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次问卷调查旨在研究18～35岁群体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影响老年预期的因素，以及当前行为选择中考虑养老因素的程度。调查发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有信心的受访者，对自己老年生活幸福程度的预期越高；养老制度和老年产业发展也对老年生活预期有正向影响；人们在就业、移民等方面考虑养老因素的程度显著地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应着力解决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缓解公众的养老焦虑，提升长线信心。
关键词 老年预期 养老制度 老年精神文化 量表
10月21日。在阳光下，
世界之音变得沉寂和稀少。
——卡夫卡：《第三本八开本笔记》（1917）
每个人都知道，凡在竞争中落后的人都会跌倒而无人照看；而过了四十岁的人则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他。的确，我们有社会福利机构，有社会保险体系，有能存钱的银行，等等。但是，公共机构的帮助及私人的慈善事业所能提供的一切，愈来愈低于那被看作体面的生活水准。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1930）
老去，是每个人的归宿，也是每个人心底难以回避的无助。即使是活得快乐光鲜的年轻人，若想到自己在年老时有可能忍受凄凉和孤独，难免会感到一丝可怕和无奈；而那些在年轻时生活得不好，因此，在“天伦之乐”方面有着更多焦虑的人，如果感到变数太大，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恐怕会更加悲观。历史上有许多名言都在劝导人们不要害怕衰老，其中最生动的也许要数罗素的话了：“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流——最开始，水流细小，拘束于窄小的河岸中，充满激情地越过岩石和瀑布。慢慢地，河流会变宽，河岸不断向两旁退去，水流变得更平静，并且最终会无声无息地融入大海，毫无痛苦地失去个体的存在。能够这样看待生活的老年人将不会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感到痛苦，因为他知道，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事物将继续存在。”
然而，很难说这种“老年心灵鸡汤”到底有多大的安慰作用；或者即使能对现在的老年人有所触动，也未必能让未来的老年人——受技术和文化的快速变革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当代年轻人——感到不那么焦虑。
正如我们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人们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衰老本身的看法。毕竟，衰老意味着活力丧失，华丽褪去，特别是意味着生命接近尾声。对于人这种并非永恒的存在者来说，衰老确实是个重大的问题，以至于人们要么硬着头皮面对和筹划，要么选择回避，让与衰老沾边的东西都貌似从眼前消失。除了个人，人类社会也为解决养老问题和缓解衰老焦虑做出了各种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也许就意味着使这个走向终结的过程尽量看起来不那么可怕。
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政策或将出台、各地养老金面临压力等消息不断传出，尽管并不确凿，却往往能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普遍焦虑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究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了解青年人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可以为老年政策、退休政策或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了解公众的危机感及其制度上的根源，能够及时地把握社会心态和青年群体的长线信心状况。
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从2013年6月25日开始，至2013年7月15日截止，调查对象为18～35岁的人群，共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调查问卷包括公众对晚年生活的预期、可能影响公众晚年生活预期的因素、当前行为选择中的养老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四个部分。其中，公众晚年生活预期部分拟设计量表，因此调查分两部分进行，以便对此量表进行预试，检验量表设计的可靠程度。
晚景预期量表的制作
我们请三名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拟定了生活预期量表的初始题库（见表1），用来衡量年轻人群对其老年生活预期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选项为李克特5级量表，要求受访者选择对题项所描述想法的认同度（完全符合——完全不符），判断所描述内容发生的可能性（一定会这样——根本不可能），或问答其他问题。
样本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EFA（200份问卷）和CFA（100份问卷）。对EFA组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均大于0.45。量表的KMO值为0.831，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小于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且限定提取两个公因子时，累积解释方差达50.78%，但题项11的共同度小于0.4，故将其删除。在第二次分析中，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率达到52.60%。量表的12个题项被分为两个维度，我们将第一维度定义为“社会生活预期”，包括生活丰富充实度、人际关系、婚姻爱情关系、物质生活水平、被照料程度等方面；第二维度命名为“个体状态预期”，包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身体机能、相貌、生活动力、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预测。
取另一部分样本进行CFA，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率为56.92%，达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率需要在50%以上的要求。对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Cronbach的α系数值为0.832，可见量表的信度较好。每个题项在相关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见表2）。
青年人晚景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用最佳尺度回归分析各项观念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受访者晚景预期的影响程度（见表3）。在模型1中，我们先纳入性别、年龄、学历、户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并将因变量设为数字级别。结果显示多数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2中，我们仅将观念变量作为名义变量纳入，结果显示各变量对老年生活预期均有显著影响。模型3纳入了全部变量，全部观念变量的影响和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显著。但是根据标准化系数和相关系数计算出的自变量重要程度（见图1）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重要性普遍较低；且将其纳入模型后，R方仅提高了0.02。在后续的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中，上述由最佳尺度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多数得到了验证。另外，当把量表中的个体状态预期和社会生活预期两个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时（见表4），会发现两维度受各因素影响的程度略有不同。 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影响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影响老年生活幸福感预期的首要因素是人们对于衰老本身的看法。除此之外，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8～35岁受访者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其养老预期越偏向乐观（Beta=0.18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预期对个体生活状态预期有较大影响。显然，在人们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整体经济水平相关的个体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另外，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稳定程度的看法与养老预期呈正向相关（Beta=0.15），并且主要是与社会生活预期这一维度有关。可见，那些猜测中国未来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且自身安全感较低的人，更可能对老年生活持悲观态度。
对养老制度和产业发展是否乐观对晚年生活预期有重要影响。青年群体对于未来老年人娱乐产业发展程度的预期，对老年生活预期有较大影响（Beta=0.24），且其影响的重要性大于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老年人娱乐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后者的预期；其次，在人们看来，生活乐趣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第三，当前主要偏向年轻群体的主流文化，使得人们对于老年人可能缺少合适的文化产品有了更多担忧。另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预期也有一定影响力（Beta=0.16），而且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社会生活预期的维度上。
我们曾预测，相比其他因素，受访者对医疗体系的看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信心）会更显著地影响公众的晚景预期。然而，在模型中，其回归系数较低（Beta=0.10）。
养老预期似乎不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按照分析前的假设，消费水平较高群体、学历较高群体、男性、较年轻群体，其养老预期应较高。但结果显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虽显著，但重要性较低。对此可以有以下解释：公众的养老预期受各种各样观念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并不能被模型中的变量所反映；或者说，对衰老的忧虑超越了物质资源掌握能力的差距，养老焦虑普遍存在，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或具有其它社会优势的人也无法避免。
行为选择中的养老因素
我们曾设想，人们在就业、婚恋、移民等方面选择时是否会考虑养老因素，可能与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评价，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有关。为验证该假设，我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因变量为在某一方面做出选择时，是否会考虑养老因素；自变量包括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制度、医疗制度、老年护理和老年娱乐产业的信心（均作为连续变量），以及性别、年龄、学历、月消费变量（均作为分类变量）。
对社会稳定的信心程度影响着人们在就业选择中考虑养老问题的程度。在模型中，“社会稳定”题项的Sig值为0.029，Exp（B）值，即OR值为1.51。如果将OR值近似地看作RR值，则可以说，对社会稳定的信心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就业时考虑养老因素的可能性就变为上一水平的1.51倍。这与我们的假设完全相反，但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职业而获取的养老福利、工作岗位的持久性等是影响老年生活的因素，这其中，尤以养老福利最为重要。当下的养老福利方面的承诺能否在未来得到落实，除了雇主的稳定性、持久性和可靠性之外，社会稳定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突发事件、制度变迁等社会动荡会妨碍雇主兑现对员工的养老福利承诺。因此，在择业时考虑养老福利的人，似乎也是对未来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有信心的人。
对经济发展、老年护理产业的信心程度影响为养老而移民的倾向。经济发展信心对移民养老倾向的Exp（B）值为0.48，老年护理产业发展信心的Exp（B）值为0.28，意味着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对未来中国老年护理产业的发展完善越乐观，为养老而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对经济发展和老年护理产业发展信心越低的人群，越有可能选择移民养老。选择其他国家定居并度过晚年，其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养老体系等因素。因此，对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化老年护理产业不够有信心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移民养老。另外，学历对移民养老的选择倾向也有显著的影响，以“硕士或博士”为参考项，“大专、中专、技校、高中及以下”的Exp（B）值为0.19，“本科”的Exp（B）值为0.25，换言之，学历越高，选择移民养老的可能性越高。
结论和建议：如何更轻松地老去
年轻群体大多刚开始工作或工作不久，经历了就业的残酷竞争，开始独自生活，甚至已经承担起了组建、维护家庭的重任。与年长者相比，他们事业尚未取得显著成就，收入相对较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多。而与年少者相比，他们已经离开父母的荫庇，开始独立承担生活的压力，经历了工作、爱情、生活等诸方面的考验；在精神上度过了青春时期的呐喊与迷惘，逐渐趋向现实。这一群体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父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逐渐不再适用。90年代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大量学生进入了大学校园，但也带来了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养老、医疗制度的不完善，也使18～35岁这一群体未来的老年生活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
养老焦虑恐将长期存在。当现在的这批年轻人步入老年，谁来照顾他们？“政府来养老”和“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两种声音到底哪一种正确？在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力度尚不充分，且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快的情况下，养老焦虑恐怕会逐渐加深。总的来看，假如人均养老资源（资金、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长期匮乏，并且缺少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的话，养老公平问题恐怕会越来越尖锐。
从制度上消除公众的养老顾虑，解决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医疗资源不均、“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中国医疗体系难以解决的痼疾。本次调查发现，对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的信心会显著影响青年人的晚景预期。因此，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公众对社保体系的信心，解决公众对养老制度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与普通职工在养老保障上的福利差别是当前社保体系受争议的焦点。在本次调查的另一部分，我们问及受访者“在我国，与其他人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能享受更多的养老福利，您对此怎么看”。回答“非常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的人分别占22.0%和44.7%；回答“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的分别占30.9%和2.4%。可见，多数受访者感到双轨制的福利差别不公平。另外，调查显示，学历较高人群更加有可能因为养老考虑而移民国外。看来，解决当前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缓解民众养老焦虑的需要，似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高层次人才流失。 谨防老年人精神文化荒漠化。尽管中国有敬老爱老的传统，但是似乎人们对老年人的文化世界关注不多，仿佛老年人就应该在低强度、低消费，或是怀旧的活动中寻找几许欢乐。现在，有大量老年人都是通过看电视、打麻将、广场歌舞等活动找乐子或打发时间的。或许年轻人在感到这些老年人的生活索然无味的同时，也不禁会想象自己的老年会如何度过，因此更感到忧虑。而在西方，尽管主流文化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为主，但是老年人的生活条件整体较高，并且有条件参与更多的公共活动，享受更多专为老年人这一细分市场准备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种种精神文化需要。虽然我们现在远不需要为年轻群体在未来的老年生活担忧，但“受访者的老年生活预期受老年娱乐产业水平预期的影响”这一调查结果确实应该引发我们对当下老年人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反思。一方面，政府应为老年文化休闲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市场前景广阔，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引发市场更多关注。（执笔：董惠敏、顾智锦）
责 编∕杨昀赟
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2013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How Chinese Young People Expect of Their Old-age Life
Survey Centre of People’s Tribune
Abstract： This survey is designed to study how the group of people aged between 18 and 35 years old expect their life will be like when they get ol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more confident the respondents are abou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higher their expectation of happiness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 pens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age industry als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expectation； the degree to which people rely on employment and emigration to support their old-age life is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ir expect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ension system， ease people’s anxiety over their life in later years and increase their long-term confidence.
Keywords： expected old-age life， pension system，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elderly， scale
关键词 老年预期 养老制度 老年精神文化 量表
10月21日。在阳光下，
世界之音变得沉寂和稀少。
——卡夫卡：《第三本八开本笔记》（1917）
每个人都知道，凡在竞争中落后的人都会跌倒而无人照看；而过了四十岁的人则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他。的确，我们有社会福利机构，有社会保险体系，有能存钱的银行，等等。但是，公共机构的帮助及私人的慈善事业所能提供的一切，愈来愈低于那被看作体面的生活水准。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1930）
老去，是每个人的归宿，也是每个人心底难以回避的无助。即使是活得快乐光鲜的年轻人，若想到自己在年老时有可能忍受凄凉和孤独，难免会感到一丝可怕和无奈；而那些在年轻时生活得不好，因此，在“天伦之乐”方面有着更多焦虑的人，如果感到变数太大，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恐怕会更加悲观。历史上有许多名言都在劝导人们不要害怕衰老，其中最生动的也许要数罗素的话了：“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流——最开始，水流细小，拘束于窄小的河岸中，充满激情地越过岩石和瀑布。慢慢地，河流会变宽，河岸不断向两旁退去，水流变得更平静，并且最终会无声无息地融入大海，毫无痛苦地失去个体的存在。能够这样看待生活的老年人将不会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感到痛苦，因为他知道，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事物将继续存在。”
然而，很难说这种“老年心灵鸡汤”到底有多大的安慰作用；或者即使能对现在的老年人有所触动，也未必能让未来的老年人——受技术和文化的快速变革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当代年轻人——感到不那么焦虑。
正如我们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人们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衰老本身的看法。毕竟，衰老意味着活力丧失，华丽褪去，特别是意味着生命接近尾声。对于人这种并非永恒的存在者来说，衰老确实是个重大的问题，以至于人们要么硬着头皮面对和筹划，要么选择回避，让与衰老沾边的东西都貌似从眼前消失。除了个人，人类社会也为解决养老问题和缓解衰老焦虑做出了各种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也许就意味着使这个走向终结的过程尽量看起来不那么可怕。
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政策或将出台、各地养老金面临压力等消息不断传出，尽管并不确凿，却往往能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普遍焦虑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究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了解青年人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可以为老年政策、退休政策或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了解公众的危机感及其制度上的根源，能够及时地把握社会心态和青年群体的长线信心状况。
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从2013年6月25日开始，至2013年7月15日截止，调查对象为18～35岁的人群，共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调查问卷包括公众对晚年生活的预期、可能影响公众晚年生活预期的因素、当前行为选择中的养老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四个部分。其中，公众晚年生活预期部分拟设计量表，因此调查分两部分进行，以便对此量表进行预试，检验量表设计的可靠程度。
晚景预期量表的制作
我们请三名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拟定了生活预期量表的初始题库（见表1），用来衡量年轻人群对其老年生活预期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选项为李克特5级量表，要求受访者选择对题项所描述想法的认同度（完全符合——完全不符），判断所描述内容发生的可能性（一定会这样——根本不可能），或问答其他问题。
样本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EFA（200份问卷）和CFA（100份问卷）。对EFA组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均大于0.45。量表的KMO值为0.831，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小于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且限定提取两个公因子时，累积解释方差达50.78%，但题项11的共同度小于0.4，故将其删除。在第二次分析中，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率达到52.60%。量表的12个题项被分为两个维度，我们将第一维度定义为“社会生活预期”，包括生活丰富充实度、人际关系、婚姻爱情关系、物质生活水平、被照料程度等方面；第二维度命名为“个体状态预期”，包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身体机能、相貌、生活动力、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预测。
取另一部分样本进行CFA，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率为56.92%，达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率需要在50%以上的要求。对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Cronbach的α系数值为0.832，可见量表的信度较好。每个题项在相关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见表2）。
青年人晚景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用最佳尺度回归分析各项观念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受访者晚景预期的影响程度（见表3）。在模型1中，我们先纳入性别、年龄、学历、户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并将因变量设为数字级别。结果显示多数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2中，我们仅将观念变量作为名义变量纳入，结果显示各变量对老年生活预期均有显著影响。模型3纳入了全部变量，全部观念变量的影响和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显著。但是根据标准化系数和相关系数计算出的自变量重要程度（见图1）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重要性普遍较低；且将其纳入模型后，R方仅提高了0.02。在后续的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中，上述由最佳尺度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多数得到了验证。另外，当把量表中的个体状态预期和社会生活预期两个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时（见表4），会发现两维度受各因素影响的程度略有不同。 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影响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影响老年生活幸福感预期的首要因素是人们对于衰老本身的看法。除此之外，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8～35岁受访者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其养老预期越偏向乐观（Beta=0.18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预期对个体生活状态预期有较大影响。显然，在人们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整体经济水平相关的个体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另外，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稳定程度的看法与养老预期呈正向相关（Beta=0.15），并且主要是与社会生活预期这一维度有关。可见，那些猜测中国未来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且自身安全感较低的人，更可能对老年生活持悲观态度。
对养老制度和产业发展是否乐观对晚年生活预期有重要影响。青年群体对于未来老年人娱乐产业发展程度的预期，对老年生活预期有较大影响（Beta=0.24），且其影响的重要性大于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老年人娱乐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后者的预期；其次，在人们看来，生活乐趣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第三，当前主要偏向年轻群体的主流文化，使得人们对于老年人可能缺少合适的文化产品有了更多担忧。另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预期也有一定影响力（Beta=0.16），而且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社会生活预期的维度上。
我们曾预测，相比其他因素，受访者对医疗体系的看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信心）会更显著地影响公众的晚景预期。然而，在模型中，其回归系数较低（Beta=0.10）。
养老预期似乎不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按照分析前的假设，消费水平较高群体、学历较高群体、男性、较年轻群体，其养老预期应较高。但结果显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虽显著，但重要性较低。对此可以有以下解释：公众的养老预期受各种各样观念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并不能被模型中的变量所反映；或者说，对衰老的忧虑超越了物质资源掌握能力的差距，养老焦虑普遍存在，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或具有其它社会优势的人也无法避免。
行为选择中的养老因素
我们曾设想，人们在就业、婚恋、移民等方面选择时是否会考虑养老因素，可能与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评价，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有关。为验证该假设，我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因变量为在某一方面做出选择时，是否会考虑养老因素；自变量包括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制度、医疗制度、老年护理和老年娱乐产业的信心（均作为连续变量），以及性别、年龄、学历、月消费变量（均作为分类变量）。
对社会稳定的信心程度影响着人们在就业选择中考虑养老问题的程度。在模型中，“社会稳定”题项的Sig值为0.029，Exp（B）值，即OR值为1.51。如果将OR值近似地看作RR值，则可以说，对社会稳定的信心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就业时考虑养老因素的可能性就变为上一水平的1.51倍。这与我们的假设完全相反，但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职业而获取的养老福利、工作岗位的持久性等是影响老年生活的因素，这其中，尤以养老福利最为重要。当下的养老福利方面的承诺能否在未来得到落实，除了雇主的稳定性、持久性和可靠性之外，社会稳定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突发事件、制度变迁等社会动荡会妨碍雇主兑现对员工的养老福利承诺。因此，在择业时考虑养老福利的人，似乎也是对未来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有信心的人。
对经济发展、老年护理产业的信心程度影响为养老而移民的倾向。经济发展信心对移民养老倾向的Exp（B）值为0.48，老年护理产业发展信心的Exp（B）值为0.28，意味着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对未来中国老年护理产业的发展完善越乐观，为养老而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对经济发展和老年护理产业发展信心越低的人群，越有可能选择移民养老。选择其他国家定居并度过晚年，其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养老体系等因素。因此，对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化老年护理产业不够有信心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移民养老。另外，学历对移民养老的选择倾向也有显著的影响，以“硕士或博士”为参考项，“大专、中专、技校、高中及以下”的Exp（B）值为0.19，“本科”的Exp（B）值为0.25，换言之，学历越高，选择移民养老的可能性越高。
结论和建议：如何更轻松地老去
年轻群体大多刚开始工作或工作不久，经历了就业的残酷竞争，开始独自生活，甚至已经承担起了组建、维护家庭的重任。与年长者相比，他们事业尚未取得显著成就，收入相对较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多。而与年少者相比，他们已经离开父母的荫庇，开始独立承担生活的压力，经历了工作、爱情、生活等诸方面的考验；在精神上度过了青春时期的呐喊与迷惘，逐渐趋向现实。这一群体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父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逐渐不再适用。90年代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大量学生进入了大学校园，但也带来了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养老、医疗制度的不完善，也使18～35岁这一群体未来的老年生活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
养老焦虑恐将长期存在。当现在的这批年轻人步入老年，谁来照顾他们？“政府来养老”和“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两种声音到底哪一种正确？在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力度尚不充分，且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快的情况下，养老焦虑恐怕会逐渐加深。总的来看，假如人均养老资源（资金、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长期匮乏，并且缺少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的话，养老公平问题恐怕会越来越尖锐。
从制度上消除公众的养老顾虑，解决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医疗资源不均、“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中国医疗体系难以解决的痼疾。本次调查发现，对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的信心会显著影响青年人的晚景预期。因此，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公众对社保体系的信心，解决公众对养老制度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与普通职工在养老保障上的福利差别是当前社保体系受争议的焦点。在本次调查的另一部分，我们问及受访者“在我国，与其他人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能享受更多的养老福利，您对此怎么看”。回答“非常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的人分别占22.0%和44.7%；回答“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的分别占30.9%和2.4%。可见，多数受访者感到双轨制的福利差别不公平。另外，调查显示，学历较高人群更加有可能因为养老考虑而移民国外。看来，解决当前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缓解民众养老焦虑的需要，似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高层次人才流失。 谨防老年人精神文化荒漠化。尽管中国有敬老爱老的传统，但是似乎人们对老年人的文化世界关注不多，仿佛老年人就应该在低强度、低消费，或是怀旧的活动中寻找几许欢乐。现在，有大量老年人都是通过看电视、打麻将、广场歌舞等活动找乐子或打发时间的。或许年轻人在感到这些老年人的生活索然无味的同时，也不禁会想象自己的老年会如何度过，因此更感到忧虑。而在西方，尽管主流文化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为主，但是老年人的生活条件整体较高，并且有条件参与更多的公共活动，享受更多专为老年人这一细分市场准备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种种精神文化需要。虽然我们现在远不需要为年轻群体在未来的老年生活担忧，但“受访者的老年生活预期受老年娱乐产业水平预期的影响”这一调查结果确实应该引发我们对当下老年人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反思。一方面，政府应为老年文化休闲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市场前景广阔，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引发市场更多关注。（执笔：董惠敏、顾智锦）
责 编∕杨昀赟
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2013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How Chinese Young People Expect of Their Old-age Life
Survey Centre of People’s Tribune
Abstract： This survey is designed to study how the group of people aged between 18 and 35 years old expect their life will be like when they get ol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more confident the respondents are abou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higher their expectation of happiness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 pens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age industry als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expectation； the degree to which people rely on employment and emigration to support their old-age life is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ir expect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ension system， ease people’s anxiety over their life in later years and increase their long-term confidence.
Keywords： expected old-age life， pension system，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elderly，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