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体制惯性与政策调整的交互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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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步伐,追赶效应应运而生,随之带来形式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相似,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与相类似的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有超越发达国家快速步伐的体制惯性。对于发达国家只是表层照搬照抄,对于理论只是照本宣科,根本没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导致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现条件出现了偏差。中国转型期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具体实际情况,但可能上一政策效果还未显现,就变成了下一政策,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也造成政策的不稳定性。体制惯性与政策调整之间的密切联系,将影响中国转型期的变革。
  关键词:转型;体制惯性;政策调整;交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04-02
  一、基本内涵
  (一)社会转型
  在中国现代化渐进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下的社会结构调整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冲突加剧,这些变革都造成体制惯性与政策反弹的产生。民众是民族的发展之根本,如何正确引导社会民众认认清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并且分析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社会转型这个独特视角下,研究当代体制惯性与政策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体制惯性
  惯性所具有的属性是自然界事物都具备的基本特征,体制也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事物。根据三段论的推法,体制也具有惯性,只是体制惯性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根据学者的总结,体制惯性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活动的标准与准则,包括成文的与不成文的两种。依据路径依赖理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相应轨道。体制惯性由于受旧有制度行为与思想的感染,导致对未来行为思想塑造具有影响力,可能直接会沿袭旧有体制。目前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打破体制惯性比较好的典范。由于日本地形相对复杂、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外加自然灾害频发,种种因素导致日本必须打破体制惯性的怪圈,时刻保持着危机与忧患意识,保持着创新精神,尝试新的突破发展。而中国从古至今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思想闭塞,导致体制惯性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历经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阻挡,导致接受外来思想的程度与别国有一定差距。
  (三)政策调整
  政策的重新启用。由于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和分析从来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准确地和具有前瞻性地预判未来从历史情况来看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周围环境具有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我们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数据与国外先进的技术理论,但是要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还相对有一些困难。因为在任何历史时期,政策分析的角度都不同,而且所在层面不同考虑也会不同,可能有些做法在今天只需稍加改动,有的则是完全不可用。这就需要政策的制定者站在宏观的角度进行判断。
  二、中国转型期体制惯性与政策反弹的正面效应
  (一)集中资源,统一指挥
  受体制惯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体制中,无论政党机构、公共事务机构,还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都在上级的统一指导下开展相应的组织安排。这样的体制非常有利于集中资源、统一指挥,更好开展工作协调,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政府对其掌握的各种资源都将进行统一管理、全面监控。在这里,进行全程监控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各种资源运行的可行性,防止目标的偏离;而目标一旦偏离,就需要政府组织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尽可能地避免整套系统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一旦发现,应当尽快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要改善政府的服务质量,人员、技术、流程以及管理制度四位一体,保证政府管理运行的标准化的统一。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组织运行的工作效率,并且维护了固有的资源,为政府的正常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责任明确,稳定发展
  体制惯性相对来说有个优点:对责任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自古以来,中国都把廉政建设重点放在责任意识方面,让政府工作人员首先找好自己的角色,相应定好位,明确责任机制。这对于以后工作的开展无形当中形成一种自觉行为,比如,在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工作约谈、加强督促检查等方面,将这些工作层面培养成一种常态意识;将遵纪守法深深地烙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心中,依法办事、依纪办事以及依规办事的能力随之加强,自律意识、廉洁意识得以巩固,最终的目的就是强化现有机制。
  三、中国转型期体制惯性与政策反弹的负面效应
  (一)体制惯性对中国转型的阻碍
  体制惯性对于中国转型虽然有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从多个方面也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如农业税改等。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税费改革全方面推动,农民在其中也获得了不少实惠。从政策调整层面而言,农民负担有相当大的缓解,并且在生活质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惯性的影响,政策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在个别地区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减轻税收负担,反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征收。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人浮于事、经费不足等原因,外加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差与意识淡薄,农民利益受到损失。在政府的号召下,各个地区都想积极响应,但是由于个别政府官员能力有限,外加指导思想不是特别明确,本是好心为民增加经济收入,但却反而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还有个别政府官员未结合本地实际的情况,盲目响应号召,照搬别人经验,鼓动农民盲目生产。农民通过这样政策调整,反倒降低了生活质量,不利于农民利益机制的长效运行。这种错误就在于部分政府官员盲目自大的心理,自己决议、自己行动与监督,未真正了解民意。应当建立多元的民主决策制度,问计于民。只有通过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反馈建立起来的决策机制,才能让多种正当、规范的渠道进入政府的决策中,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民心的决策体系,在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调节者和仲裁者两者之间,达到一种非零和博弈境界。
  (二)政策反弹:旧体制惯性固化与中国转型的困难
  受到思想观念、传统文化、现行体制等多方面的作用,在政府工作层面上出现了多种形式主义方式方法惯性,并且伴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引发更多的新问题。由于新的政策受到多层面的阻碍,难以执行下去,不得已退一步,用传统方法去管理政府。这些行为会变相强化体制的惯性,扼杀创新性,使得政府官员维持旧思想观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执政为民方面,一些地方通过电视来达到执政的效果。虽然本身的出发点特别好,但据媒体反馈的结果来看,有的地方官员在节目中只是说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没有兑现承诺、解决问题,并且找到各种各样理由搪塞,使群众认为“百姓问政”不起多大的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一些地方对人大代表提案、政协委员建议都是态度积极认真,但在办理上就轻描淡写,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有的地方将代表委员从本部门重大关切角度提出的建议、提案,转一圈后交由本部门办理,成为“自己提自己答”,难以办出实际成效。
  参考文献:
  [1] 张晓峰.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 杨桂华.转型社会控制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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