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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六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将“六保”作为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提出“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这也正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关注的重点，今年他准备了两份提案：《关于利用好大数据高效保护市场主体的提案》和《关于设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提案》，一个针对保市场主体，另一个则是针对保就业。
在白重恩看来，“六保”是短期内宏观施策的重点，必须加大力度。但与此同时，不能“撒胡椒面”，必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精准施策，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值得保的市场主体中去，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
“这个时候思想不能太僵化，经济已经很困难了，该扩大赤字时就扩大赤字，该放出货币时就放出货币，只有首先活下去，经济增长的能力才不会受到永久的伤害。”白重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如是说。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疫情冲击，从短期来看，宏观政策层面应如何发力？
白重恩：我觉得短期来说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有太多企业倒掉了，未来经济的恢复是很困难的，但是保市场主体不能普遍“撒胡椒面”，毕竟资源有限，要把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先保住。这一点，我在这次的提案中有具体阐述。
在设计纾困措施时，应该考虑不同行业的纾困力度有差异，精准施策可以降低政策成本。
其次，要保基本民生和就业。因为经济不好，一些人难以找到工作，或者是收入大幅下降，因此需要对基本民生进行保障。但投入的力度不像保市场主体那样大，因为企业遭受的损失巨大，而在就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并不算太高，在6.0%左右，主要是16～24岁之间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对较高，约为13.8%。
我认为，一是要救助低收入群体，二是给年轻人寻找工作机会，避免社会的不稳定。所以我有另一个提案，建议由国家出面组织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组成青年志愿服务队，渡过短期的就业市场需求不足的难关。
青年志愿服务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学校无法开学，只能通过远程上课。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经过一定培训后，给在线上课效果不好的孩子补课。
等一年后经济形势好转了，青年志愿服務队的毕业生又可以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来。
短期内我不建议做太多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在传统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大量投入，再找到大量的社会效益好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越来越难了。一定要找真正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基础设施投资才应该去做。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而言，在保市场主体方面，大数据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白重恩： 在“六保”之中，我认为“保市场主体”尤其重要。因为不确定疫情的影响是否是永久性的，就看我们能不能保护好市场主体。如果企业最后都能生存下来，那么待疫情之后环境好转，经济也会很快恢复。但如果很多企业无法生存，即使环境好转，经济也不能很快地恢复，因为新的企业替代旧的企业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我关注市场主体的原因。
我觉得需要有针对性地去保护一些受冲击比较严重，但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企业，这就需要利用大数据，找到这些企业，然后精准施策。
其实我们是有相关数据的，比如税收数据等，这些政务数据可能比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更加丰富。像现在增值税发票管理很严格，只要有交易就有发票，我们就可以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测算每个企业在国内销售方面受到了多大的冲击。还可以利用海关数据测算每个企业在出口方面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按行业加总，测算每个行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根据这些测算结果，决定不同行业获得保护的优先次序。
当然，要保护的行业必须是有未来前景的行业，而不是产能过剩，或者是没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所以首先要先将需要帮助的企业找出来，再看提供怎样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这些企业之后，如何精准施策？
白重恩：从行业来看，目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具备安全生产和销售条件的行业，但短期内销售额上不去。对于其中的消费行业，销售额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消费心理还没恢复对于这类企业，可以利用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渠道，有针对性地设计消费券等措施精准地增加这些行业的消费需求。对于非消费行业，则要按具体情况考虑能否增加相应需求以及如何增加需求。
另一种是现在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和销售的行业，比如国际旅游，目前不可能有需求，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降低企业面临的成本，在降成本还不足以保护企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为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或者在财政支持下的金融帮助。
保护措施包括减免或缓缴增值税、所得税或社保缴费等税费，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措施相结合促使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并为企业延续贷款。也可以考虑安排金融部门在财政担保下为特困企业发放特别纾困贷款，贷款金额和期限根据企业的人工成本、企业所在行业所受到的冲击力度大小和预期时间长短来定，其中企业的人工成本可以通过社保缴费数据和个人所得税数据来测算。在贷款到期时，可以对满足一定条件，比如保持了员工就业的企业免除或部分免除还款，成本由财政负担。 总之，我们在设计纾困措施时，应该考虑不同行业的纾困力度有差异，精准施策可以降低政策成本，但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纾困力度应该有一定的一致性，防止经营不善的企业或者夸大困难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帮助，造成道德风险问题，影响其他企业的积极性。
中国新闻周刊：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应如何破局？
白重恩：其實长远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外部。
从内部看，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很大，但只要企业保住了，疫情得到控制，经济也会逐渐恢复。
而外部的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带来的反全球化的思潮日趋激烈。比如疫情期间有的国家从国外买到口罩，却被第三国截留，经过这样的事件刺激之后，可能一些国家希望建立自给自足的体系，并开始做一些努力。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和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将一些产能搬到其他国家，因为要把产品卖给其他国家，如果所有的生产都在中国，一旦贸易摩擦加剧，就可能因为贸易壁垒，导致产品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影响。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都有不利影响。我们需要不断地扩大内需，来对冲这些不利影响。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
二是来自一些国家对关键技术的控制，有些甚至是出于政治需要进行的恶意操纵。对中国而言，这就会影响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供给，使我们的产业链受到冲击。
刚才说保市场主体要精准施策，其实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我认为也应精准施策，有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测算不同产业的产业链，哪些风险大，哪些风险小。
尽管现在有一些去中国化声音，但我认为可能是部分源于疫情之下的过度反应。我也跟一些企业家座谈过，对产业链的冲击，过去也发生过，在发生的时候人们觉得很可怕，但是过一段时间也会觉得只是小概率事件，从而回归正常。新冠疫情也是百年一遇，我们不应对其他国家的过度反应再进行过度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