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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的采访，在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坐下来后，艾利森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你人在华盛顿，会是很有意义的经历。艾利森所说的多事之秋，是指近期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并升级演化成为历史上最有挑战性的双边关系之一。
采访后的第三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进入新阶段。随着新一轮关税生效，美国开始对数千种“中国制造”产品加征15%的新关税，这些以消费品为主的商品价值约2700亿美元;同时，一些非消费品的产品将在10月1日面临关税从25%上调至30%，这些产品主要是企业用来生产产品的原材料。中国进行了反击，在贸易战开打以来首次对美国的原油征收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显示，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已从特朗普上任时的3.1%提高到21.2%。
自从今年开年，中美双方已进行了十多轮贸易磋商，时断时续，没有特别大的突破。9月5日形势有所好转，双方表示计划于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贸易谈判，之前双方副部级官员将在9月中旬进行沟通，为接下来的更高级别会谈铺路。
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在贸易上的疏远，直接导致中国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降低为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美逐渐展开一场地缘政治博弈。
几年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说，随着中美关系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议题之一，“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近两年来人们谈论大国关系的必备硬通货。在艾利森看来，现在大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崩溃，大国关系陷入了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竞争旋涡中。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相遇时，由于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它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判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
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中美会给出怎样的历史答案？
艾利森在哈佛相关网站上发起了“寻求迎接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竞赛，寻找民间智慧。见证了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个竞赛太难，而艾利森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中美竞争与对抗将继续下去，同时最终的战争可能性将让中美别无选择，只能创造出共存的条件。
贸易冲突強化的对立
若考虑到大国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因素，那么在经济清单上开始互加关税后，中美两国就进入技术交锋，技术之后是供应链，然后是金融、然后是投资、然后是货币交锋……两国关系的各个维度都会慢慢卷入这个围绕崛起国和守成国的
认知和误解中
《财经》：您的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自出版至今已有两三年的时间，中关之间的风波不断演绎，现在用你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关处在怎样的节点上？
艾利森：如果修昔底德仍在注视着我们，那么崛起国和现有的守成国都一如剧本的安排，二者正朝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冲突加速前行。
《财经》：在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中，贸易摩擦已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大视角来看，中关贸易摩擦在修昔底德陷阱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艾利森：从大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崛起国，它有可能取代的美国则是一个巨大的守成国。历史上，崛起国威胁要取代守成国时，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我在书中指出，过去500年内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竞争，真正以战争结束的有12例，4例幸免。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以战争了结的可能性更大。
大约2500年前修昔底德描述了这种态势，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崛起国威胁取代守成国，即使双方都知道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而不想要开战，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因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冲突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大公，后者与英国、德国都没有关系，但这些都证明第三方行为成为挑衅，进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以战争告终。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情绪和心态倾向于，崛起国认为，守成国试图阻碍其发展，在崛起国强大之前就进行了—系列的安排，并将其确定为既定秩序，没有照顾到崛起国的利益;守成国认为，崛起国作为后来者却试图破坏既有秩序，而正是由于守成国设定的秩序给前者以成长的空间，对此崛起国应心存感激并接受现状。
《财经》：这些认知偏差在中美双方的贸易交锋中也已体现。
艾利森：从贸易的维度，美国的视角认为，中国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支持本国产业的明星企业，以强迫技术转让而让美国在华企业受歧视，加之窃取知识产权使美对华贸易逆差超过5000亿美元。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中国制度并未比10年前或20年前发生更大的变化。
但随着中国的增长，中国的问题在当下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被认为可能在许多方面取代美国。于是中国很多行为被夸大了。同样，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过去中国做了也就做了的事，美国现在就抱怨，就大惊小怪。因此，在贸易领域，人们看到了“贸易战”或称之为“贸易战”并不奇怪，也不足为奇。但它只是对竞争性关税冲突的隐喻。这是第一点。
第二，若考虑到大国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因素，那么在经济清单上开始互加关税后，两国就进入技术交锋，技术之后是供应链，然后是金融、然后是投资、然后是货币交锋……两国关系的各个维度都会慢慢卷入这个围绕崛起国和守成国的认知和误解中。因为双方彼此视为对手，或者在试图阻止一方崛起，或者在试图取而代之，所以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维度也会被夸大并成为新的冲突领域。 《财经》：也就是说贸易方面有无协议都不会改变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轨迹？
艾利森：原则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冲突不会溢出演进为军事冲突，但时而也会发生。关税冲突演变为军事战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我书中提到的美国与日本的案例。
日本在1941年12月决定袭击美国海军夏威夷领地珍珠港海军基地。这难以置信——美国那时比日本要强大10倍，为什么一个小国决定攻击一个大国？答案是美国已开始实施经济制裁并最终对日石油禁运。从日本军方的角度来看它是要扼杀日本。在被扼杀与出其不意的攻击将美国拖入欧洲战场之间，日本选择了后者，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赌注不高明但比被扼杀更好。
所以，贸易冲突有可能升级到更糟的境地。但贸易冲突最大的危险是，它增强了在整体关系中双方相互的敌对性，敌意的加深会使双方都变得脆弱。无论是对台湾而言或是对朝鲜问题而言，它都适用。
《财经》：美日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场贸易战，现在演变成了企业间的普通竞争。而中关间随着特朗普的新一轮对华关税9月1日生效，持续14个月的中关贸易战迅速升级，对此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艾利森：直到198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都是令人惊叹的，实际上日本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竞争，但与此同时，美国在“二战”后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与美国有军事结盟，所以日本生活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所以那时的日美之争不是正常的案例。若日本是军事独立的国家，那么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案例。
回过头来看，中美经济的双边贸易额很小，加征的关税相对于贸易额也很小，但拿关税大做文章把双方的敌意放大了。实际上无论富士康在中国组装苹果的iPhone还是消费者在沃尔玛买东西，都与其是否与哪国友好没有关系。事实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对各国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美方对中方的贸易逆差很大。如你所知，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数字毫无意义，但显然由于贸易逆差的存在，一些美国人丢掉了饭碗，所以在地方这个数字有显著的影响。
因为贸易冲突更多的美国人对中国产生更多的敌意，更多的中国人解读贸易冲突时也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他们好。这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观念，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提到的，有第三方作为外部事件或行动，在正常情况下会被视为无关紧要或者容易处理，但比如台湾或朝鲜，在双方彼此心存敌对的情况下，却可能触发国家的行动和反应，所以在贸易冲突中，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误解。
《财经》：现在情况似乎不可逆转？
艾利森：其实问题可以解决，就是中国同意消除贸易逆差，这并不难。我对中国朋友的建议是，中国同意整个贸易逆差将在未来四年内消失——通过在阿拉斯加或路易斯安那购买更多的天然气，本来中國就在大量购买，只不过现在集中从美国购买，只不过花费更多一点。
《财经》：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不照此行事呢？
艾利森：我想最终中国会走这条路。部分原因是中国太大，部分原因是慢慢地他们对这个问题开始理解了;如果你问前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或其他经济学家，他们会说双边贸易逆差无关紧要，说这只是特朗普的口号，其实没人关心——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站在了他们一边。
如果认为两国关系很重要，就可以更多地考虑对方的要求。就像我穿什么颜色衬衫不重要，但是如果对对方来说很重要，我就按其喜好穿也未偿不可。
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石油、大豆等，若中国每年货物贸易进口12万亿元左右，中国每年自美国进口1500亿美元左右的货物，中国只需要重新调整，增加包含这些进口商品的美国渠道，这并不难。
脱钩与冷战的妄想
人为地限制中美在一些领域的互动是可能的，但把中国和全球经济脱钩的想法误解了一个事实：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冷战1.0时，前苏联除了与其严密控制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间进行商贸往来外，是完全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但中国不能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中国就是全球经济
《财经》：你说过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人们以挣脱修昔底德陷阱。你敲响了警钟，人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艾利森：当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我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为中国人民喝彩。正如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从那个贫穷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巨龙。所说的警钟就是意识到这一事实。同时要唤醒人们，中国将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找到应对来自中国竞争的方式，这就是现实。
如果在此过程中，第三方的外部事件或行动导致美中陷入战争，陷入真正的全面战争，波士顿、华盛顿将完全消失。这太疯狂了。没人想要这样的战争。幸运的是，中国没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五角大楼也没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目前的中国非常不想使用军事力量，只是试图让中国再次复兴，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希望以希特勒备战的方式挑起战争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看到，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崛起，更是由此引发的中美复杂的关系。一旦美国和中国对这一复杂关系管理不善，可能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财经》：美中关系发展的态势如果已具备“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下一步的走向就看两国决策者的智慧了。
艾利森：这本书就是为中美决策者提供参考，令人惊讶的是中文版卖出的册数远远超过了英文版。中国决策者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开始都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性，也非常感兴趣，中国军方围绕这个概念也有很多讨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请我们去白宫的中美关系论坛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和我聊，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他对这本书传递的信息也了然于胸。 《财经》：今天美国媒体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如果美国认为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可避免，那美国应该现在就着手和中国脱钩。
艾利森：我知道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如果中美注定一战，那美国就应该早打早赢，不要坐等中国变得更强大而失去战机。这种想法很疯狂，因为现在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将是毁灭性的。
“脱钩”是现在华盛顿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我认为“脱钩”是妄想。人为地限制中美之间在一些领域的互动是可能的，但把中国和全球经济脱钩的想法误解了一个事实：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如果美国要求澳大利亚、新加坡或日本等国家从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他们会说对不起，中国是我们的头号贸易伙伴国。如果放弃与中国做贸易，我们的经济会衰退。
具体到苹果公司或者星巴克、通用汽车或福特想和中国脱钩？不，这些美国公司想的是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但全球经济盘根错节，这些公司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脱钩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我无法理解脱钩的真正所指。
《财经》：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间在经济上无法脱钩，但两国正在争夺维系世界经济生命力之所在的技术。是否中关在技术上脱钩的可操作性更强？
艾利森：也许涉及到5G，事情变得让人抓狂时会有脱钩现象。在技术上中国没有和美国脱钩，但他们不允许谷歌或脸书等进入中国，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公司互联网内容等方面的进入，但这和脱钩还相去甚远。所以某些领域的脱钩或将其排斥在外是存在的。某些特定领域如军事技术、智能技术等可以是排他性的，中美在搜索引擎、互联网、电信等方面的竞争早已开始，今后会越来越激烈，无可避免。中美都将互有输赢。
《财经》：从经济到国家安全到技术，从脱钩论到红色恐慌，现在关于冷战2.0的讨论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所谓冷战2.0是否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组合，或者你有自己的独特定义？
艾利森：我在贝尔福（Bell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网站上发起了一个竞赛，让学生或公众提交“寻求迎接中国挑战的大战略”（Searching for a Grand Strategy to Meet the China Challenge），前因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新一轮对中国的冷战中的新战略。竞赛提出，学生需提出三种替代性的大战略，首先是可以与中国进行冷战的最佳案例。
我借用了国务卿蓬佩奥的不解，他说，他不知道彭斯关于冷战的类比是否有助益？正如蓬佩奥所说，他记得最初的冷战，他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在德国服役，那是自由世界和邪恶帝国间的前线，所以他是冷战1.0的人。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那些大谈冷战2.0的人是否知道冷战1.0是什么意思。在冷战1.0时，前苏联除了與其严密控制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间进行商贸往来外，是完全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但中国不能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中国就是全球经济。显然，这不是经济冷战。
很多时候，官员发表讲话用词造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们说这些词并不意味着会与真实世界有所关联。如果说冷战只是意味着不是热战，不是枪战，但双方又都在争斗，互相倾轧，那怎么定义网络战争呢？中美两国每天都有针对对方的网络战争，那是冷战吗？如果冷战指美苏间发生的以间谍为武器的争斗，但间谍一直都有，不少国家都会派出间谍去监视自己的敌国和盟国，很正常，可能对公众而言比较丑陋，但这就是现实。
《财经》：如果不用冷战来套用，现在美中竞争局势复杂，有人称因为美国是把当年与美苏对抗及美日贸易战的元素叠加在一起。
艾利森：当然现在更为复杂。在冷战1.0时，苏联被美国视为—种存在主义的威胁，苏联是一个民族扩张主义的、号召革命的共产主义领导者，志在称霸世界。中国不寻求发展殖民地或将美国人转变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尽管中国过去和苏联走得很近，在输出革命上很活跃的国家，但现在中国是一个恰好被称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保留了头衔。这是其一。
其二，苏联的经济是自我封闭的。中国则是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和中国围绕关税发生了贸易冲突，围绕技术和其他因素彼此竞争，但这些都发生在深深扎根于全球经济的两个国家间，中国成为约13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不只亚洲国家，德国等国家也在名单之上。
在意识形态上也许有那么点意思。对所有美国人来说，信奉个人权利、政府民选等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没有试图输出威权主义或政党主导的政府。
持续对抗的钢丝线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会变得更像美国，这是一种幻觉。中国一直想成为中国，所以竞争与对抗将继续下去，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其间各有输赢。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尽管双方时常会感觉非常不舒服
《财经》：你谈到迎接中国挑战的大战略，谈到1941年美国与日本的战争，现在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否同1941年的战略异曲同工，即阻止任何一个亚洲强国统治西太平洋？
艾利森：美国现在仍然在努力想界定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和诉求。通过击败日本，美国承接了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冷战时期，亚洲的态势是，中国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当长时间，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冷战结束后美国仍扮演着太平洋大国的角色。后来中国崛起变得日益强大，于是围绕亚洲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围绕南海或台湾的势力均衡现在已发生了转化。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就说过，美国和中国必须找到在21世纪上半叶分享西太平洋的方式。 《财经》：怎样去分享呢？
艾利森：这是问题的关键。一切都在不断向前推演。就中国南海而言，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美国并未横加干涉，只是抱怨而已，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在进行调整。台湾问题现在的不确定更高，但总的来说，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双方都认为维持现状就很好。中国领导人不去改变台海现状的耐心，特朗普政府不倾向于鼓励台湾独立，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毕竟台湾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的潜在最危险触发因素。
《财经》：在你对中美的论述中，你谈到那些可能触发主要国家的行动和反应的第三方的外部事件或行动，但你没有提到过香港。香港近几个月的社会事件有可能发酵成为第三方因素吗？
艾利森：不会，因为美国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年来香港与中国内地往来互动，非常好地融入到中國的整体。我相信华盛顿没有任何人呼吁武力介入香港，但对台湾这种声音确实是有的。只不过若中国政府对香港近来的社会事件处理不当，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美国方面对中国更强的敌意。
《财经》：美国和中国相互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两国对垒越多，是否为其他大国带来更多的回旋余地，结果是在亚太地区迟早形成群雄并立的局面？
艾利森：你觉得会有哪些群雄？
《财经》：比如日本、印度等等。
艾利森：如果印度能解决自身的问题继续发展，可能会崛起，日本也有可能壮大，但是我所能预见到的未来就是，中美轴心将是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
《财经》：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历史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很多人也都在谈中国世纪，在你看来，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世纪是否存在？
艾利森：李光耀曾预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再次崛起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21世纪后半叶，中美关系将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国是否沿着现在的轨迹继续崛起，永无止境，肯定不会。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远比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来得容易。中国经济会停止强劲增长，转而举步为艰？在某个时点可能会的。中国经济可能发生崩溃吗？也可能。中国政府会成功维持现有的统治体系？像李光耀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21世纪的治理是新的前沿领域，20世纪的复古式“操作系统”将无法成功运行21世纪的“应用程序”。
《财经》：你提到的所有这些有哪些是重中之重？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会停止崛起甚至衰落？
艾利森：中国在目前的轨迹上继续繁荣或衰落根本取决于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政府的治理，经济的持续发力，人口众多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的管理等等。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前体是关于美国，同样是来自美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民主制度能否发挥作用，最近很不尽如人意。不管中国如何，若美国民主功能失调的症状继续下去，美国自身也会地位不保。
所以两国最大的挑战均来自各自的内部。总体上我对中国比较乐观，因为中国政府显示了很强的治理能力和适应调整的能力;我对美国也理性地乐观，因为在搞得乌七八糟后美国也显示了很强的修复能力。中美竞争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认为以中国的贸易体量和人口体量，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有更大的GDP总量;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从全球各地吸引顶级人才，吸引远远大于中国所能引进的人才数量，这是美国会—直保持的优势。所以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其间各有输赢。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找到—种共存的方式，尽管双方时常会感觉非常不舒服。
《财经》：就是中美从同床异梦的夫妻变成懒得离婚了。
艾利森：我称之为“竞争性伙伴”（rivalry partners），希望中美能借鉴类似宋朝与辽、金之间形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然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管理反复出现的危机，不断适应新的局势。虽然它只为中原王朝带来了120年的和平，但中美有120年的和平也够了。
《财经》：中关接触并竞争的过程中最可怕的可能是意外或误判，现在回头看，自你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后，双方出现了哪些误判？
艾利森：我认为美国和中国都仍未因对方的存在而心存感激。我认为两者都很清楚美国和中国注定竞争的原因，但不理解必须要合作的理由。尝试去平衡竞争和合作很复杂。我对美国方面比较了解，美国人看问题的方式是非敌即友，搞的非常清晰，但现实很复杂。
这种窘境就像是连体人，我称之为“暹罗双胞胎”（Siamese twins）的困境——双方很奇怪地绑定在一起，一方让人难以忍受，另一方却无可奈何，因为任何一方在杀死对方的同时都不可能不自杀。所以只能想办法让另一方有所改变。
企业界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案。比如苹果和三星在智能手机销售上激烈竞争，三星同时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案例会让外交官们有所启发。
《财经》：虽然你一再强调中关两国在态度和行动上要进行巨大而痛苦的调整，但现在美国相反的声音也很大。中国能等得起2020年大选来期待美国在态度和行动上有所不同吗？
艾利森：中国政府显然在思考2020年会发生什么，他们想知道是否做些什么会让中美关系有所不同。我相信他们当然会认为特朗普是个偶然，因为他确实特别。我猜他们认为民主党上台后会更有空间、更有秩序，但他们不知道谁会赢得选举。他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感到困惑。没人知道民主党初选会发生什么。中国肯定一直在密切关注。
《财经》：问题是，不管谁胜选，反华情绪现在如此深远和广泛，至少在短期内，无论是首脑峰会还是在贸易谈判上有所突破，这种情绪发生转向不容易。
艾利森：现在美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形成了对华的一致对立，但这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当民主党上台后他们会相应调整，不大可能是完全的转向，但谁知道呢，拭目以待吧。
《财经》：大概率是中关只能非常有限的合作，你曾警告中国和美国需要了解彼此的利益，恐惧和荣誉感，但在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如何做到共存呢？
艾利森：《巴黎协定》就是中美共存迈出的很大一步，双方都同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共同努力，当然后来多有反复，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一走了之。民主党上台后相信美国会重新回到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此外，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时局比较明了。前路艰难，民族主义更雪上加霜，但两国若想拥有200年的宜居生物圈，别无选择。在技术上讲中国方面一直是在这方面的领导者，美国也应迎头赶上。
《财经》：美国得出结论“战略伙伴”即“战略对手”，你认为美中领导人需要发展一个新的战略概念，建立一个安全多元化的世界，你如何定义安全多元化？接受新战略概念的挑战是什么？
艾利森：那是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战略，同“竞争伙伴关系”相关联，也是这一概念的补充。
肯尼迪认为苏联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认为那是邪恶帝国，但如果美苏面对面地对抗，实际上有了古巴核导弹危机，他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是毁灭性的，不可接受，所以应当克制，避免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会变得更像美国，这是一种幻觉。中国一直想成为中国。在美国开始进行设想之前，中国已经存在4000年了。所以竞争与对抗将继续下去，同时最终的战争可能性让中美别无选择，只能创造出共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