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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局长突发脑梗塞
“你若不想再住院，就老老实实呆在病床上!”林大夫略有些生气地训导朱伟祖。
5月25日，朱伟祖第二次向林大夫提出出院的请求。此时他躺在病床上刚满10天。
在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当了8年多的局长，朱伟祖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疫情来得急，上海局4月25日就进入了防控状态。他把此后的一个星期称之为“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压力最大的。”朱伟祖说。
作为国内第一大国际空港的出入境检疫官，朱伟祖觉得自己肩头沉甸甸的。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国际航班入境量超过200架次，日入境旅客逾4万人次，比首都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的总和还要多，被誉为“空中第一国门”。
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距开幕已不足一年；而朱伟祖自己，也已进入花甲之年，满打满算在位的时日只有300来天。既要关照上海世博会这个大局，更要画圆个人职业生涯这个句号，朱伟祖感觉自己这辈子还从没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压力。38年的检疫人生，他仅受派出国执行重大专项检疫任务就不下4次，次次都不负重托。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为了适应质检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四进大学校门，以超人的毅力拿回3个学历文凭。一本由国家质检总局在全系统推广使用的《口岸英语》教材，朱伟祖乃主编之一。
“朱局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专家型领导。”手下人如此评价朱伟祖：“遇事总是亲历亲为，从不叫个难字。”
但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却让朱伟祖犯了难：面对超过200个架次的国际航班日流量，要对来自疫区的旅客全部实行登机检疫，对于上海机场局而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体制编制的尴尬。同驻浦东国际机场的海关、边检等机构早已定编为“副局级”，而管辖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的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仍为“正处级”。正处也好，副局也罢，再过300多天行将退休的朱伟祖看得很淡，但这半格升不上去，人员编制缺口就无法解决。
“中央一声令下，质检人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朱伟祖坦言，在防控“准备阶段”，他处心积虑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字：人!
其实，对于朱伟祖而言，防控集结号刚吹响，面对的就是进出墨西哥疫区的3个航班的检疫战。这3个特殊航班的入境检疫，牵动着全国亿万公众的神经，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为此，质检总局蒲长城、刘平均两位副局长先后专程赴沪督战，上海市韩正市长亲自主持召开协调会议。
朱伟祖不负众望，率领手下有限的兵力出色完成了任务
五一假期尚未结束，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检疫战役转入“第二阶段”：对来自重点疫区的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一夜之间，虽然兵力不足的难题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协调下迎刃而解，但战前培训、编组定岗、现场指挥、物质调配、后勤保障等等数不清的急务，仍令朱伟祖分身乏术，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即使倒下，也要往前扑!”这是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上海做战前动员时，留给朱伟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从4月25日到5月14日的整整20天时间里，他每天都得忙活到凌晨二三点钟以后方能在办公室打个盹儿。从军医大学转业的机场局办公室副主任卢勤劝他：“年龄不饶人，这样下去您会累垮的。”他很自信，哈哈一乐：“别的牛不敢吹，我这辈子还从没花过一分钱的住院费!”
5月15日，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战役转进“第三阶段”：对所有进港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同日，质检总局从直属机构和各地方局选派的首批150名援沪大军全部就位。
朱伟祖预感到这一天将非同寻常。早晨6点钟起床，7时30分就位，参加徐金记局长主持的指挥部工作协调会。
卢勤走进会议室，两眼注视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心头顿时一惊：面容疲惫，神情萎靡，与平时判若两人。不一会儿听他发言，吐字也不是太清，有点“大舌头”。
会不会是脑梗?医学专业出身的卢勤更加仔细地观察朱伟祖：嘴角还看不出歪斜的症状，喝水也没有外漏。
卢勤不敢大意，决定随护在朱伟祖身旁，密切关注他的体征状态。临近中午，他发现局长的脸型出现明显病变，嘴角发生歪斜。
高度疑似脑梗!为了避免朱伟祖受到过分惊吓，卢勤试探着问道：“局长，您有没有感觉身体不舒服?”
朱伟祖回答：“还可以吧。就是感觉挺疲劳，手有点麻。”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脚麻不麻?”
朱伟祖双脚在地面踩了踩：“左脚好像也有点麻。”
卢勤顺势劝导：“局长，您身体可能出了点问题，我陪您赶紧到医院看一下。”
“没关系，可能是太累了。”言毕，朱伟祖随即陪同徐金记局长一行，前往机场宾馆看望援沪防疫人员。
下午4时许，看望结束。朱伟祖刚一上车，卢勤就请求他速到医院看病。朱伟祖仍以晚上的招待活动不能缺席为由婉拒，卢勤急了：“您嘴都歪了，再不去医院就麻烦了!”
直到此刻，朱伟祖才略感问题的严重性。一边打电话向徐金记局长告假，一边随卢勤向瑞金医院疾驰。
在此之前，卢勤已经致电在瑞金医院的老师和同学，通报了朱伟祖的病症，商定了急诊程序。5时30分，朱伟祖一到医院，就被径直送进脑血管造影室。
造影结果出来了：右侧脑血管梗塞，确诊脑血栓。
朱伟祖惊惧不已：“医生扶着我进病房，一坐下来腿就软了”
“不幸中的万幸。”林大夫安慰他：“血栓刚形成，还是软的，治好了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卢勤也有点后怕：“如果不强行把他送到医院，由着他继续硬撑半天，晚上在办公室再折腾一夜，后果将不堪设想。”
老朱在医院静静地躺了4天。
“病情稍有缓解，他就在医院呆不住了，吵吵着要出院。”卢勤无奈地说。
林大夫不理他这个茬：“不住满半个月，谁也不敢让你出院。”
5月28日，质检总局局长王勇亲临上海空港视察，看望慰问防控一线检疫干部职工，高度赞扬上海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战役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质检系统的一面旗帜”。临别前，王勇特意嘱托上海局徐金记局长，向病中的朱伟祖表示问候。
朱伟祖闻讯，再也躺不住了，当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林大夫无奈，但叮嘱他；“出院后必须在家继续休养一个月。”
朱伟祖再次违背医嘱，一出院就直奔浦东国际机场……
航检科长倒在了检疫大厅
5月5日，墨西哥来华接运本国公民的包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场检验检疫局航检科科长陈太铨全神贯注，做着检疫前的最后准备。
接送27名墨西哥旅客的大巴缓缓开进停机坪，检验检疫小组准备登车。突然，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领事要求，为避免引 起墨西哥旅客的过度恐慌，希望中国检疫官登车测温检疫时最好不穿防护服。
放弃一名检疫官应有的自我防护权去做疫检?这样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理!但疫情特殊，事涉敏感，陈太铨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我上”，便拿起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戴上口罩、手套登上了载客大巴。
半个小时过后。陈太铨大汗淋漓走下大巴车，向值班局长报告：“27名旅客体温检测完毕，全部正常。”
自防控战役打响以来，陈太铨连续10天日以继夜通宵忙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5月6日，陈太铨本该补休，可他放不下千头万绪的防控工作，仍然拖着疲惫之身来到了机场。中午，正看着文件的陈太铨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他敏感地意识到，血压又升高了。前来报告工作的同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恍惚，急忙劝阻他中止手头事务，到医院检查身体。“没大碍，老毛病又犯了。”陈太铨故作轻松地一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5月7日，陈太铨依然没有休息。
5月8日。陈太铨一大早就出现在旅检大厅。然而，这一天他终于没能坚持到底。持续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使通过药物力控制的血压突破了正常的标值，终于将他击倒在前往检疫现场的通道上。
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这次紧急转送就医的不是发热旅客，而是指挥检疫的航检科长陈太铨!
5月11日，记者意欲前往医院探望采访陈太铨，被陈太铨婉拒。“我的同事们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我却躺在医院里干着急。”陈太铨情真意切：“在机场检疫现场，你们会听到比一个病人更多的生动感人的精彩故事。”
“陈科长累倒后，我们都想去医院慰问他。”旅检科长吴惠明告诉记者：“老陈却托人带信嘱咐大家，不要为看他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一定要保重身体，做好自身安全防执”
吴惠明与陈太铨，一个管旅检，一个抓航检，工作上分工不分家，平时配合十分默契。陈太铨一倒下，吴惠明更是忙得首尾难顾，四脚朝天。小孩出生还不到两个月，他只能凌晨3时左右回到家替换妻子短短一个小时。即便如此，还不是每天都能做到。
“疫情流行开来，机场局工作量猛增。”吴惠明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休假，还是拉不开栓。”
在白云机场局现场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圆桌后的两个长沙发上都放着简易行李。现在这里成为了检疫官们的临时“卧室”，会议室的桌椅沙发晚上就变成了床铺。女同志睡觉还锁一下门，男同志就“不管不顾”了。洗浴室很简陋，且只有一个，男女轮流排队使用。吃饭更是简单：一个盒饭，一碗汤。就这样，忙起来了还根本顾不上，经常是中午补早餐，夜半吃晚饭。
5月初的一天晚上，吴惠明正在旅检通道上巡查，突然听到红外测温仪的报警声。他循声而来，发现值班的副科长李伟东拦下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牵着3个小孩的黑人女性。测温仪显示她的体温达到了39.9℃。李伟东正劝说这位黑人妈妈去医院。
黑人妈妈是苏丹人，英语不太好，中文不会讲。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去医院。
“当时判断她从非疫区来，非洲人体温本身就相对偏高，也没有其他流感的症状，再加上救护车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来，4个小孩在现场又哭又闹，非常难办。”考虑到旅客自身的情况，李伟东决定放她入境。但是，要她签一个保函，保证第二天去医院。
黑人妈妈满意地走了。吴惠明和李伟东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信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李延辉局长给李伟东打来电话。
“这么高的体温为什么放行?”李延辉劈头盖脸一顿猛批，李伟东不敢吭气，只能听着。
“写个检查，把病人追回来!”李延辉局长命令道。
李伟东立即给旅客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不料黑人妈妈不耐烦地说，自己吃了退烧药，不用去医院了。
签的保函不管用，李伟东着急了。他决定直接上门，把黑人妈妈“押”到医院去。
吴惠明也跟去了。他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找到旅客健康申明卡填报的小区时，已经是晚上了。
按图索号，李伟东敲开了一扇门。主人睡眼巨忪地开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三个穿制服的检疫官，顿时糊涂了。
李伟东也傻了眼，他没想到旅客填报的门牌号码是错的。
3个人在小区里一通好找，终于在深夜11点敲开了黑人妈妈的房门。
门开了，黑人妈妈惊讶地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吴惠明和李伟东趁热打铁，一边劝她，一边劝她的老公。黑人妈妈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同意去医院了。
事不宜迟。吴惠明和李伟东马上开车送她去了传染病医院。凌晨2点，化验结果出来了，黑人妈妈没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
李伟东当即致电李延辉局长报告结果。
“什么叫‘从严、从紧、从细’?”吴惠明感慨地说，“从李延辉局长下令追踪黑人妈妈这一个案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6月中旬，时隔一个月记者再次电话探询陈太铨科长的病情。广州机场局办公室主任王秀军告知：他动了手术，还在医院里。
“你若不想再住院，就老老实实呆在病床上!”林大夫略有些生气地训导朱伟祖。
5月25日，朱伟祖第二次向林大夫提出出院的请求。此时他躺在病床上刚满10天。
在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当了8年多的局长，朱伟祖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疫情来得急，上海局4月25日就进入了防控状态。他把此后的一个星期称之为“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压力最大的。”朱伟祖说。
作为国内第一大国际空港的出入境检疫官，朱伟祖觉得自己肩头沉甸甸的。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国际航班入境量超过200架次，日入境旅客逾4万人次，比首都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的总和还要多，被誉为“空中第一国门”。
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距开幕已不足一年；而朱伟祖自己，也已进入花甲之年，满打满算在位的时日只有300来天。既要关照上海世博会这个大局，更要画圆个人职业生涯这个句号，朱伟祖感觉自己这辈子还从没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压力。38年的检疫人生，他仅受派出国执行重大专项检疫任务就不下4次，次次都不负重托。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为了适应质检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四进大学校门，以超人的毅力拿回3个学历文凭。一本由国家质检总局在全系统推广使用的《口岸英语》教材，朱伟祖乃主编之一。
“朱局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专家型领导。”手下人如此评价朱伟祖：“遇事总是亲历亲为，从不叫个难字。”
但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却让朱伟祖犯了难：面对超过200个架次的国际航班日流量，要对来自疫区的旅客全部实行登机检疫，对于上海机场局而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体制编制的尴尬。同驻浦东国际机场的海关、边检等机构早已定编为“副局级”，而管辖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的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仍为“正处级”。正处也好，副局也罢，再过300多天行将退休的朱伟祖看得很淡，但这半格升不上去，人员编制缺口就无法解决。
“中央一声令下，质检人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朱伟祖坦言，在防控“准备阶段”，他处心积虑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字：人!
其实，对于朱伟祖而言，防控集结号刚吹响，面对的就是进出墨西哥疫区的3个航班的检疫战。这3个特殊航班的入境检疫，牵动着全国亿万公众的神经，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为此，质检总局蒲长城、刘平均两位副局长先后专程赴沪督战，上海市韩正市长亲自主持召开协调会议。
朱伟祖不负众望，率领手下有限的兵力出色完成了任务
五一假期尚未结束，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检疫战役转入“第二阶段”：对来自重点疫区的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一夜之间，虽然兵力不足的难题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协调下迎刃而解，但战前培训、编组定岗、现场指挥、物质调配、后勤保障等等数不清的急务，仍令朱伟祖分身乏术，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即使倒下，也要往前扑!”这是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上海做战前动员时，留给朱伟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从4月25日到5月14日的整整20天时间里，他每天都得忙活到凌晨二三点钟以后方能在办公室打个盹儿。从军医大学转业的机场局办公室副主任卢勤劝他：“年龄不饶人，这样下去您会累垮的。”他很自信，哈哈一乐：“别的牛不敢吹，我这辈子还从没花过一分钱的住院费!”
5月15日，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战役转进“第三阶段”：对所有进港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同日，质检总局从直属机构和各地方局选派的首批150名援沪大军全部就位。
朱伟祖预感到这一天将非同寻常。早晨6点钟起床，7时30分就位，参加徐金记局长主持的指挥部工作协调会。
卢勤走进会议室，两眼注视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心头顿时一惊：面容疲惫，神情萎靡，与平时判若两人。不一会儿听他发言，吐字也不是太清，有点“大舌头”。
会不会是脑梗?医学专业出身的卢勤更加仔细地观察朱伟祖：嘴角还看不出歪斜的症状，喝水也没有外漏。
卢勤不敢大意，决定随护在朱伟祖身旁，密切关注他的体征状态。临近中午，他发现局长的脸型出现明显病变，嘴角发生歪斜。
高度疑似脑梗!为了避免朱伟祖受到过分惊吓，卢勤试探着问道：“局长，您有没有感觉身体不舒服?”
朱伟祖回答：“还可以吧。就是感觉挺疲劳，手有点麻。”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脚麻不麻?”
朱伟祖双脚在地面踩了踩：“左脚好像也有点麻。”
卢勤顺势劝导：“局长，您身体可能出了点问题，我陪您赶紧到医院看一下。”
“没关系，可能是太累了。”言毕，朱伟祖随即陪同徐金记局长一行，前往机场宾馆看望援沪防疫人员。
下午4时许，看望结束。朱伟祖刚一上车，卢勤就请求他速到医院看病。朱伟祖仍以晚上的招待活动不能缺席为由婉拒，卢勤急了：“您嘴都歪了，再不去医院就麻烦了!”
直到此刻，朱伟祖才略感问题的严重性。一边打电话向徐金记局长告假，一边随卢勤向瑞金医院疾驰。
在此之前，卢勤已经致电在瑞金医院的老师和同学，通报了朱伟祖的病症，商定了急诊程序。5时30分，朱伟祖一到医院，就被径直送进脑血管造影室。
造影结果出来了：右侧脑血管梗塞，确诊脑血栓。
朱伟祖惊惧不已：“医生扶着我进病房，一坐下来腿就软了”
“不幸中的万幸。”林大夫安慰他：“血栓刚形成，还是软的，治好了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卢勤也有点后怕：“如果不强行把他送到医院，由着他继续硬撑半天，晚上在办公室再折腾一夜，后果将不堪设想。”
老朱在医院静静地躺了4天。
“病情稍有缓解，他就在医院呆不住了，吵吵着要出院。”卢勤无奈地说。
林大夫不理他这个茬：“不住满半个月，谁也不敢让你出院。”
5月28日，质检总局局长王勇亲临上海空港视察，看望慰问防控一线检疫干部职工，高度赞扬上海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战役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质检系统的一面旗帜”。临别前，王勇特意嘱托上海局徐金记局长，向病中的朱伟祖表示问候。
朱伟祖闻讯，再也躺不住了，当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林大夫无奈，但叮嘱他；“出院后必须在家继续休养一个月。”
朱伟祖再次违背医嘱，一出院就直奔浦东国际机场……
航检科长倒在了检疫大厅
5月5日，墨西哥来华接运本国公民的包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场检验检疫局航检科科长陈太铨全神贯注，做着检疫前的最后准备。
接送27名墨西哥旅客的大巴缓缓开进停机坪，检验检疫小组准备登车。突然，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领事要求，为避免引 起墨西哥旅客的过度恐慌，希望中国检疫官登车测温检疫时最好不穿防护服。
放弃一名检疫官应有的自我防护权去做疫检?这样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理!但疫情特殊，事涉敏感，陈太铨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我上”，便拿起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戴上口罩、手套登上了载客大巴。
半个小时过后。陈太铨大汗淋漓走下大巴车，向值班局长报告：“27名旅客体温检测完毕，全部正常。”
自防控战役打响以来，陈太铨连续10天日以继夜通宵忙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5月6日，陈太铨本该补休，可他放不下千头万绪的防控工作，仍然拖着疲惫之身来到了机场。中午，正看着文件的陈太铨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他敏感地意识到，血压又升高了。前来报告工作的同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恍惚，急忙劝阻他中止手头事务，到医院检查身体。“没大碍，老毛病又犯了。”陈太铨故作轻松地一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5月7日，陈太铨依然没有休息。
5月8日。陈太铨一大早就出现在旅检大厅。然而，这一天他终于没能坚持到底。持续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使通过药物力控制的血压突破了正常的标值，终于将他击倒在前往检疫现场的通道上。
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这次紧急转送就医的不是发热旅客，而是指挥检疫的航检科长陈太铨!
5月11日，记者意欲前往医院探望采访陈太铨，被陈太铨婉拒。“我的同事们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我却躺在医院里干着急。”陈太铨情真意切：“在机场检疫现场，你们会听到比一个病人更多的生动感人的精彩故事。”
“陈科长累倒后，我们都想去医院慰问他。”旅检科长吴惠明告诉记者：“老陈却托人带信嘱咐大家，不要为看他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一定要保重身体，做好自身安全防执”
吴惠明与陈太铨，一个管旅检，一个抓航检，工作上分工不分家，平时配合十分默契。陈太铨一倒下，吴惠明更是忙得首尾难顾，四脚朝天。小孩出生还不到两个月，他只能凌晨3时左右回到家替换妻子短短一个小时。即便如此，还不是每天都能做到。
“疫情流行开来，机场局工作量猛增。”吴惠明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休假，还是拉不开栓。”
在白云机场局现场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圆桌后的两个长沙发上都放着简易行李。现在这里成为了检疫官们的临时“卧室”，会议室的桌椅沙发晚上就变成了床铺。女同志睡觉还锁一下门，男同志就“不管不顾”了。洗浴室很简陋，且只有一个，男女轮流排队使用。吃饭更是简单：一个盒饭，一碗汤。就这样，忙起来了还根本顾不上，经常是中午补早餐，夜半吃晚饭。
5月初的一天晚上，吴惠明正在旅检通道上巡查，突然听到红外测温仪的报警声。他循声而来，发现值班的副科长李伟东拦下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牵着3个小孩的黑人女性。测温仪显示她的体温达到了39.9℃。李伟东正劝说这位黑人妈妈去医院。
黑人妈妈是苏丹人，英语不太好，中文不会讲。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去医院。
“当时判断她从非疫区来，非洲人体温本身就相对偏高，也没有其他流感的症状，再加上救护车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来，4个小孩在现场又哭又闹，非常难办。”考虑到旅客自身的情况，李伟东决定放她入境。但是，要她签一个保函，保证第二天去医院。
黑人妈妈满意地走了。吴惠明和李伟东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信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李延辉局长给李伟东打来电话。
“这么高的体温为什么放行?”李延辉劈头盖脸一顿猛批，李伟东不敢吭气，只能听着。
“写个检查，把病人追回来!”李延辉局长命令道。
李伟东立即给旅客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不料黑人妈妈不耐烦地说，自己吃了退烧药，不用去医院了。
签的保函不管用，李伟东着急了。他决定直接上门，把黑人妈妈“押”到医院去。
吴惠明也跟去了。他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找到旅客健康申明卡填报的小区时，已经是晚上了。
按图索号，李伟东敲开了一扇门。主人睡眼巨忪地开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三个穿制服的检疫官，顿时糊涂了。
李伟东也傻了眼，他没想到旅客填报的门牌号码是错的。
3个人在小区里一通好找，终于在深夜11点敲开了黑人妈妈的房门。
门开了，黑人妈妈惊讶地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吴惠明和李伟东趁热打铁，一边劝她，一边劝她的老公。黑人妈妈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同意去医院了。
事不宜迟。吴惠明和李伟东马上开车送她去了传染病医院。凌晨2点，化验结果出来了，黑人妈妈没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
李伟东当即致电李延辉局长报告结果。
“什么叫‘从严、从紧、从细’?”吴惠明感慨地说，“从李延辉局长下令追踪黑人妈妈这一个案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6月中旬，时隔一个月记者再次电话探询陈太铨科长的病情。广州机场局办公室主任王秀军告知：他动了手术，还在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