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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8集电视剧《汶川故事》不是一部宏大的、表现地震大悲的电视剧，这部剧是可爱的，因为它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切入，里面小人物对于很多东西的解构，表现出四川人民面对大灾大难的乐观与向上；这部剧的演员、导演、编剧都来自四川，所以它充满着四川的味道；这不是悲情的民族史诗，而是平凡的灾区人民自己的史诗，他们是自己的英雄。
[关键词] 《汶川故事》 悲剧 喜剧 三角叙述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30
纪念汶川地震3周年的电视剧《汶川故事》在2011年5月12日央视首播，由著名川籍导演毛卫宁执导，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的“5.12”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题材的重点文艺作品。不同于其他的关于地震的影片，该片其中所展现的故事让观众眼前一亮，原来悲情剧也可以这样表现，这也是开播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三周年，无论是否受灾，这一场8.0级的地震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不愿再次触碰的伤疤。初看到《汶川故事》这个片名，很多人都不愿观看这部电视剧，因为害怕记忆的闸门打开，内心伤痛伴着泪水决堤。但看完该片才知道，它不同于其他的悲情电视剧，尽管题材是伤痛的，但该剧却展现出与其他“悲剧”不同的气质。
一、平实的感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待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1]余秋雨先生在《戏剧理论史稿》中对这一定义进一步阐释：亚里斯多德的上述定义是为悲剧定制的，既揭示了戏剧的普遍性质，又包含着悲剧的特殊性内容，主要表现在首句中的“严肃”一词和末句“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其中后者带着较本质的意义。[2]《汶川故事》以地震的震撼场面开篇，以银杉镇凤凰村灾后恢复重建为主线，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故事的侧重点集中在灾后人民的心灵重建及家园重建，心灵重建和家园重建同时展开，交织发展，达观和坚强并存的乐观心态正是汶川故事想要传递出的真谛。
对于这样一部“严肃”主题的悲剧，《汶川故事》并没有一味的刻意的去渲染其中的悲壮，除去第一集中还原地震发生那一刻的惨烈情景外，其他的部分更多的是展现人们受灾后的生活状态。故事是发生在一群小人物身上，村支书吴中旺、解放军小分队、民警马千里、大学生刘嘉川，心理医生柳曼、“富二代”铁力、记者王贝珊、医生安丽、村民江百惠、黄力强、路仲文等等。本以为会通过刻意而为的悲情渲染来达到“小人物书写史诗”的意图，但里面的感情抒发却是那样的平实，平淡与真实的感情流露却是最打动观众人心的。如第一集中消防队员江峰牺牲了，而江峰的母亲江百惠并不知晓，周围知道实情的家人和村民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当彩虹出现的时候江峰就会回来的，母亲江百惠一直生活在等待中，期待儿子的安全归来，这一条故事线索一直发展到第十集，江百惠被儿子的单位请去作“英雄母亲报告会”，这时江百惠才得知儿子江峰已经牺牲的消息，此条故事线的高潮正在此处，观众期待看到江百惠知道真相后的反应，通过前十集的故事展现，本以为要塑造一个“英雄母亲的高大形象”通过“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感净化”的目的，但出乎意料的是，江百惠知道儿子去世之后，面对儿子消防队的战士，站在话筒前只是一句朴实的：“我该回去给大家做饭了”，她不是什么“高、大、全”的英雄母亲，她也没有哭天抢地来达到“怜悯”，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视儿子为生命的母亲简单的一句“我该回去给大家做饭了” 一个母亲失去儿子后，言语无法表达的悲怆，展现得淋漓尽致，无需刻意的表现，平凡的感动直指人心，因为人在大悲面前是没有语言的，说不出来的才是大悲。
二、悲剧中的喜剧细节
与其他的“灾难史诗”不同，剧集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人性的考量，以更加平民的、小人物的角度来展开故事，而其中的颇具喜剧意味的细节，传达着四川人民面对灾难的乐观向上。
在第十七集中，柳曼医生为了让大家从地震的阴影中更快的走出来，开展了一场全村“扑克牌联欢会”，派出所的同志们给大家发牌，想让大家娱乐一下，但没人肯动，后来高连长带队让解放军和大家一起打牌，乡亲们才打消顾虑入座打牌，打得不亦乐乎。这一情节多少有点“荒唐”的意味，但这样的事情在地震中是真实存在的，四川作为传统的麻将、川牌王国，以打牌的方式来缓解心理的压力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这不是“享乐主义”，这正是四川精神的体现，人民在大灾面前依然不畏灾难，无论什么样的苦难都改变不了四川人民心中的安逸、豁达、乐观。
人性、生命、国家、亲情、爱情这是该剧必需考虑的几个基本维度，也由此搭建了编剧广阔的思维空间。一些具有微型小说味道的细节，加上地震这样一个特殊的境景，一群积极的村民，让本以为会悲壮的剧情增添了更多人文情怀，同时也增加了该剧的可看性，总是给人回味一笑。黄力强打算东山再起，去问前妻借钱，妻子本来不愿给，但在黄力强的软磨硬泡之下，善良的前妻把黄力强之前送给她的19件首饰拿出来给黄力强去翻本，黄力强这才醒悟，前妻居然把这些首饰珍藏那么多年，而黄力强只能心灰意冷的讲出了实情，他送的这些首饰全都是假的。这个细节颇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的味道，也引发了对人性、人生、意外、轮回的思考。或许正是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剧中的解构，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开放更宽容农村，看到灾难中的人性，看到废墟之上的大爱，没有十全十美的“救世主”，只有优缺点并存的完整的“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个小人物都是自己的救世主。英勇担当的警察马千里不怕罪犯却偏偏怕打针；刘嘉川有重建的好方案却找不到实施的策略；高连长可以处理好一切的重建事务却不敢把对王贝珊的爱说出来；黄力强虽然贪钱却可以把砖块便宜卖给村里建幼儿园。这些关于重建的故事，便不止是村庄和房屋意义上的工程，同时还意味着文化和精神上的涅槃和重生，其中的喜剧细节不仅透出“重整山河”的乐观，而且也让观众动容。
三、“三角叙述”的运用
《汶川故事》的导演毛卫宁说“这是一部群像戏，没有男一号女一号之说，参演的人很多，我们不会刻意突出某个演员。”悲剧的主干是情节，而“突转”是剧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发展”则要看人物关系结构。在一开始编剧则构建了“三角形”的人物结构模式。刘嘉川、霍虎、吴小凤构成一个“三角”；王贝姗、高英超、铁力构成一个“三角”；古镇长、黄力强、黄力强表姐构成一个“三角”；贺老伯、路仲文、江百惠构成一个“三角”；霍雷、安丽和安丽死去的未婚夫也在构成一个“三角”等等。故事的人物结构有多个“三角”构成，这样的笔法，有利于广阔场景的展现、时间跨度的延伸、事件容量的构建、人文情怀的抒发，这都使该剧的叙事充满了丰沛的激情，复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重建的难度，和灾区人民不畏艰难的决心。
多个“三角”叙述交织展开，也是在塑造人物，表现灾区人民受灾后的状态。我们看到安丽医生虽然接受了霍雷，心中巨大的创伤始终很难磨平，安丽前夫虽然去世，却始终在她心里，表面上每天拼命工作，实则内心脆弱，也让我们看到因地震而重组的家庭艰难的幸福道路。刘嘉川和霍虎都喜欢小凤，在重建上方案也有分歧，三人的感情与事业交织在一起，刘嘉川虽然是研究生，更多的只是“纸上谈兵”，霍虎敢想敢干，却有些莽撞，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从未因为地震而改变。
从没有一种状态是安于现状的。所以任何一个“三角”里面的情感都是随着重建而发展的。柳曼开始对马千里不冷漠，贺老伯感激路仲文，李草融入到凤凰村中，等等。而最后每一“三角”必定“瓦解”以给观众一个结果，刘嘉川的重建方案成功了，安丽心中接受了霍雷，马千里与柳曼重归于好，槐花嫂重新面对生活，收养了哑娃……多个“三角”故事的横向展开和场景、时间上的跨越式处置，多元的人物类型和庞杂的材料处理得疏密有致，张弛有度，这些都显示了编剧驾轻就熟的功力。
四、平民自己的史诗
这不是一部宏大的，表现地震大悲的电视剧，这部剧是可爱的，因为它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切入，里面小人物对于很多东西的解构，表现出四川人民面对大灾大难的乐观与向上；这部剧的演员、导演、编剧都来自四川，所以它充满着四川味道的；这不是悲情的民族史诗，而是平凡的灾区人民自己的史诗，他们是自己的英雄。
参考文献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
②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5.
作者简介
周娜（1990—），女，壮族，广西人，现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传播艺术系09级本科学生，专业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题节目制作。
[关键词] 《汶川故事》 悲剧 喜剧 三角叙述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30
纪念汶川地震3周年的电视剧《汶川故事》在2011年5月12日央视首播，由著名川籍导演毛卫宁执导，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的“5.12”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题材的重点文艺作品。不同于其他的关于地震的影片，该片其中所展现的故事让观众眼前一亮，原来悲情剧也可以这样表现，这也是开播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三周年，无论是否受灾，这一场8.0级的地震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不愿再次触碰的伤疤。初看到《汶川故事》这个片名，很多人都不愿观看这部电视剧，因为害怕记忆的闸门打开，内心伤痛伴着泪水决堤。但看完该片才知道，它不同于其他的悲情电视剧，尽管题材是伤痛的，但该剧却展现出与其他“悲剧”不同的气质。
一、平实的感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待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1]余秋雨先生在《戏剧理论史稿》中对这一定义进一步阐释：亚里斯多德的上述定义是为悲剧定制的，既揭示了戏剧的普遍性质，又包含着悲剧的特殊性内容，主要表现在首句中的“严肃”一词和末句“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其中后者带着较本质的意义。[2]《汶川故事》以地震的震撼场面开篇，以银杉镇凤凰村灾后恢复重建为主线，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故事的侧重点集中在灾后人民的心灵重建及家园重建，心灵重建和家园重建同时展开，交织发展，达观和坚强并存的乐观心态正是汶川故事想要传递出的真谛。
对于这样一部“严肃”主题的悲剧，《汶川故事》并没有一味的刻意的去渲染其中的悲壮，除去第一集中还原地震发生那一刻的惨烈情景外，其他的部分更多的是展现人们受灾后的生活状态。故事是发生在一群小人物身上，村支书吴中旺、解放军小分队、民警马千里、大学生刘嘉川，心理医生柳曼、“富二代”铁力、记者王贝珊、医生安丽、村民江百惠、黄力强、路仲文等等。本以为会通过刻意而为的悲情渲染来达到“小人物书写史诗”的意图，但里面的感情抒发却是那样的平实，平淡与真实的感情流露却是最打动观众人心的。如第一集中消防队员江峰牺牲了，而江峰的母亲江百惠并不知晓，周围知道实情的家人和村民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当彩虹出现的时候江峰就会回来的，母亲江百惠一直生活在等待中，期待儿子的安全归来，这一条故事线索一直发展到第十集，江百惠被儿子的单位请去作“英雄母亲报告会”，这时江百惠才得知儿子江峰已经牺牲的消息，此条故事线的高潮正在此处，观众期待看到江百惠知道真相后的反应，通过前十集的故事展现，本以为要塑造一个“英雄母亲的高大形象”通过“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感净化”的目的，但出乎意料的是，江百惠知道儿子去世之后，面对儿子消防队的战士，站在话筒前只是一句朴实的：“我该回去给大家做饭了”，她不是什么“高、大、全”的英雄母亲，她也没有哭天抢地来达到“怜悯”，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视儿子为生命的母亲简单的一句“我该回去给大家做饭了” 一个母亲失去儿子后，言语无法表达的悲怆，展现得淋漓尽致，无需刻意的表现，平凡的感动直指人心，因为人在大悲面前是没有语言的，说不出来的才是大悲。
二、悲剧中的喜剧细节
与其他的“灾难史诗”不同，剧集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人性的考量，以更加平民的、小人物的角度来展开故事，而其中的颇具喜剧意味的细节，传达着四川人民面对灾难的乐观向上。
在第十七集中，柳曼医生为了让大家从地震的阴影中更快的走出来，开展了一场全村“扑克牌联欢会”，派出所的同志们给大家发牌，想让大家娱乐一下，但没人肯动，后来高连长带队让解放军和大家一起打牌，乡亲们才打消顾虑入座打牌，打得不亦乐乎。这一情节多少有点“荒唐”的意味，但这样的事情在地震中是真实存在的，四川作为传统的麻将、川牌王国，以打牌的方式来缓解心理的压力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这不是“享乐主义”，这正是四川精神的体现，人民在大灾面前依然不畏灾难，无论什么样的苦难都改变不了四川人民心中的安逸、豁达、乐观。
人性、生命、国家、亲情、爱情这是该剧必需考虑的几个基本维度，也由此搭建了编剧广阔的思维空间。一些具有微型小说味道的细节，加上地震这样一个特殊的境景，一群积极的村民，让本以为会悲壮的剧情增添了更多人文情怀，同时也增加了该剧的可看性，总是给人回味一笑。黄力强打算东山再起，去问前妻借钱，妻子本来不愿给，但在黄力强的软磨硬泡之下，善良的前妻把黄力强之前送给她的19件首饰拿出来给黄力强去翻本，黄力强这才醒悟，前妻居然把这些首饰珍藏那么多年，而黄力强只能心灰意冷的讲出了实情，他送的这些首饰全都是假的。这个细节颇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的味道，也引发了对人性、人生、意外、轮回的思考。或许正是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剧中的解构，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开放更宽容农村，看到灾难中的人性，看到废墟之上的大爱，没有十全十美的“救世主”，只有优缺点并存的完整的“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个小人物都是自己的救世主。英勇担当的警察马千里不怕罪犯却偏偏怕打针；刘嘉川有重建的好方案却找不到实施的策略；高连长可以处理好一切的重建事务却不敢把对王贝珊的爱说出来；黄力强虽然贪钱却可以把砖块便宜卖给村里建幼儿园。这些关于重建的故事，便不止是村庄和房屋意义上的工程，同时还意味着文化和精神上的涅槃和重生，其中的喜剧细节不仅透出“重整山河”的乐观，而且也让观众动容。
三、“三角叙述”的运用
《汶川故事》的导演毛卫宁说“这是一部群像戏，没有男一号女一号之说，参演的人很多，我们不会刻意突出某个演员。”悲剧的主干是情节，而“突转”是剧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发展”则要看人物关系结构。在一开始编剧则构建了“三角形”的人物结构模式。刘嘉川、霍虎、吴小凤构成一个“三角”；王贝姗、高英超、铁力构成一个“三角”；古镇长、黄力强、黄力强表姐构成一个“三角”；贺老伯、路仲文、江百惠构成一个“三角”；霍雷、安丽和安丽死去的未婚夫也在构成一个“三角”等等。故事的人物结构有多个“三角”构成，这样的笔法，有利于广阔场景的展现、时间跨度的延伸、事件容量的构建、人文情怀的抒发，这都使该剧的叙事充满了丰沛的激情，复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重建的难度，和灾区人民不畏艰难的决心。
多个“三角”叙述交织展开，也是在塑造人物，表现灾区人民受灾后的状态。我们看到安丽医生虽然接受了霍雷，心中巨大的创伤始终很难磨平，安丽前夫虽然去世，却始终在她心里，表面上每天拼命工作，实则内心脆弱，也让我们看到因地震而重组的家庭艰难的幸福道路。刘嘉川和霍虎都喜欢小凤，在重建上方案也有分歧，三人的感情与事业交织在一起，刘嘉川虽然是研究生，更多的只是“纸上谈兵”，霍虎敢想敢干，却有些莽撞，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从未因为地震而改变。
从没有一种状态是安于现状的。所以任何一个“三角”里面的情感都是随着重建而发展的。柳曼开始对马千里不冷漠，贺老伯感激路仲文，李草融入到凤凰村中，等等。而最后每一“三角”必定“瓦解”以给观众一个结果，刘嘉川的重建方案成功了，安丽心中接受了霍雷，马千里与柳曼重归于好，槐花嫂重新面对生活，收养了哑娃……多个“三角”故事的横向展开和场景、时间上的跨越式处置，多元的人物类型和庞杂的材料处理得疏密有致，张弛有度，这些都显示了编剧驾轻就熟的功力。
四、平民自己的史诗
这不是一部宏大的，表现地震大悲的电视剧，这部剧是可爱的，因为它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切入，里面小人物对于很多东西的解构，表现出四川人民面对大灾大难的乐观与向上；这部剧的演员、导演、编剧都来自四川，所以它充满着四川味道的；这不是悲情的民族史诗，而是平凡的灾区人民自己的史诗，他们是自己的英雄。
参考文献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
②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5.
作者简介
周娜（1990—），女，壮族，广西人，现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传播艺术系09级本科学生，专业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题节目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