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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节期间，应几位朋友之盛邀到一收藏家中聚会，并观赏其诸多藏品，意外中发现了一方弥足珍贵的张廷济鹅形端砚。
该砚长24厘米，最宽处13.3厘米，厚3.2厘米。砚体仿肖生琢成一椭圆卧伏状鹅形，圆弧形挺胸为砚首，曲颈回首高冠之鹅嘴则高凸于砚首，双线梭形目，双翅合于身体两侧，巧妙地设作砚唇，以其背作为平展开阔之砚堂，其上首即鹅颈下依势深挖作墨池（见图1）。砚体两侧中间偏下部各琢出一深弧线，将椭圆弧形的双敛翅形成的砚身与砚背分开，形成卧伏状，尾短方形。鹅之胸部琢成细密的鳞片纹，颈部琢成细如发丝的羽毛纹，两侧敛翅前部琢成重叠扇状羽片纹，后端则分别琢出四支上敛的羽翅。砚背平坦但在中偏后两侧各琢出一浅浮雕象征形的鹅掌。双鹅掌前端即砚背前端还镌刻一首楷书七言律诗铭：“洗砚池边红掌波，临池染翰乐如何？中书合配猩毛使，野外风光倍觉多。”两脚掌间至砚尾则竖向镌刻两行楷书铭款：“道光庚子夏日叔未张廷济”（见图2）。印文“叔未”。
此砚的造型设计构思奇巧，琢制精美，手法凝练，气韵神逸，把一卧伏状的鹅雕琢得形神毕肖，灵通活脱，惟妙惟肖，令人观之温婉可爱，引人情思。此砚的材质为端石，色如紫肝，石质致密坚实，柔润光滑，如小孩肌肤，且易于发墨。砚背底色呈青灰色，也滋润幼嫩，有名贵的蕉叶白和金银线等石品。砚首即鹅之胸部和砚背部以及背部鹅之双脚掌等多处均有少许古朴磨损之旧痕，包浆自然浑厚，古韵精光昭然，为古砚中之佳品也。
张廷济（1768-1848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浙江嘉兴新篁镇人，其住宅名“考堂”，坐落于新篁镇朝南街，紧临太平寺西侧。清嘉庆三年（1798年）解元，以后几次会试未中，遂家居结庐高隐，建清仪阁，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工诗词，长书法，行、楷、篆、隶皆精。还勤于金石考据之学，尤擅长文物鉴定。
正由于张廷济较长时期隐居在家从事金石考据和书法创作，搜藏各类金石书画古玩宏富，其中包含不少各种材质的古砚，经过他手使用过的砚台也不知多少，诚如明代陈继儒所言“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妮古录》），特别是其中尚有不少是他亲自设计构图和题写诗词和署有铭款者。目前见诸于世的张廷济端砚有老坑仔石端砚、福寿双全端砚、花卉纹端砚、风字形端砚、玉兔端砚、八棱形端砚、鹅形端砚以及多位金石大家合铭如翁大年、张廷济铭太史砚等等。有一件传世的张廷济鹅形端砚，珍藏于日本“龟阜斋”主人手里（参见《龟阜斋藏砚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2007年7月曾在杭州西泠印社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卖。该砚长14厘米、宽17.5厘米、厚3.3厘米。鹅尾翘起，鹅首曲颈回顾琢尾羽，巧成墨池，鹅身为砚堂，有一活眼为鹅眼，炯炯有神，并配有漆砚盒。该砚背部镌刻有张廷济制铭题识，即“洗砚池边红掌波，临池染翰乐如何？中书合配猩毛使，野外风光倍觉多。”以及“道光庚子夏日叔未张廷济”。字体颇近隶书。钤印“叔未”和“廷济”两方（见图3）。
此次新发现的这件张廷济卧伏状鹅形端砚，从未见过报道。其造型构图虽也是鹅形端砚，但与日本“龟阜斋”所藏的张廷济鹅形端砚不同，首先是整体鹅形构图设计不同，规格大小有别；其次，虽砚背所镌刻四句七言律诗铭相同，但前者近隶体，今新发现的为楷书；第三，镌刻的时间虽都为“道光庚子夏日”，但前者钤印两方：“叔未”和“廷济”，而今新发现的仅钤印“叔未”一方。所以今新发现的鹅形砚应是张廷济早年自制铭和题识使用过的第二件鹅形端砚。
鹅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学土所喜爱，王羲之爱鹅成痴的佳话可谓是家喻户晓。这次张廷济鹅形端砚的新发现，说明张廷济生前隐居乡间，悠哉悠哉，以金石书法自娱，平日对鹅在水面悠闲自乐的浮游观察入微和倍加赏悟，真可谓是“临池染翰乐如何”“野外风光倍觉多”。他的同乡好友陈仲鱼在《清仪阁记》中曾有所记，张叔未平生“不屑为风尘吏，拂衣而归，扫除门径，皆以养亲储书以课子，鼎彝罍戈钱范之属，杂陈其间。一二友朋，时相往来，赏奇析疑。或坐花醉月，或点笔题诗，暇则扁舟出游，访求古迹。”
砚台是“文房四宝”之一，人们常说，人求其品，砚求其质，此清张廷济鹅形端砚系用砚石中之首选端石琢成，质佳品优，且构图精巧，艺术性强，实属难得；再辅有张廷济的诗句铭刻则尤显珍贵，俗话说：“砚贵有铭，身价倍增。”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精神当不言而喻。
该砚长24厘米，最宽处13.3厘米，厚3.2厘米。砚体仿肖生琢成一椭圆卧伏状鹅形，圆弧形挺胸为砚首，曲颈回首高冠之鹅嘴则高凸于砚首，双线梭形目，双翅合于身体两侧，巧妙地设作砚唇，以其背作为平展开阔之砚堂，其上首即鹅颈下依势深挖作墨池（见图1）。砚体两侧中间偏下部各琢出一深弧线，将椭圆弧形的双敛翅形成的砚身与砚背分开，形成卧伏状，尾短方形。鹅之胸部琢成细密的鳞片纹，颈部琢成细如发丝的羽毛纹，两侧敛翅前部琢成重叠扇状羽片纹，后端则分别琢出四支上敛的羽翅。砚背平坦但在中偏后两侧各琢出一浅浮雕象征形的鹅掌。双鹅掌前端即砚背前端还镌刻一首楷书七言律诗铭：“洗砚池边红掌波，临池染翰乐如何？中书合配猩毛使，野外风光倍觉多。”两脚掌间至砚尾则竖向镌刻两行楷书铭款：“道光庚子夏日叔未张廷济”（见图2）。印文“叔未”。
此砚的造型设计构思奇巧，琢制精美，手法凝练，气韵神逸，把一卧伏状的鹅雕琢得形神毕肖，灵通活脱，惟妙惟肖，令人观之温婉可爱，引人情思。此砚的材质为端石，色如紫肝，石质致密坚实，柔润光滑，如小孩肌肤，且易于发墨。砚背底色呈青灰色，也滋润幼嫩，有名贵的蕉叶白和金银线等石品。砚首即鹅之胸部和砚背部以及背部鹅之双脚掌等多处均有少许古朴磨损之旧痕，包浆自然浑厚，古韵精光昭然，为古砚中之佳品也。
张廷济（1768-1848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浙江嘉兴新篁镇人，其住宅名“考堂”，坐落于新篁镇朝南街，紧临太平寺西侧。清嘉庆三年（1798年）解元，以后几次会试未中，遂家居结庐高隐，建清仪阁，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工诗词，长书法，行、楷、篆、隶皆精。还勤于金石考据之学，尤擅长文物鉴定。
正由于张廷济较长时期隐居在家从事金石考据和书法创作，搜藏各类金石书画古玩宏富，其中包含不少各种材质的古砚，经过他手使用过的砚台也不知多少，诚如明代陈继儒所言“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妮古录》），特别是其中尚有不少是他亲自设计构图和题写诗词和署有铭款者。目前见诸于世的张廷济端砚有老坑仔石端砚、福寿双全端砚、花卉纹端砚、风字形端砚、玉兔端砚、八棱形端砚、鹅形端砚以及多位金石大家合铭如翁大年、张廷济铭太史砚等等。有一件传世的张廷济鹅形端砚，珍藏于日本“龟阜斋”主人手里（参见《龟阜斋藏砚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2007年7月曾在杭州西泠印社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卖。该砚长14厘米、宽17.5厘米、厚3.3厘米。鹅尾翘起，鹅首曲颈回顾琢尾羽，巧成墨池，鹅身为砚堂，有一活眼为鹅眼，炯炯有神，并配有漆砚盒。该砚背部镌刻有张廷济制铭题识，即“洗砚池边红掌波，临池染翰乐如何？中书合配猩毛使，野外风光倍觉多。”以及“道光庚子夏日叔未张廷济”。字体颇近隶书。钤印“叔未”和“廷济”两方（见图3）。
此次新发现的这件张廷济卧伏状鹅形端砚，从未见过报道。其造型构图虽也是鹅形端砚，但与日本“龟阜斋”所藏的张廷济鹅形端砚不同，首先是整体鹅形构图设计不同，规格大小有别；其次，虽砚背所镌刻四句七言律诗铭相同，但前者近隶体，今新发现的为楷书；第三，镌刻的时间虽都为“道光庚子夏日”，但前者钤印两方：“叔未”和“廷济”，而今新发现的仅钤印“叔未”一方。所以今新发现的鹅形砚应是张廷济早年自制铭和题识使用过的第二件鹅形端砚。
鹅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学土所喜爱，王羲之爱鹅成痴的佳话可谓是家喻户晓。这次张廷济鹅形端砚的新发现，说明张廷济生前隐居乡间，悠哉悠哉，以金石书法自娱，平日对鹅在水面悠闲自乐的浮游观察入微和倍加赏悟，真可谓是“临池染翰乐如何”“野外风光倍觉多”。他的同乡好友陈仲鱼在《清仪阁记》中曾有所记，张叔未平生“不屑为风尘吏，拂衣而归，扫除门径，皆以养亲储书以课子，鼎彝罍戈钱范之属，杂陈其间。一二友朋，时相往来，赏奇析疑。或坐花醉月，或点笔题诗，暇则扁舟出游，访求古迹。”
砚台是“文房四宝”之一，人们常说，人求其品，砚求其质，此清张廷济鹅形端砚系用砚石中之首选端石琢成，质佳品优，且构图精巧，艺术性强，实属难得；再辅有张廷济的诗句铭刻则尤显珍贵，俗话说：“砚贵有铭，身价倍增。”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精神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