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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藏族人名的称呼习惯，他们通常被简称为旺加和多吉。因此，被人误称为“旺加多吉”先生，对扎西旺加和次仁多吉两人来说早已见怪不惊。毕竟他俩的名字并列出现在纪录片字幕摄影栏的次数太多，连读起来还真顺口得像一个藏族人的名字。但事实上，两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出字幕的范畴，从1975年小学三年级起，这种并列、共存甚至互生的关系，就一路伴随他们从家乡日喀则到拉萨到北京，再一起重踏《郑和下西洋》的航线，《走进非洲》，《极地跨越》，进入到《文明之路》中。用超过和父母、老婆相处的时间在一起，本身就是旺加和多吉——这对中国纪录片摄影界内绝无仅有的藏族“双子星”——的真实写照之一。
1970年代后期，日喀则新华书店里的美术类图书，
差不多是专门为我们而进的。——旺加
日喀则“画疯子”
“中学时一有感冒头疼，我妈就恩准我画画，这比吃药管用。但这之前，妈妈最关心的却是画画和我未来生计的关系。”和多吉一样，倍受质疑的旺加也有过晚上点蜡烛偷偷画画的经历。最初学校也很为他们痴画而恼火，为了不影响别的学生，旺加和多吉很早就如愿地被安排为同桌。当然，这期间他们也创下了令老师停课并让全班观摩却仍浑然入画的劣迹。回忆自己的绘画动机多吉并不自豪，和班上的同学相比他年龄和身体偏小，绘画不失为一种吸引他人关注的特长。从地道站连环画画进日喀则美术班，从街头写生到文艺复兴三大师素描的临摹，从仰慕中国现当代著名绘画作品到日喀则电影院的首个双人画展，这两个时常混迹集市、车站和街头，细画农牧民素描的少年，是日喀则小镇质感依然分明的1980年代里，一道绝对的风景。画名渐长带来的不仅仅是写生时被围观，成为日喀则中学仅有的两名艺考生培养对象后，在旺加和多吉的父母心中，画画也终于从一种安全的“住家手艺”，升级到了可以考上大学的资本。
铁定要考美术院校的他们在临近毕业时却并不幸运，1983年西藏全区无美术专业招生指标。正当他们决定一边当中学美术代课老师一边复读时，一个在校长陪同下闯进日喀则中学画室的人，为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当年，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正计划从西藏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招收培养几名藏族新闻电影工作者，负责招生的记者站资深新闻电影制片人次登老师，在当时全区教育质量排名前列的日喀则中学和亚东中学调研后，最终锁定了他俩。
“第一次见次登老师时他只是看了看我们的画稿和作文。6月第二次见面时是在日喀则政府招待所。”旺加甚至记得当时的谈话内容。“次登老师问我们对摄影感不感兴趣，想不想当电影摄影师。”那会儿在日喀则照相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有关电影摄影的事我们更说不上。是次登老师讲出了摄影和绘画的关系后我们动心了。由于都搞不清具体的招收名额，我们当时还合计出了一个最后的同时也是愚蠢的要求：要招就招我们俩，不然都不去。
事后20多年的共同经历证明，提出这个“愚蠢的要求”绝对值得。
“幸运”助理
由学生直接过渡到摄影学徒的旺加和多吉，在记者站有一个好听的名份叫摄影助理，但这并非坦途。助理通常得从扛沉重的电影摄影脚架和拎设备包等力气活的三助做起，利索了，有晋级的机会了才是二助，二助的工作基本是在确定机位后支起脚架，负责摄影现场的茶水等后勤供给，能够接触到摄影机，并装胶片和偶尔协助测光调距，则是大助后的事情。在等级森严的电影圈里面，一个熬不出头的摄影助理，要不另投他行，要不终生助人。
由于当时记者站缺人手，助理分不了那么细，同时记者站的摄影器材都是搁机房而不是入库封存。更由于有记者站几位严厉慈爱得像自己老爸一样前辈的口传心授，旺加和多吉不但避过一般摄影助理需要七年左右的漫长三级跳，还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设备。瞄一眼乳基层就能分辨出电影胶片的感光度等绝活，就是在那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练就的。
“我们那会儿是半军事化管理，每天都要训练臂力和负重，摄影背心的每个包里放什么东西都有规定，外出拍片如果少带个片轴、暗纸袋或黑胶布就是出大事。”
多吉比旺加更明白这话的分量。有一次到纳木措拍片，忘了给电池充电的多吉让老师开不了机。最后老师不得不向212吉普车的车用电瓶借电，但前提是多吉得一路抱着20来公斤的电瓶跟拍。一跟就是两天，还得担心电瓶里的腐蚀性液体泄漏。但自那以后，多吉记死了师傅的那句话：任何时候都要回头看，别忘东西。多吉说：“以师代徒的方式入行是我们的幸运，技术活和做事做人的东西都没误过，这是让我们终生受益的最大财富。”
1985年冬，结束助理生涯的旺加和多吉，以开阔眼界为名义分赴甘肃、黑龙江、广东、北京等地驻站实习，开始为新闻电影制片厂常设宣传片“祖国新貌”拍摄各自独立的小主题。旺加戏称这一时期两人开始“脱皮”。一张皮是完全凌驾于被摄对象之上的“解说词”，另一张皮是后期加工并附着上去的“画面音乐”。远真实性而亲“高大全”的意义，重戏剧性场景而轻自然效果，不注重同期声变化，被摄者无权发言等等，“这些长期限制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八股准则在我们实习那几年已经有所松动”。多吉在哈尔滨将摄影机对准了一个普通的车工和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小孩，而旺加则在甘南的草原跟随上了一位活佛办学的踪迹。
处女作中大量运用的长镜头和同期声等手法，在1988年两人首度合拍的“扎什伦布”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相比3分钟左右的小主题片，片长20分钟的“扎什伦布寺”是他们第一部大片。这部反映家乡的纪录片在日喀则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也带给了他们平生第一场首映式，地点仍在8年前曾经举办过画展的日喀则电影院。然而，首映式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却让踌躇满志的他们回答不出来：片子很好看，但什么才叫纪录片？带着被一问泄底的尴尬，两人198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一切从如何看电影开始学起。
消失的摄影机
两年后，旺加和多吉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高原的各个角落。在波密县桃花盛开的山沟里用23天的时间等待一场漫天的飞雪，在吉隆沟人迹罕至的深谷中徒步3天探寻传说中的大瀑布，在藏北的荒芜中向一群栖息的仙鹤潜行跟进，在茫茫的冰川间倾听记录淙淙的流水，无数的日落日出中，两个精灵般的电影人，时而用短镜头表现秋天丰收和欢快与热烈，时而用长镜头、静止镜头表现秋末冬至的荒疏与冷寂，他们抛弃了传统纪录片惯用的解说词和背景音乐，将自己的心身和镜头完全沉浸进了自然的美妙与和谐。这其中的《雪域秋曲》因镜头语言运用清晰到位，曾入选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构图教材。
1990年代初是中国纪录片异常多元和迅猛的黄金时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大量优秀的纪录片人以及作品相继涌现。中国纪录片业整个都被一种勃勃雄心主导，一心想要创作出能打入国际纪录片电影市场的大制作。新影厂划归中央电视台后，旺加和多吉供职的海外中心更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纪录片专业生产机构，他们正是在那一阶段获得了更多的拍摄机会。1994年，经由西藏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西藏”的策划人——著名小说家扎西达娃推荐，两人有幸和国内一批顶尖的纪录片导演进行合作。这期间，多吉和段锦川合作拍摄了曾荣获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大奖的《八廓南街16号》，而旺加则与谭湘江合拍了《最初的土地》及《俊巴渔村》。
“刚毕业时的三部曲我们还倾向于自然美感的体悟再现，追求的是风格化和有冲击力的镜头，但1994年时则转向了对现实和人的记录观照。”拍摄《八廓南街16号》的严谨与理性至今仍让多吉记忆深刻，为了消除和被摄对象间的距离感，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和16号大院中的人熟络关系，然后再让人们习惯摄影机。最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摄影机一起，都浑然一体般地消融进了居委会的场景中，但属于这个大院日常情节中的大量细节及气氛，却又被无所不在的他们真实捕获，并最终还原成想要的影像。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曾说：最高级的摄影师是不要让人看到摄影机的存在，不是高高在上的记录者，而是要融入其中。多吉和旺加都认为：在“我们西藏”的拍摄过程，他们逐渐找到了这种转型的感觉。
无限视域
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趋于成熟。首先是选题方向变得宏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体现国家主体和文化开放意识的内容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其次是纪录片的制作模式，也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进入到大投入大制作和快速生产阶段，对团队整体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专业娴熟经验丰富，同时又具备专业电影摄影制作和电视摄影编导背景，及多类型纪录片全程参与能力的职业摄影师，旺加和多吉迎来了更大的舞台，他们相继参与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香港和澳门回归、改革开放20年回顾、三峡工程、科教兴国、大上海，以及走进非洲、极地跨越、郑和下西洋等大片的摄制之中。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份也逐渐从单一的摄影转向编导及制片。
单纯意义上的摄影师是没有的，尤其是纪录片这行。没有敏锐的现场捕捉和应变能力，你就无法预判下一步该把镜头对准谁，没有对场景和情绪的调动和组织能力，你就是一个机械的盲动者，没有对灯光、音乐、录音、采访、剪辑等相关工种的了解，你的工作就会陷入太多的无知和无序。除了这些，旺加和多吉认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还必须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职业操守。把工作做得扎实永远是第一位的，那种以为扛着个摄像机就可以天马行空搞记录的人，成不了气候。
多吉在拍摄《解密1972》时就曾遇到“如何应变”的难题。“我在美国采访基辛格时，他处在一种时刻都能进入小睡的状态，往往一个问题得在耐心等他醒来后再提一次。但这并不妨碍他回答问题时的清晰与睿智，事实上他比绝大多数年轻的人更加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为画面如何表现而犯难。好在当时的现场有一幅中国意像的仙鹤祥云图，正好构成基辛格的背景。于是，在人与图的缓缓切换间，我们的镜头恰好纪录出了那种——‘西方的智慧在东方的宁静中翩飞’的最佳画面。”
旺加认为：多年以来由“走进非洲、跨越极地、郑和下西洋、文明之路”等构成的拍摄之旅，也是打开自己视域的重要经历。对于创造者来说，这种意义无可替代。
西藏梦想
旺加和多吉最大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视觉艺术的天堂——西藏。西藏给了他们最初的艺术灵感，而独特的藏文化视野，又令他们在不断面对新环境新题材时有一个全新的切入和应和点。当走出去再走进来时，他们又渴望着能以全新的视角反观自己熟悉的西藏。
扎西旺加
1966年生于日喀则，1983进入新影厂学习电影摄影，198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自1986年开始拍摄以来，迄今已参与拍摄并编导各类型电影及电视纪录片30余部。其中，电影纪录片以《雪域春曲》、《雪域秋曲》、《拉萨韵律》、《西藏三十年》，以及《香港回归》、《世纪大典》、《布达拉宫》等为代表，电视纪录片以《丹增和他的儿子们》、《最初的土地》、《科教兴国》、《大三峡》、《改革开放二十年》、《走进非洲》、《郑和下西洋》、《青藏铁路》、《森林之歌》、《文明之路》、《天上西藏》等为代表。2008年，扎西旺加亲历北京奥运圣火在雅典点燃并传递，并荣誉担纲北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电影摄影师。 主要获奖作品
《拉萨早晨》/1992年第一届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
《拉萨韵律》/1993年中国电影政府奖、优秀纪录片奖/1994年“腾龙奖”/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之优秀摄影奖
《世纪大典》/1999年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西藏五十年》/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之年度电视社教节目奖系列片二等奖
《布达拉宫》/2004年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大奖
《科教兴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半个世纪的回响》等/均获“五个一”工程等各种奖项
次仁多吉
曾参与拍摄、编导各类型电影及电视纪录片近40部。其中：电影故事片有《世界屋脊的太阳》；电影纪录片代表作品有《我们走过的日子》、《拉萨早晨》、《雪域秋曲》、《拉萨韵律》、《维修布达拉宫》、《迎接新世纪》等；电视纪录片代表作有《西藏的故事》、《八廓南街16号》、《天边》、《澳门岁月》、《改革开放二十年》、《极地跨越》（2002/编导·摄影）、《走进非洲》、《1405郑和下西洋》（2004/编导·摄影）、《解密1972》等。2008年6月刚于CCTV-10播出的《文明之旅》，是多吉担任制片和摄影的最新作品。
主要获奖作品
《我们走过的日子》/1990/摄影/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世界屋脊的太阳》/1991/摄影/1991年中国政府优秀影评奖
《拉萨早晨》/1992/摄影/第一届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雪域秋曲》/1991/摄影/入选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摄影构图教材
《拉萨韵律》/1991/摄影/1994年腾龙奖纪录片一等奖/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之优秀摄影奖
《维修布达拉宫》/1991/摄影/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
《西藏的故事》/1993/编导/ 国务院新闻办外宣作品一等奖
《八廓南街16号》/1996/摄影/第11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大奖(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影坛上获得的最高奖项，现被美国现代艺术馆永久收藏)
《天边》/1996 /摄影/入选维也纳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第二届韩国釜山电影节
《澳门岁月》/1997/电视纪录片/摄影/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摄影奖
《解密1972》/2006/摄影/2007年四川电视节纪录片奖
1970年代后期，日喀则新华书店里的美术类图书，
差不多是专门为我们而进的。——旺加
日喀则“画疯子”
“中学时一有感冒头疼，我妈就恩准我画画，这比吃药管用。但这之前，妈妈最关心的却是画画和我未来生计的关系。”和多吉一样，倍受质疑的旺加也有过晚上点蜡烛偷偷画画的经历。最初学校也很为他们痴画而恼火，为了不影响别的学生，旺加和多吉很早就如愿地被安排为同桌。当然，这期间他们也创下了令老师停课并让全班观摩却仍浑然入画的劣迹。回忆自己的绘画动机多吉并不自豪，和班上的同学相比他年龄和身体偏小，绘画不失为一种吸引他人关注的特长。从地道站连环画画进日喀则美术班，从街头写生到文艺复兴三大师素描的临摹，从仰慕中国现当代著名绘画作品到日喀则电影院的首个双人画展，这两个时常混迹集市、车站和街头，细画农牧民素描的少年，是日喀则小镇质感依然分明的1980年代里，一道绝对的风景。画名渐长带来的不仅仅是写生时被围观，成为日喀则中学仅有的两名艺考生培养对象后，在旺加和多吉的父母心中，画画也终于从一种安全的“住家手艺”，升级到了可以考上大学的资本。
铁定要考美术院校的他们在临近毕业时却并不幸运，1983年西藏全区无美术专业招生指标。正当他们决定一边当中学美术代课老师一边复读时，一个在校长陪同下闯进日喀则中学画室的人，为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当年，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正计划从西藏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招收培养几名藏族新闻电影工作者，负责招生的记者站资深新闻电影制片人次登老师，在当时全区教育质量排名前列的日喀则中学和亚东中学调研后，最终锁定了他俩。
“第一次见次登老师时他只是看了看我们的画稿和作文。6月第二次见面时是在日喀则政府招待所。”旺加甚至记得当时的谈话内容。“次登老师问我们对摄影感不感兴趣，想不想当电影摄影师。”那会儿在日喀则照相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有关电影摄影的事我们更说不上。是次登老师讲出了摄影和绘画的关系后我们动心了。由于都搞不清具体的招收名额，我们当时还合计出了一个最后的同时也是愚蠢的要求：要招就招我们俩，不然都不去。
事后20多年的共同经历证明，提出这个“愚蠢的要求”绝对值得。
“幸运”助理
由学生直接过渡到摄影学徒的旺加和多吉，在记者站有一个好听的名份叫摄影助理，但这并非坦途。助理通常得从扛沉重的电影摄影脚架和拎设备包等力气活的三助做起，利索了，有晋级的机会了才是二助，二助的工作基本是在确定机位后支起脚架，负责摄影现场的茶水等后勤供给，能够接触到摄影机，并装胶片和偶尔协助测光调距，则是大助后的事情。在等级森严的电影圈里面，一个熬不出头的摄影助理，要不另投他行，要不终生助人。
由于当时记者站缺人手，助理分不了那么细，同时记者站的摄影器材都是搁机房而不是入库封存。更由于有记者站几位严厉慈爱得像自己老爸一样前辈的口传心授，旺加和多吉不但避过一般摄影助理需要七年左右的漫长三级跳，还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设备。瞄一眼乳基层就能分辨出电影胶片的感光度等绝活，就是在那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练就的。
“我们那会儿是半军事化管理，每天都要训练臂力和负重，摄影背心的每个包里放什么东西都有规定，外出拍片如果少带个片轴、暗纸袋或黑胶布就是出大事。”
多吉比旺加更明白这话的分量。有一次到纳木措拍片，忘了给电池充电的多吉让老师开不了机。最后老师不得不向212吉普车的车用电瓶借电，但前提是多吉得一路抱着20来公斤的电瓶跟拍。一跟就是两天，还得担心电瓶里的腐蚀性液体泄漏。但自那以后，多吉记死了师傅的那句话：任何时候都要回头看，别忘东西。多吉说：“以师代徒的方式入行是我们的幸运，技术活和做事做人的东西都没误过，这是让我们终生受益的最大财富。”
1985年冬，结束助理生涯的旺加和多吉，以开阔眼界为名义分赴甘肃、黑龙江、广东、北京等地驻站实习，开始为新闻电影制片厂常设宣传片“祖国新貌”拍摄各自独立的小主题。旺加戏称这一时期两人开始“脱皮”。一张皮是完全凌驾于被摄对象之上的“解说词”，另一张皮是后期加工并附着上去的“画面音乐”。远真实性而亲“高大全”的意义，重戏剧性场景而轻自然效果，不注重同期声变化，被摄者无权发言等等，“这些长期限制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八股准则在我们实习那几年已经有所松动”。多吉在哈尔滨将摄影机对准了一个普通的车工和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小孩，而旺加则在甘南的草原跟随上了一位活佛办学的踪迹。
处女作中大量运用的长镜头和同期声等手法，在1988年两人首度合拍的“扎什伦布”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相比3分钟左右的小主题片，片长20分钟的“扎什伦布寺”是他们第一部大片。这部反映家乡的纪录片在日喀则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也带给了他们平生第一场首映式，地点仍在8年前曾经举办过画展的日喀则电影院。然而，首映式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却让踌躇满志的他们回答不出来：片子很好看，但什么才叫纪录片？带着被一问泄底的尴尬，两人198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一切从如何看电影开始学起。
消失的摄影机
两年后，旺加和多吉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高原的各个角落。在波密县桃花盛开的山沟里用23天的时间等待一场漫天的飞雪，在吉隆沟人迹罕至的深谷中徒步3天探寻传说中的大瀑布，在藏北的荒芜中向一群栖息的仙鹤潜行跟进，在茫茫的冰川间倾听记录淙淙的流水，无数的日落日出中，两个精灵般的电影人，时而用短镜头表现秋天丰收和欢快与热烈，时而用长镜头、静止镜头表现秋末冬至的荒疏与冷寂，他们抛弃了传统纪录片惯用的解说词和背景音乐，将自己的心身和镜头完全沉浸进了自然的美妙与和谐。这其中的《雪域秋曲》因镜头语言运用清晰到位，曾入选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构图教材。
1990年代初是中国纪录片异常多元和迅猛的黄金时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大量优秀的纪录片人以及作品相继涌现。中国纪录片业整个都被一种勃勃雄心主导，一心想要创作出能打入国际纪录片电影市场的大制作。新影厂划归中央电视台后，旺加和多吉供职的海外中心更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纪录片专业生产机构，他们正是在那一阶段获得了更多的拍摄机会。1994年，经由西藏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西藏”的策划人——著名小说家扎西达娃推荐，两人有幸和国内一批顶尖的纪录片导演进行合作。这期间，多吉和段锦川合作拍摄了曾荣获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大奖的《八廓南街16号》，而旺加则与谭湘江合拍了《最初的土地》及《俊巴渔村》。
“刚毕业时的三部曲我们还倾向于自然美感的体悟再现，追求的是风格化和有冲击力的镜头，但1994年时则转向了对现实和人的记录观照。”拍摄《八廓南街16号》的严谨与理性至今仍让多吉记忆深刻，为了消除和被摄对象间的距离感，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和16号大院中的人熟络关系，然后再让人们习惯摄影机。最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摄影机一起，都浑然一体般地消融进了居委会的场景中，但属于这个大院日常情节中的大量细节及气氛，却又被无所不在的他们真实捕获，并最终还原成想要的影像。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曾说：最高级的摄影师是不要让人看到摄影机的存在，不是高高在上的记录者，而是要融入其中。多吉和旺加都认为：在“我们西藏”的拍摄过程，他们逐渐找到了这种转型的感觉。
无限视域
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趋于成熟。首先是选题方向变得宏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体现国家主体和文化开放意识的内容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其次是纪录片的制作模式，也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进入到大投入大制作和快速生产阶段，对团队整体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专业娴熟经验丰富，同时又具备专业电影摄影制作和电视摄影编导背景，及多类型纪录片全程参与能力的职业摄影师，旺加和多吉迎来了更大的舞台，他们相继参与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香港和澳门回归、改革开放20年回顾、三峡工程、科教兴国、大上海，以及走进非洲、极地跨越、郑和下西洋等大片的摄制之中。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份也逐渐从单一的摄影转向编导及制片。
单纯意义上的摄影师是没有的，尤其是纪录片这行。没有敏锐的现场捕捉和应变能力，你就无法预判下一步该把镜头对准谁，没有对场景和情绪的调动和组织能力，你就是一个机械的盲动者，没有对灯光、音乐、录音、采访、剪辑等相关工种的了解，你的工作就会陷入太多的无知和无序。除了这些，旺加和多吉认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还必须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职业操守。把工作做得扎实永远是第一位的，那种以为扛着个摄像机就可以天马行空搞记录的人，成不了气候。
多吉在拍摄《解密1972》时就曾遇到“如何应变”的难题。“我在美国采访基辛格时，他处在一种时刻都能进入小睡的状态，往往一个问题得在耐心等他醒来后再提一次。但这并不妨碍他回答问题时的清晰与睿智，事实上他比绝大多数年轻的人更加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为画面如何表现而犯难。好在当时的现场有一幅中国意像的仙鹤祥云图，正好构成基辛格的背景。于是，在人与图的缓缓切换间，我们的镜头恰好纪录出了那种——‘西方的智慧在东方的宁静中翩飞’的最佳画面。”
旺加认为：多年以来由“走进非洲、跨越极地、郑和下西洋、文明之路”等构成的拍摄之旅，也是打开自己视域的重要经历。对于创造者来说，这种意义无可替代。
西藏梦想
旺加和多吉最大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视觉艺术的天堂——西藏。西藏给了他们最初的艺术灵感，而独特的藏文化视野，又令他们在不断面对新环境新题材时有一个全新的切入和应和点。当走出去再走进来时，他们又渴望着能以全新的视角反观自己熟悉的西藏。
扎西旺加
1966年生于日喀则，1983进入新影厂学习电影摄影，198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自1986年开始拍摄以来，迄今已参与拍摄并编导各类型电影及电视纪录片30余部。其中，电影纪录片以《雪域春曲》、《雪域秋曲》、《拉萨韵律》、《西藏三十年》，以及《香港回归》、《世纪大典》、《布达拉宫》等为代表，电视纪录片以《丹增和他的儿子们》、《最初的土地》、《科教兴国》、《大三峡》、《改革开放二十年》、《走进非洲》、《郑和下西洋》、《青藏铁路》、《森林之歌》、《文明之路》、《天上西藏》等为代表。2008年，扎西旺加亲历北京奥运圣火在雅典点燃并传递，并荣誉担纲北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电影摄影师。 主要获奖作品
《拉萨早晨》/1992年第一届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
《拉萨韵律》/1993年中国电影政府奖、优秀纪录片奖/1994年“腾龙奖”/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之优秀摄影奖
《世纪大典》/1999年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西藏五十年》/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之年度电视社教节目奖系列片二等奖
《布达拉宫》/2004年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大奖
《科教兴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半个世纪的回响》等/均获“五个一”工程等各种奖项
次仁多吉
曾参与拍摄、编导各类型电影及电视纪录片近40部。其中：电影故事片有《世界屋脊的太阳》；电影纪录片代表作品有《我们走过的日子》、《拉萨早晨》、《雪域秋曲》、《拉萨韵律》、《维修布达拉宫》、《迎接新世纪》等；电视纪录片代表作有《西藏的故事》、《八廓南街16号》、《天边》、《澳门岁月》、《改革开放二十年》、《极地跨越》（2002/编导·摄影）、《走进非洲》、《1405郑和下西洋》（2004/编导·摄影）、《解密1972》等。2008年6月刚于CCTV-10播出的《文明之旅》，是多吉担任制片和摄影的最新作品。
主要获奖作品
《我们走过的日子》/1990/摄影/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世界屋脊的太阳》/1991/摄影/1991年中国政府优秀影评奖
《拉萨早晨》/1992/摄影/第一届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雪域秋曲》/1991/摄影/入选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摄影构图教材
《拉萨韵律》/1991/摄影/1994年腾龙奖纪录片一等奖/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之优秀摄影奖
《维修布达拉宫》/1991/摄影/1995年第三届金桥奖
《西藏的故事》/1993/编导/ 国务院新闻办外宣作品一等奖
《八廓南街16号》/1996/摄影/第11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大奖(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影坛上获得的最高奖项，现被美国现代艺术馆永久收藏)
《天边》/1996 /摄影/入选维也纳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第二届韩国釜山电影节
《澳门岁月》/1997/电视纪录片/摄影/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摄影奖
《解密1972》/2006/摄影/2007年四川电视节纪录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