路可以不修、桥可以不架，但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否则，今天以修路架桥的名义，明天就可以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来侵犯个体的权利了，由此下去则是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路不修桥不架，或者换个地方修建，确实不会造成什么不能承受的后果。但要是面对日本核泄漏这样的极端情形，人类社会又应该如何抉择呢？首先，肯定是必须有人进入现场作业，问题在于，谁进入现场？通过怎样的方式把这些人动员组织起来？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其一是招募志愿者，其二是强制性动员。日本这次处理方式的细节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日本政府没有完全采取强制动员的方式，据报道，后期的50名现场人员很多是志愿者。要命之处就在于，若不采取强制动员方式，志愿者的数量不够时，就会形成无法承受的后果。
政府应该怎么办？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来说，是有能力进行强制动员的，而对于一个高度尊重民意的“小政府”来说，则根本不具备这种动员能力。日本的地震救灾和美国的新奥尔良飓风救灾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缺乏这种强制性动员能力。
不具备强制能力的政府必定是尊重人民的意志的，人民的自由更多则能创造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但这类政府在应对如人道灾难的极端情形时，行政能力也是不够的。可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行政应该以尊重每位民众为出发点，在和平年代必须恪守这一准则；而赋予政府在特定情形下的强制性动员权力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特定情形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应在宪法中一一清晰地列举出来，以防止政府在寻常情况下也滥用这种强制性动员权力。
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急措施等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现场的救灾组织却表现得不足够好。相反，中国政府汶川地震的救灾表现，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和日本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为什么政府在应对紧急事务时，其动员能力却不如中国政府好呢？
日本的核泄漏处理，最让政府感到为难的是，进入现场作业的工作人员，几乎意味着死亡。对政府来说，须面对是否要牺牲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以挽回更多人利益的伦理困境。是否应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难题。在现实中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政府组织修路架桥，需要征用部分人的土地，但政府给出的补偿并不能让被征地户满意，面对此类问题应该怎么办？传统的功利主义理论对此给出的回答是，可以强制征用。在功利主义看来，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的福利得到改进，由此形成的决定就是有正当性的。这样的分析饱受诟病，因为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福利、幸福感，是无法比较的，很难说多数人加总后的幸福感就多于少数人，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一理念，因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故而，在面对征地拆迁以修路架桥所引致的冲突时，相应的处理思路应该是很清晰的，即如果征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话，绝不可以以多数人利益为理由，把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即便是修路架桥不能开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路可以不修、桥可以不架，但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否则，今天以修路架桥的名义，明天就可以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来侵犯个体的权利了，由此下去则是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路不修桥不架，或者换个地方修建，确实不会造成什么不能承受的后果。但要是面对日本核泄漏这样的极端情形，人类社会又应该如何抉择呢？首先，肯定是必须有人进入现场作业，问题在于，谁进入现场？通过怎样的方式把这些人动员组织起来？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其一是招募志愿者，其二是强制性动员。日本这次处理方式的细节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日本政府没有完全采取强制动员的方式，据报道，后期的50名现场人员很多是志愿者。要命之处就在于，若不采取强制动员方式，志愿者的数量不够时，就会形成无法承受的后果。
政府应该怎么办？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来说，是有能力进行强制动员的，而对于一个高度尊重民意的“小政府”来说，则根本不具备这种动员能力。日本的地震救灾和美国的新奥尔良飓风救灾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缺乏这种强制性动员能力。
不具备强制能力的政府必定是尊重人民的意志的，人民的自由更多则能创造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但这类政府在应对如人道灾难的极端情形时，行政能力也是不够的。可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行政应该以尊重每位民众为出发点，在和平年代必须恪守这一准则；而赋予政府在特定情形下的强制性动员权力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特定情形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应在宪法中一一清晰地列举出来，以防止政府在寻常情况下也滥用这种强制性动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