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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哈姆雷特永恒的自言自语。读罢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我相信，这还是魏晋士人潇洒其表下的内心独白。
单看书名，已使我辈浮想联翩。拈出“心态”两字，更是颇不寻常。罗著注目于魏晋二百二十四年间的风云变幻，勾勒了中国士人“灿烂”其间的情感轨迹和心路历程。书中不乏典型人物的细致刻画，其实意在“一群人”的全景展现，故我辈不仅揣摩了片断的人生情境，而且体味了魏晋时代“整个的历史”。
开篇追溯了“玄学产生前夕的士人心态”，总之，那时候“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乃是士人的理想——一个非常美妙的序曲，如同所有的序曲。但历史的帷幕拉开了，士人们这才发现，“桃花源”的幻境，自此遂不复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里面浸透凄凉血泪。
于是，罗著写到了两次党人事件的惨酷。士人遭了那样沉重的打击，只是愤懑的想不开。他们曾坚毅地守护着视为信念与生命的理想，结果却是杀戮和监狱。那么，何必“高目标持”，何如“任情放纵”，“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士人们终于想开了，士人不得不想开了。他们将另寻精神的乐土，重新安放自己的身心。
玄学就这么应运而生了。“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故“谈玄”从一开始就是避祸自全的招数，善言虚胜也好，谈尚玄远也罢，与其说是“哲学”的游戏，不如说是“生存”的反思。
然而，究竟如何“玩玄”，玩到什么路子上，又岂能随心所欲。
当然有规则，一个是嵇康的规则，一个是阮籍的规则。罗著谓嵇康的悲剧“包含甚深的历史意蕴”，“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弹压名士们的不臣服的桀骜”，所谓“史识”，大约就是这样罢。
嵇康之死，向来众说纷纭。知堂老人佩服的俞正燮曾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陈寅恪先生唱反调道：“司马氏实以当日所谓名教杀康者，(俞)理初于此犹未能完全了解。”我独信俞氏，但俞氏语焉不详，不然者何，未曾明说，自有难言之隐。而司马昭枭雄本色，管什么名教与自然，他只是在表明规则而已。阮籍的“自然”，非“名教”也多矣，司马昭却出人意料地欣赏：“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其中的消息“路人皆知”。嵇康的问题是偏要不合作的“臧否人物”，“非汤武而薄周孔”，就很有影射的嫌疑，几乎要指名道姓了。司马昭深知风气一开，不可收拾，嵇康“淘汰出局”笃定无疑。“玄”到如此地步，生存或者毁灭，士人已别无选择。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窃以为是第三章第一节“政失准的与士无持操”，这是全书的一节，显示了作者的“史才”功夫。嵇康被杀，向秀失图，士人的命运就此注定。可怜名士们纷纷“入毂中”唯恐不及，“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陈寅恪先生语)，如此谈玄，又稳当，又自在，人生之乐，夫复何及”，士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最省事、最实用而且也最安全的通道，走向了大欢喜的人生，当然也走向了乱亡”。
此时，阮籍式的依违避就抑郁苦闷，早已烟消云散。士人们在新的规则里，如鱼得水，优哉游哉。司马氏的“名士改造政策”大获成功之日，也正是晋祚迅速崩坏之时。这一点南宋的叶水心先生看得分明：“诸名士即为司马氏父子锄划，及惠、怀时虽以矜诞成俗，然晋业已坏于武帝之世。”(《习学记言序目·晋书列传》)
“流水落花春去也”，东晋士人偏安一偶，多了一层悲凉的况味。他们寄情山水，清谈玄理，从容风度，仙佛境界，神州陆沉，干卿底事。他们到底是天才的一群人，创造了生活的美学和精致的哲学，创造了文化的辉煌，同时走向了历史与人生的没落。
我得说，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是“撄人心”的书，是有所见的书。读这样的书，确是“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傅璇琮先生序中语)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4.90元)
单看书名，已使我辈浮想联翩。拈出“心态”两字，更是颇不寻常。罗著注目于魏晋二百二十四年间的风云变幻，勾勒了中国士人“灿烂”其间的情感轨迹和心路历程。书中不乏典型人物的细致刻画，其实意在“一群人”的全景展现，故我辈不仅揣摩了片断的人生情境，而且体味了魏晋时代“整个的历史”。
开篇追溯了“玄学产生前夕的士人心态”，总之，那时候“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乃是士人的理想——一个非常美妙的序曲，如同所有的序曲。但历史的帷幕拉开了，士人们这才发现，“桃花源”的幻境，自此遂不复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里面浸透凄凉血泪。
于是，罗著写到了两次党人事件的惨酷。士人遭了那样沉重的打击，只是愤懑的想不开。他们曾坚毅地守护着视为信念与生命的理想，结果却是杀戮和监狱。那么，何必“高目标持”，何如“任情放纵”，“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士人们终于想开了，士人不得不想开了。他们将另寻精神的乐土，重新安放自己的身心。
玄学就这么应运而生了。“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故“谈玄”从一开始就是避祸自全的招数，善言虚胜也好，谈尚玄远也罢，与其说是“哲学”的游戏，不如说是“生存”的反思。
然而，究竟如何“玩玄”，玩到什么路子上，又岂能随心所欲。
当然有规则，一个是嵇康的规则，一个是阮籍的规则。罗著谓嵇康的悲剧“包含甚深的历史意蕴”，“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弹压名士们的不臣服的桀骜”，所谓“史识”，大约就是这样罢。
嵇康之死，向来众说纷纭。知堂老人佩服的俞正燮曾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陈寅恪先生唱反调道：“司马氏实以当日所谓名教杀康者，(俞)理初于此犹未能完全了解。”我独信俞氏，但俞氏语焉不详，不然者何，未曾明说，自有难言之隐。而司马昭枭雄本色，管什么名教与自然，他只是在表明规则而已。阮籍的“自然”，非“名教”也多矣，司马昭却出人意料地欣赏：“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其中的消息“路人皆知”。嵇康的问题是偏要不合作的“臧否人物”，“非汤武而薄周孔”，就很有影射的嫌疑，几乎要指名道姓了。司马昭深知风气一开，不可收拾，嵇康“淘汰出局”笃定无疑。“玄”到如此地步，生存或者毁灭，士人已别无选择。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窃以为是第三章第一节“政失准的与士无持操”，这是全书的一节，显示了作者的“史才”功夫。嵇康被杀，向秀失图，士人的命运就此注定。可怜名士们纷纷“入毂中”唯恐不及，“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陈寅恪先生语)，如此谈玄，又稳当，又自在，人生之乐，夫复何及”，士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最省事、最实用而且也最安全的通道，走向了大欢喜的人生，当然也走向了乱亡”。
此时，阮籍式的依违避就抑郁苦闷，早已烟消云散。士人们在新的规则里，如鱼得水，优哉游哉。司马氏的“名士改造政策”大获成功之日，也正是晋祚迅速崩坏之时。这一点南宋的叶水心先生看得分明：“诸名士即为司马氏父子锄划，及惠、怀时虽以矜诞成俗，然晋业已坏于武帝之世。”(《习学记言序目·晋书列传》)
“流水落花春去也”，东晋士人偏安一偶，多了一层悲凉的况味。他们寄情山水，清谈玄理，从容风度，仙佛境界，神州陆沉，干卿底事。他们到底是天才的一群人，创造了生活的美学和精致的哲学，创造了文化的辉煌，同时走向了历史与人生的没落。
我得说，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是“撄人心”的书，是有所见的书。读这样的书，确是“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傅璇琮先生序中语)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4.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