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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呀，就像一条长长的公路。无论你走到哪里，她都伴你延伸、顺畅。那悠悠的牵挂，那谆谆的叮咛，为你指点迷津，护你一路走好！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住在台湾的父母要去泰国旅行，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有一种项圈在台北就有卖，只是价格贵了很多，我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
听说母亲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着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描述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母亲说她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了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
等到父母从泰国回来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母亲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价格只是台北的十八分之一，言下十分得意。接着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我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母亲： “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來，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母亲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准备在母亲节这一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母亲。正想着呢，台湾
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 “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 “项圈被妈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
我一急，也不知体谅人，就在电话里说： “你是最伟大的妈妈，记性差些也不要紧，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项圈来，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几天，为了这三副项圈，彼此又打了好几回电话，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喜出望外的电话惊醒了我，说找到了。“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来，不要给别人抢去，下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跟母亲说。
等我回到台湾后，放下行李，立刻向母亲喊： “快拿出来看看，我的项圈。”
听见我讨东西，母亲轻叫一声，很紧张地往她卧室走，口中自言自语： “完了！完了！又忘了这一回藏在什么地方。”父亲看着这一场家庭喜剧，笑着说：“本来是很便宜就买来的东西，你们两个长途电话打来打去，价格当然跟着乱涨，现在算算，这些电话费，在台北可以买上十副了。”这时，母亲抱着一个椅垫套出来，笑得像小孩子一样，掏出来三副碰得叮叮响的东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到美国，给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两副恰好存下来拍照片。
两个月之前，新象艺术中心又叫人去开会，再三商讨歌舞剧《棋王》的剧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挂上这副项圈，把另一副放在大信封里。
当我见到担任《棋王》歌舞编排的弗劳伦斯·华伦时，我把信封递上去，果然给了这位美丽的女子一个大惊喜。当她上来亲吻我道谢时，我将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着的一副，笑着说：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只留了一副下面铸成心形的项圈给自己，那是母亲给的心，只能是属于孩子的。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住在台湾的父母要去泰国旅行，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有一种项圈在台北就有卖，只是价格贵了很多，我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
听说母亲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着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描述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母亲说她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了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
等到父母从泰国回来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母亲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价格只是台北的十八分之一，言下十分得意。接着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我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母亲： “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來，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母亲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准备在母亲节这一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母亲。正想着呢，台湾
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 “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 “项圈被妈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
我一急，也不知体谅人，就在电话里说： “你是最伟大的妈妈，记性差些也不要紧，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项圈来，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几天，为了这三副项圈，彼此又打了好几回电话，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喜出望外的电话惊醒了我，说找到了。“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来，不要给别人抢去，下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跟母亲说。
等我回到台湾后，放下行李，立刻向母亲喊： “快拿出来看看，我的项圈。”
听见我讨东西，母亲轻叫一声，很紧张地往她卧室走，口中自言自语： “完了！完了！又忘了这一回藏在什么地方。”父亲看着这一场家庭喜剧，笑着说：“本来是很便宜就买来的东西，你们两个长途电话打来打去，价格当然跟着乱涨，现在算算，这些电话费，在台北可以买上十副了。”这时，母亲抱着一个椅垫套出来，笑得像小孩子一样，掏出来三副碰得叮叮响的东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到美国，给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两副恰好存下来拍照片。
两个月之前，新象艺术中心又叫人去开会，再三商讨歌舞剧《棋王》的剧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挂上这副项圈，把另一副放在大信封里。
当我见到担任《棋王》歌舞编排的弗劳伦斯·华伦时，我把信封递上去，果然给了这位美丽的女子一个大惊喜。当她上来亲吻我道谢时，我将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着的一副，笑着说：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只留了一副下面铸成心形的项圈给自己，那是母亲给的心，只能是属于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