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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竟有为“美”而选择死亡的作家，他就是日本的三岛由纪夫。死亡、毁灭不仅是他所讴歌的文学母题，也是他人生的最终抉择——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剖腹自杀于东京市谷的自卫队营地，成为日本可观的自杀作家队伍中最后也是最“轰轰烈烈”的一位。连载发表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的《春雪》是三岛文学的后期代表作，作者多次表示以《春雪》为第一部的四部曲《丰饶之海》是其毕生压卷之作，日本评论界也誉之为“三岛文学的最高杰作”。川端康成甚至称《春雪》为“现代的《源氏物语》”。
《春雪》又是难以诠释的“问题之作”，仅国内而言，对《春雪》的主题就有两种较有影响的看法：“隐约反映了贵族家庭在没落过程中，旧传统与新观念在爱情问题上的矛盾”(中译本前言)——爱情悲剧人生虚无说；“通篇渗透着败落贵族子弟的娇慵、困惑和枯寂忧郁，贵族华胄们的无聊生活，荡漾着对旧日豪门巨族的遗风和伦理人情的眷恋”(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贵族生活挽歌说。
诚然，《春雪》的题材是贵族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明治至大正年间(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前后)。出身侯爵的松枝清显和绫仓伯爵的千金小姐聪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束冠及笄后双方虽然仍心有灵犀却一直未曾点通，两人流连于揣度试探的爱的游戏中，不时以恶作剧互戏互娱。然而，当绫仓家接受皇家救许，将聪子许给皇室某亲王后，清显不顾聪子与皇室已互换庚贴的严峻现实，开始向聪子求爱，想方设法与她暗中幽会，两人双双堕入爱河。这场对皇室大逆不道的爱剧，贝聪子削发为尼、清显郁郁病故作结。
“如果要问什么东西让清显欣喜，那就是不可能的观念。”(《春雪》第158页，唐月梅译)“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第159页)聪子已许配给皇室，与她幽会私通就是犯禁，就是向“不可能”这一观念挑战。《春雪》通篇贯穿着对这种犯禁的礼赞。正是有了这种不可能，爱心才愈见坚贞，正是有了神圣的障碍，爱情才迸发出炽热的火花。皇室未提亲时，他们的爱是那样模棱两可、暗淡无光，那样平凡市俗，带着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嬉戏色彩。而在聪子终身已定之后，他们的爱升华了。“倘使我们是一对公认的情侣，恐怕就不会这么大胆了吧。”(第217页)难成眷属之后，他们才倍觉情之深之切，或者准确地说，正是难成眷属，才促使他们的爱情逆反地达到新的高度。
然而，若仅此而已，《春雪》的寓意只不过达到愈是得不到的愈想得到这一层面，并不难理解，也不具有令人困惑、令人颤栗的日本文化的魔力。问题在于作者倾注全力赞美的、主人公不惜一切代价的殉教式精神歌态和求道性情感追求。这种不惜以死相争的精神状态，如果仅就《春雪》而言，或许可以看做是获取爱情的手段，成为讴歌爱情纯洁伟大的注脚。但是，从三岛文学的总体倾向看，这种趋亡性、殉教性的情感体系显然远远超越手段层次，而上升为一种执着的目的性追求。换言之，就一部作品而言，写“风萧萧兮易水寒”是为了衬托出壮士此去的悲壮之举，而在整个作品世界中，萧萧之风的贯穿始终，无疑表明壮举的目的已隐居次要地位。这一奇异的倒转在《春雪》中有着另一种生动的体现。如果说“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向不可能挑战”，这里的不择手段仍不失为“手段”，用以获得不可能之物，那么，为了凸现这种手段的惨烈、哀切而故意制造“不可能”就完全反手段为目的了。
清显与聪子并非没有终成眷属的可能。在绫仓家答应皇室的求婚之前，只要清显愿意，两家完全可能联姻。“悲剧”产生的原因不在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不在阴差阳错的命运多舛，而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倾向，——非不能乃不为也！
“日复一日，聪子的存在距他越来越遥远，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达到遥远而不可及的世界。想到这里，他(清显)就觉得涌上一股妙不可言的快感。宛如目送着给饿鬼布施的灯笼投影在水中，乘夜潮远远飘去，心中暗暗祈盼它尽可能远去，越远去就越发确实证明自己的力量。”(第143页，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原来是这样！为了表示爱或美的伟大，必须采取以死相争的手段；为了衬托出以死相争的哀切惨烈，又必须使爱、美等对象物成为“不可能”。简言之是这样一个怪圈：为了美必须死亡(手段)，为了死亡得美(哀切惨烈)，又需要美的“死亡”(追求对象对于人的异化，主体与对象沟通的“不可能”)。所以，清显“就象一面旗帜仅仅为风的存在而存在”，(第13页)所以，“聪子知道，与其说他爱一朵美丽的鲜花，毋宁说他更爱长满了刺的暗淡的花种子。”(第26页)
不仅男主人公积极为爱的不可能而行动，女主人公聪子身上也有一种殉教式的精神倾向。书中有一段写到两人在海滩覆舟的阴影下幽会做爱之后，聪子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一心只想融化在黑暗中的聪子，一想到那黑暗只不过是渔舟相伴的阴影，就不免产生一种恐惧感。……舟船在陆地上停留是不现实的，它那实在的影子也象是虚幻的。……为了追逐那个船影，为了永远置身在那个阴影中，自己必须变成大海。”(第216页)在不现实的阴影面前，她非但没有驻足，反而向永恒的阴影——死亡寻求解脱。两位主人公都具有趋亡性倾向，正表明作者本人的这种倾向。更进一步说，三岛文学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殉教性光圈。正是在这一点上，《春雪》作为三岛文学家族中的显赫一员与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相通联。
《丰饶之海》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四部曲，作者大约花费五年时间写就这四部曲(另三部书名依次为《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从三岛在自杀当天上午寄出本书最后一部分手稿交出版社来看，此书的精心设计实非妄言。
“我分四卷构成《丰饶之海》，第一卷《春雪》是王朝风格的恋爱小说，即写所谓‘阴柔女子之气’或‘和魂’(柔和之魂)的小说，第二卷《奔马》是激越的行动小说，即写所谓‘阳刚男子之气’或‘荒魂’(勇猛、狂暴之魂)的小说，第三卷《晓寺》是异国情调的心理小说，写‘奇魂’，第四卷(题未定)是包纳该写的一切的寻迹小说，写‘幸魂’(引导万物的幸福之魂)”(《关于<丰饶之海>》一九六九年二月)。
这是一副奇异谲秘的画卷。作品背景从明治到昭和横跨半个多世纪，《春雪》的主人公清显三次改名换姓(其中一次还改了性别)投胎再生，每次出场都只活到二十多岁，完成一个观念的演绎，表达一个分主题。这里，主人公不象一般三部曲所常见的那样，依童年、少年、青年展示同一人物(或家族)的三段互相衔接的历史。简言之，四部作品之间不在时间上，更不在故事情节上具有起承转结的相关意义，而象卵、虫、蛹、蝶构成蝴蝶一生的四种形态一样，各构成某一精神理念，或者说美学——人生追求的一个侧面，众星拱月地服务于某种创作意图。
仅以《奔马》为例。距《春雪》结束十八年(正好转世者成长为青年)的一九三二年，清显的好友本多见到一位左侧腹部有三个小黑痣的青年饭沼勋，根据清显的梦的日记断定他是清显的再生。饭沼身上较清显多的是“纯粹”和“武勇”，他策划昭和维新，希望凭武力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事败后，他单枪匹马地行刺财界要人，最后在“没有高悬的日轮，没有高洁的松影，没有鳞鳞波光”的夜海滩上剖腹自尽。
这位嗜血、好战、以死为荣的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在不惜(确切说应是欣然)以死作为赌注上与清显完全相同。死亡与毁灭都是他们用以追求爱情和理想的工具，反过来，爱情与理想又因为导向壮美的死亡而意义倍增。虽然清显阴柔、长于儿女之情，饭沼阳刚，不乏武勇之气，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拱卫于作者殉教性、趋亡性的美学——人生追求。
在三岛的文学辞典里，爱、美、理想等具有肯定意义的东西无不与死亡、毁灭结伴而行，都为幻灭而存在，因死亡而赋值。同时，为了酿取“殉”教之美，往往又使所殉之“教”成为不可企及之物，结果，对于人生，通常以正值显现的追求对象纷纷背叛成负值的异己存在。
另一部代表作《金阁寺》的主人公只有在金阁寺与自己同时面临着空袭大火的危胁时，才找到自己与金阁寺这个美的化身之间的一体性纽带，“一向拒绝、疏远我的美和我之间架起了桥梁。”战火的危险消失后，金阁寺又成了异己的存在，终于，“我”放火烧毁了金阁寺，在熊熊大火中得到了须臾的幻灭之美。作者在这里从根本上否定了美与其追求者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体性。
三岛文学的殉教性，趋亡性，朝向个我自身时，留下一串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向岩冲撞的精神“特攻队”队员形象；朝向追求对象时，则造成对对象的狂虐的毁亡。爱的猎物在好容易得到之后被一锹击死(《爱的饥渴》)，尊敬崇拜的偶像在失去光彩后被推下悬崖(《午后的曳航》)。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死亡的阴影下才能保存乃至放大，才能与自己沟通。
为了凸现殉教趋亡的哀切的力度，作者不惜以种种方法构筑“不可能”的岩：主人公或是无法与一切异性同性正常交往的同性恋者(《假面具的告白》)，或是内向的口吃者(《金阁寺》)，或是具有变态心理的未亡人(《爱的饥渴》)，或是郁郁寡欢的前青春期少年(《午后的曳航》)。作者设置这些人物的特殊缺陷无形中加深了追求者与对象物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两者之间的不可沟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当殉教的目的分别指向爱(《春雪》、《爱的饥渴》)、美(《金阁寺》)、军国主义(《忧国》、《奔马》)时，所殉之教的目的就降为手段，而一以责之的手段——以死相求，就带着一层迷狂的美上升为三岛文学孜孜以求的目的。
如此系统地殉教、如此执着地趋亡的三岛文学是一株奇异的、冶艳动人的罂粟花，它是日本文化土壤提供给世界文学百花园的奇花异草。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纳尔德·金因此说，“由于三岛文学的出现，世界所有的评论家不得不重新认真考虑对日本文学的评价了。”
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如何就文学本身辨别这株罂粟的药用功能(审美价值)和致幻毒素的微妙界限，还在于怎样从日本文化传统中廓清产生这一文学现象的文化背景，以及如何看待它和近代的军国主义思潮、当代的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的深层相关。
三岛曾明确指出，“在日本，美不意味着人的复活，而带着否定生的宗教性”。(《关于美》)这个论断尽管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某一方面的本质。统而言之，日本文化具有一种求道性，尤其是传统文化中以艺道自称的那一部分，“和歌的西行、能乐的世阿弥、连歌的宗祗、绘画的雪舟、茶道的千利休、俳谐的芭蕉，在指向‘道’的完成时都有一种一赌生死的鲜明的求道者精神。”(广田繁《日本文化的基调》)具体对三岛而盲，传统文化中“能乐给我的影响最大，和我的本质最相融合。战时的《中世》便是例证，战后的《近代能乐集》、小说《金阁寺》直至《英灵之声》，能乐一直是我的文学的底流。”(《日本的古典与我》)
能乐，又称能，是日本中世室町幕府时代盛行于上流贵族社会的一种戏剧。能乐的主角多为幽灵怨鬼、山精海怪，其中主要的一类是由那些“出师未捷身先亡”的武将名士的魂灵倾诉哀怨的心曲和对人世桑沧的感悟。随着形式的洗练化、程式化，能乐中的实用说教成分逐渐淡薄，让位给瑰丽阴郁幻怪谲秘的、超越此世的幻美氛围。由于能乐产生于武家贵族的文化环境中，再在佛教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死亡与美奇特地在能乐中结合在一起。
若以中国为参照系，能乐的特征就更加一目了然了，中国的鬼怪故事大多带有针砭时弊、训诫人生的现世性主题，而日本的能乐则更多地把重心放在欣赏品味幻灭怪诞的他世之美上。更重要的差别还在于，中国的鬼怪故事多流传于民间或出自落拓文人之手，为清高雅士所不屑，而日本的能乐入主艺术殿堂，广泛遗响于后世，幻灭怪诞之美溶为日本文化传统的底色。
死和美的奇妙嫁接带来日本文化中对死亡的礼赞。中世纪的代表性随笔文学《徒然草》认为，人生该结束于四十岁，在鼎盛之年结束生命能免去老衰后的出乖露丑，(巧的是三岛自杀时正是四十五岁)。这种因盛极必衰而向由盛到衰的转换点上寻求死亡性超脱并以之为美的文化观念，到了武士阶级手中，成为武士道的精神内核。“花当樱花，人当武士，”因为樱花甫开即盛，盛则慨然离枝而谢，毫无眷恋之意。同样，献身殉死是武士之道的基本要求和至高美德。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爱美之心与尚武之道就这样奇特地扭结在一起。
三岛沉湎于能乐世界正值战争末期——末世之相正浓、惶惶不可终日的“玉碎”幻灭气氛笼罩着日本列岛。这位多愁善感的早熟少年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文学观。在那个现实里，传统中得以放大的正是国粹武士道，在那种传统下，现实中到处有人步“特攻队”的后尘玉碎而亡。
三岛与能乐缘分之深仅举他创作《近代能乐集》便可略见端倪。试以其中的《绫鼓》为例。
法律事务所的男杂工岩吉暗中恋慕西服店的老主顾华子，一连写了三十封情书。华子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给岩吉回赠了一只小鼓，并附言：若听到鼓声即赴幽会。岩吉大喜过望奋力擂鼓，不料鼓不响！原来小鼓蒙的是一张绫布！岩吉痛愤不已，自戕身亡。灵堂上，亡灵在前来上香的华子面前重又击鼓，鼓响！华子硬说听不见，亡灵击鼓百下，绝望而隐。华子茫然自语：再敲一下我就听见了……
好一曲惨烈哀怨之章！借助传统能乐的形式，三岛让亡灵肩担了日本的西西弗精神！死亡在这里既不可怕亦不可憎。一方面它是获取“爱情”的手段，另一方面，死神的君临使“爱神”充满哀切的力度和自虐的幻美。爱的不可实现在这里是巍然不动的前提，主体与追求对象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断裂带，这是殉教美学的必然要求。所以，“不测的、不安的、不吉利的——不幸的、不伦的、不轨的——所有这些负值的美”(《禁色》)成为三岛终身追求的目标。
和《春雪》一样，如果说《绫鼓》是一曲凄楚的爱情悲歌，固然不错。但这只道出了作品奥蕴的一部而非全部，它同样凝缩了三岛这种以扑火之蛾为美的殉教性美学追求。从而可以看出，尽管三岛的文学追求最终导向一种类宗教的死亡，但是其走向毁灭的过程却无处不充满着迷狂般的信仰与理想，特别是当这种追求与爱情、与美相结合时，三岛文学的理想力度更容易赢得一批读者。就此深入研究，正是一个艰难而有诱惑力的课题。
(《春雪》，〔日〕三岛由纪夫著，唐月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2.30元)
《春雪》又是难以诠释的“问题之作”，仅国内而言，对《春雪》的主题就有两种较有影响的看法：“隐约反映了贵族家庭在没落过程中，旧传统与新观念在爱情问题上的矛盾”(中译本前言)——爱情悲剧人生虚无说；“通篇渗透着败落贵族子弟的娇慵、困惑和枯寂忧郁，贵族华胄们的无聊生活，荡漾着对旧日豪门巨族的遗风和伦理人情的眷恋”(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贵族生活挽歌说。
诚然，《春雪》的题材是贵族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明治至大正年间(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前后)。出身侯爵的松枝清显和绫仓伯爵的千金小姐聪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束冠及笄后双方虽然仍心有灵犀却一直未曾点通，两人流连于揣度试探的爱的游戏中，不时以恶作剧互戏互娱。然而，当绫仓家接受皇家救许，将聪子许给皇室某亲王后，清显不顾聪子与皇室已互换庚贴的严峻现实，开始向聪子求爱，想方设法与她暗中幽会，两人双双堕入爱河。这场对皇室大逆不道的爱剧，贝聪子削发为尼、清显郁郁病故作结。
“如果要问什么东西让清显欣喜，那就是不可能的观念。”(《春雪》第158页，唐月梅译)“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第159页)聪子已许配给皇室，与她幽会私通就是犯禁，就是向“不可能”这一观念挑战。《春雪》通篇贯穿着对这种犯禁的礼赞。正是有了这种不可能，爱心才愈见坚贞，正是有了神圣的障碍，爱情才迸发出炽热的火花。皇室未提亲时，他们的爱是那样模棱两可、暗淡无光，那样平凡市俗，带着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嬉戏色彩。而在聪子终身已定之后，他们的爱升华了。“倘使我们是一对公认的情侣，恐怕就不会这么大胆了吧。”(第217页)难成眷属之后，他们才倍觉情之深之切，或者准确地说，正是难成眷属，才促使他们的爱情逆反地达到新的高度。
然而，若仅此而已，《春雪》的寓意只不过达到愈是得不到的愈想得到这一层面，并不难理解，也不具有令人困惑、令人颤栗的日本文化的魔力。问题在于作者倾注全力赞美的、主人公不惜一切代价的殉教式精神歌态和求道性情感追求。这种不惜以死相争的精神状态，如果仅就《春雪》而言，或许可以看做是获取爱情的手段，成为讴歌爱情纯洁伟大的注脚。但是，从三岛文学的总体倾向看，这种趋亡性、殉教性的情感体系显然远远超越手段层次，而上升为一种执着的目的性追求。换言之，就一部作品而言，写“风萧萧兮易水寒”是为了衬托出壮士此去的悲壮之举，而在整个作品世界中，萧萧之风的贯穿始终，无疑表明壮举的目的已隐居次要地位。这一奇异的倒转在《春雪》中有着另一种生动的体现。如果说“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向不可能挑战”，这里的不择手段仍不失为“手段”，用以获得不可能之物，那么，为了凸现这种手段的惨烈、哀切而故意制造“不可能”就完全反手段为目的了。
清显与聪子并非没有终成眷属的可能。在绫仓家答应皇室的求婚之前，只要清显愿意，两家完全可能联姻。“悲剧”产生的原因不在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不在阴差阳错的命运多舛，而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倾向，——非不能乃不为也！
“日复一日，聪子的存在距他越来越遥远，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达到遥远而不可及的世界。想到这里，他(清显)就觉得涌上一股妙不可言的快感。宛如目送着给饿鬼布施的灯笼投影在水中，乘夜潮远远飘去，心中暗暗祈盼它尽可能远去，越远去就越发确实证明自己的力量。”(第143页，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原来是这样！为了表示爱或美的伟大，必须采取以死相争的手段；为了衬托出以死相争的哀切惨烈，又必须使爱、美等对象物成为“不可能”。简言之是这样一个怪圈：为了美必须死亡(手段)，为了死亡得美(哀切惨烈)，又需要美的“死亡”(追求对象对于人的异化，主体与对象沟通的“不可能”)。所以，清显“就象一面旗帜仅仅为风的存在而存在”，(第13页)所以，“聪子知道，与其说他爱一朵美丽的鲜花，毋宁说他更爱长满了刺的暗淡的花种子。”(第26页)
不仅男主人公积极为爱的不可能而行动，女主人公聪子身上也有一种殉教式的精神倾向。书中有一段写到两人在海滩覆舟的阴影下幽会做爱之后，聪子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一心只想融化在黑暗中的聪子，一想到那黑暗只不过是渔舟相伴的阴影，就不免产生一种恐惧感。……舟船在陆地上停留是不现实的，它那实在的影子也象是虚幻的。……为了追逐那个船影，为了永远置身在那个阴影中，自己必须变成大海。”(第216页)在不现实的阴影面前，她非但没有驻足，反而向永恒的阴影——死亡寻求解脱。两位主人公都具有趋亡性倾向，正表明作者本人的这种倾向。更进一步说，三岛文学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殉教性光圈。正是在这一点上，《春雪》作为三岛文学家族中的显赫一员与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相通联。
《丰饶之海》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四部曲，作者大约花费五年时间写就这四部曲(另三部书名依次为《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从三岛在自杀当天上午寄出本书最后一部分手稿交出版社来看，此书的精心设计实非妄言。
“我分四卷构成《丰饶之海》，第一卷《春雪》是王朝风格的恋爱小说，即写所谓‘阴柔女子之气’或‘和魂’(柔和之魂)的小说，第二卷《奔马》是激越的行动小说，即写所谓‘阳刚男子之气’或‘荒魂’(勇猛、狂暴之魂)的小说，第三卷《晓寺》是异国情调的心理小说，写‘奇魂’，第四卷(题未定)是包纳该写的一切的寻迹小说，写‘幸魂’(引导万物的幸福之魂)”(《关于<丰饶之海>》一九六九年二月)。
这是一副奇异谲秘的画卷。作品背景从明治到昭和横跨半个多世纪，《春雪》的主人公清显三次改名换姓(其中一次还改了性别)投胎再生，每次出场都只活到二十多岁，完成一个观念的演绎，表达一个分主题。这里，主人公不象一般三部曲所常见的那样，依童年、少年、青年展示同一人物(或家族)的三段互相衔接的历史。简言之，四部作品之间不在时间上，更不在故事情节上具有起承转结的相关意义，而象卵、虫、蛹、蝶构成蝴蝶一生的四种形态一样，各构成某一精神理念，或者说美学——人生追求的一个侧面，众星拱月地服务于某种创作意图。
仅以《奔马》为例。距《春雪》结束十八年(正好转世者成长为青年)的一九三二年，清显的好友本多见到一位左侧腹部有三个小黑痣的青年饭沼勋，根据清显的梦的日记断定他是清显的再生。饭沼身上较清显多的是“纯粹”和“武勇”，他策划昭和维新，希望凭武力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事败后，他单枪匹马地行刺财界要人，最后在“没有高悬的日轮，没有高洁的松影，没有鳞鳞波光”的夜海滩上剖腹自尽。
这位嗜血、好战、以死为荣的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在不惜(确切说应是欣然)以死作为赌注上与清显完全相同。死亡与毁灭都是他们用以追求爱情和理想的工具，反过来，爱情与理想又因为导向壮美的死亡而意义倍增。虽然清显阴柔、长于儿女之情，饭沼阳刚，不乏武勇之气，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拱卫于作者殉教性、趋亡性的美学——人生追求。
在三岛的文学辞典里，爱、美、理想等具有肯定意义的东西无不与死亡、毁灭结伴而行，都为幻灭而存在，因死亡而赋值。同时，为了酿取“殉”教之美，往往又使所殉之“教”成为不可企及之物，结果，对于人生，通常以正值显现的追求对象纷纷背叛成负值的异己存在。
另一部代表作《金阁寺》的主人公只有在金阁寺与自己同时面临着空袭大火的危胁时，才找到自己与金阁寺这个美的化身之间的一体性纽带，“一向拒绝、疏远我的美和我之间架起了桥梁。”战火的危险消失后，金阁寺又成了异己的存在，终于，“我”放火烧毁了金阁寺，在熊熊大火中得到了须臾的幻灭之美。作者在这里从根本上否定了美与其追求者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体性。
三岛文学的殉教性，趋亡性，朝向个我自身时，留下一串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向
为了凸现殉教趋亡的哀切的力度，作者不惜以种种方法构筑“不可能”的
如此系统地殉教、如此执着地趋亡的三岛文学是一株奇异的、冶艳动人的罂粟花，它是日本文化土壤提供给世界文学百花园的奇花异草。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纳尔德·金因此说，“由于三岛文学的出现，世界所有的评论家不得不重新认真考虑对日本文学的评价了。”
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如何就文学本身辨别这株罂粟的药用功能(审美价值)和致幻毒素的微妙界限，还在于怎样从日本文化传统中廓清产生这一文学现象的文化背景，以及如何看待它和近代的军国主义思潮、当代的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的深层相关。
三岛曾明确指出，“在日本，美不意味着人的复活，而带着否定生的宗教性”。(《关于美》)这个论断尽管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某一方面的本质。统而言之，日本文化具有一种求道性，尤其是传统文化中以艺道自称的那一部分，“和歌的西行、能乐的世阿弥、连歌的宗祗、绘画的雪舟、茶道的千利休、俳谐的芭蕉，在指向‘道’的完成时都有一种一赌生死的鲜明的求道者精神。”(广田繁《日本文化的基调》)具体对三岛而盲，传统文化中“能乐给我的影响最大，和我的本质最相融合。战时的《中世》便是例证，战后的《近代能乐集》、小说《金阁寺》直至《英灵之声》，能乐一直是我的文学的底流。”(《日本的古典与我》)
能乐，又称能，是日本中世室町幕府时代盛行于上流贵族社会的一种戏剧。能乐的主角多为幽灵怨鬼、山精海怪，其中主要的一类是由那些“出师未捷身先亡”的武将名士的魂灵倾诉哀怨的心曲和对人世桑沧的感悟。随着形式的洗练化、程式化，能乐中的实用说教成分逐渐淡薄，让位给瑰丽阴郁幻怪谲秘的、超越此世的幻美氛围。由于能乐产生于武家贵族的文化环境中，再在佛教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死亡与美奇特地在能乐中结合在一起。
若以中国为参照系，能乐的特征就更加一目了然了，中国的鬼怪故事大多带有针砭时弊、训诫人生的现世性主题，而日本的能乐则更多地把重心放在欣赏品味幻灭怪诞的他世之美上。更重要的差别还在于，中国的鬼怪故事多流传于民间或出自落拓文人之手，为清高雅士所不屑，而日本的能乐入主艺术殿堂，广泛遗响于后世，幻灭怪诞之美溶为日本文化传统的底色。
死和美的奇妙嫁接带来日本文化中对死亡的礼赞。中世纪的代表性随笔文学《徒然草》认为，人生该结束于四十岁，在鼎盛之年结束生命能免去老衰后的出乖露丑，(巧的是三岛自杀时正是四十五岁)。这种因盛极必衰而向由盛到衰的转换点上寻求死亡性超脱并以之为美的文化观念，到了武士阶级手中，成为武士道的精神内核。“花当樱花，人当武士，”因为樱花甫开即盛，盛则慨然离枝而谢，毫无眷恋之意。同样，献身殉死是武士之道的基本要求和至高美德。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爱美之心与尚武之道就这样奇特地扭结在一起。
三岛沉湎于能乐世界正值战争末期——末世之相正浓、惶惶不可终日的“玉碎”幻灭气氛笼罩着日本列岛。这位多愁善感的早熟少年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文学观。在那个现实里，传统中得以放大的正是国粹武士道，在那种传统下，现实中到处有人步“特攻队”的后尘玉碎而亡。
三岛与能乐缘分之深仅举他创作《近代能乐集》便可略见端倪。试以其中的《绫鼓》为例。
法律事务所的男杂工岩吉暗中恋慕西服店的老主顾华子，一连写了三十封情书。华子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给岩吉回赠了一只小鼓，并附言：若听到鼓声即赴幽会。岩吉大喜过望奋力擂鼓，不料鼓不响！原来小鼓蒙的是一张绫布！岩吉痛愤不已，自戕身亡。灵堂上，亡灵在前来上香的华子面前重又击鼓，鼓响！华子硬说听不见，亡灵击鼓百下，绝望而隐。华子茫然自语：再敲一下我就听见了……
好一曲惨烈哀怨之章！借助传统能乐的形式，三岛让亡灵肩担了日本的西西弗精神！死亡在这里既不可怕亦不可憎。一方面它是获取“爱情”的手段，另一方面，死神的君临使“爱神”充满哀切的力度和自虐的幻美。爱的不可实现在这里是巍然不动的前提，主体与追求对象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断裂带，这是殉教美学的必然要求。所以，“不测的、不安的、不吉利的——不幸的、不伦的、不轨的——所有这些负值的美”(《禁色》)成为三岛终身追求的目标。
和《春雪》一样，如果说《绫鼓》是一曲凄楚的爱情悲歌，固然不错。但这只道出了作品奥蕴的一部而非全部，它同样凝缩了三岛这种以扑火之蛾为美的殉教性美学追求。从而可以看出，尽管三岛的文学追求最终导向一种类宗教的死亡，但是其走向毁灭的过程却无处不充满着迷狂般的信仰与理想，特别是当这种追求与爱情、与美相结合时，三岛文学的理想力度更容易赢得一批读者。就此深入研究，正是一个艰难而有诱惑力的课题。
(《春雪》，〔日〕三岛由纪夫著，唐月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