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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返城没工作。——不知是哪位同龄人，用短短20个字就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回忆起我的青少年时期，仿佛是灰色的，吃不饱，肚子饿，没书看，精神饿。由于经济困难，我中学5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父亲高大，我尚未长成，穿他的旧衣相当于穿今天的风衣，往往长过膝盖。父亲的旧衣薄得像一张纸，白得也像一张纸，只有翻开衣领才可依稀辨别出当初是蓝色的。刚拿过来穿时似乎还是好的，才洗一次就破了。洗的时候本来没破，准备晾上晾衣杆时，提着两肩一抖，背上那一块“哗”的一声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父亲骂道：“我穿了五、六年都没有穿烂，你才穿一次就穿烂了？真是个败家子！”
没办法，只好求母亲缝补，母亲见实在太薄，就将父亲的两件旧衣缝补成互为表里的夹衣，表做里来里亦表，正为反时反亦正，表里皆可穿，正反两相宜。母亲的针脚疏密相间，关键处补得牢牢实实。春秋两季尚可，只是长了些，冬天就不协调了。里面的棉袄短，外面的旧衣长，长过棉袄的那一截空荡荡无所依，有点像现在都市少女的超短裙。但我的青少年时代女孩子没有穿裙子的，尤其没有超短裙。人的想象力和联想力都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现实，女生们觉得我的服饰很特别，很类似舞台上跳民族团结舞时常用的道具——折扇的稠子花边。于是私下给我取了一个绰号：“扇子边”。后遇上批林批孔，同班一女生看见我穿旧衣的形象颇有点像身着阔袖长袍的孔子，于是又给我取名为“孔夫子”，她和另一女生交流她的新发现，她说：不看不像。另一个女生就说：越看越像。她们便一齐喊我：“孔夫子！”我大为不快，回敬道：“你们家孔叔叔！”她们笑得花枝乱颤，全班同学也笑得东倒西歪。
那时就盼望过夏天。现在人们常说，夏天是女人的季节。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夏天是穷孩子的季节。到了夏天，我可以不再穿补得像和尚百衲衣一样的旧长衣，我和男生们都穿上了雪白的背心，一件背心八毛钱左右，这点钱即使家里不给，星期天我去做一天小工也有了。现在中小学生很少穿背心，即使穿也不允许光穿背心进课堂，我们那时没有这些讲究。虽然裤子还是补丁加补丁，但上身穿的可是新背心啊。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又说：“穷则思变。”这些教导为我们装饰背心指明了方向，也为县城有艺术细胞的小贩开辟了一条财路。有一个民间书画爱好者当街摆起了一个摊，专为青少年的白背心印上红色的字样：胸前为汉字，楷书、行书、隶书、行楷、行草、美术字，应有尽有;背后印上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一应俱全。且带有鲜明的时代、地方、行业特色。如：
时代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解放军、兴无灭资
地方版：乌江、淇滩、甘溪、思渠、官舟……
行业版：保卫祖国（解放军） 园丁、教工（教师） 轻骑兵（宣传、文化系统） 银鹰（银行职工） 供销（供销社职工） 航运（轮船公司职工）
最直接了当的是干脆印上单位：机械厂、钢铁厂、一小、二小、新沿河中学、机关民兵团……
背后的阿拉伯数字，70年代初多为“5”号，大约是“文革”前电影《女篮五号》的流毒未散，人们中毒太深，对“5”号情有独钟。夏天往街上一走，满城皆是“5”号，只要喊一声“5号！”满城人皆回头，以为是在喊自己。不久，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影片上演，孤胆英雄杨子荣立刻成为人们的偶像。杨子荣在威虎山被封为老九，座山雕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老九不能走！”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喜欢上了“9”号。夏天往街上一走，满城皆是“9”号，只要喊一声“9号！”满城人皆回头，以为是在喊自己。现在人们最钟爱的“6”、“8”极少见，人们都忌讳的“4”、“7”却屡见不鲜。
文字和数字往背心上一印，白色的背心立刻有了生命，有了灵气，有了文化，有了色彩，穿背心的人仿佛也有了品位。印一件文化背心价格不菲，要人民币两大毛，差不多是背心价格的四分之一了。但是为了美，人们是不会吝啬这笔巨款的。
我的第一件白背心，选择了“把青春献给祖国”字样，那是很别致的美术字，分两行排列，给人一种阅读上的留白：把青春——（怎么样？）——献给祖国。上方空白处还有一对乒乓球拍，球拍中间还有一个乒乓球的图案。我在小学时就把《雷锋日记》读了多遍，最欣赏他的一段话：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美好的青春，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胸前印上“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字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顿时油然而生。耳畔仿佛响起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这一代年青人，任重而道远！”
至于数字，当然是“9”号，老九杨子荣是谁？咱们杨家的骄傲！他姓能用，本家焉能不用？却未顾及“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老九”，前面还要加一个“臭”字。更没有想到，自己成年以后，真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百分之百的“老九”。
那年月人们对数字的从众心理，现在看起来真有点匪夷所思，然而在那个年代却没有人认为不正常，因为人们接受的教育是“集体高于一切”，社会对个体的忽视必然导致个体对自身的忽视。没有谁会想自己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标新立异。当然数字的百花齐放现象也是有的，不过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对象身上——工农兵球场里的篮球运动员们。他们穿的背心是由所在单位统一印制的，胸前是单位或行业名，背后数字从“1”到“13”不等，谁穿上几号背心谁就是几号，在本队球员中，号码绝不重复，否则，喊某某号，几个人都回头，这球就没法打了。数字的独一无二为比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队友因之而协调一致配合默契，教练因之而排兵布阵毫厘不爽，裁判因之而执法准确避免了张冠李戴，解说员因之而洞若观火表达清楚明白，观众因之而眼睛雪亮全局在握。
“嘘——”哨音响了，裁判双手在胸前做了个车轮滚动的动作，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甲队13号带球走！”观众席上，支持甲队的观众传来轻轻地惋惜声。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用右手拍了一下左手腕，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乙队11号打手犯规！”观众席上，支持乙队的观众传来轻轻地惋惜声。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竖起两个指头往下一划，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好球！甲队6号从篮底翻得两分！”观众席上，支持甲队的观众齐声叫好，热烈鼓掌。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双手交叉摆动，解说员把几乎脱口而出的“好球！”二字收了回来，无不惋惜地朗声解说道：“乙队4号犯规在先，两分无效！”观众席上，支持乙队的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地惋惜道：“哎呀！”
一场球决定胜负后，获胜的球队得到观众掌声赞赏，进球最多的某号球员也几乎被观众视为明星，然而，他背上的数字号码并没有人去追星效仿。
上高中时，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被引入课堂，这是一个奇迹，整个苏联都变修了，高尔基却还是革命者，他的作品当然也是革命的。就在我们学《海燕》的日子，县新华书店几乎同步推出根据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改编的三本连环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看了连环画带着对高尔基的崇敬之情再去读课文，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搏击的矫健形象便真正成了我们心中的精灵。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一幅火柴盒大小的草书书法作品：海燕。几个热心的同学如获至宝，拿着报纸来央求我用九宫格放大，每个字要像巴掌一样大，这对于我来说不难，半小时功夫搞定。同学们欣喜若狂，拿上街请印背心的民间书画家雕刻镂空，印在同学们的背心上，第一天，“海燕”仅限于我们班，过了两天，全校都是“海燕”了，一周以后，满城尽是海燕飞。
就这样，印上红色文字和数字的白背心，成了我青少年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了我记忆中青春的长河里翻起的少有的一朵鲜艳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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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只好求母亲缝补，母亲见实在太薄，就将父亲的两件旧衣缝补成互为表里的夹衣，表做里来里亦表，正为反时反亦正，表里皆可穿，正反两相宜。母亲的针脚疏密相间，关键处补得牢牢实实。春秋两季尚可，只是长了些，冬天就不协调了。里面的棉袄短，外面的旧衣长，长过棉袄的那一截空荡荡无所依，有点像现在都市少女的超短裙。但我的青少年时代女孩子没有穿裙子的，尤其没有超短裙。人的想象力和联想力都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现实，女生们觉得我的服饰很特别，很类似舞台上跳民族团结舞时常用的道具——折扇的稠子花边。于是私下给我取了一个绰号：“扇子边”。后遇上批林批孔，同班一女生看见我穿旧衣的形象颇有点像身着阔袖长袍的孔子，于是又给我取名为“孔夫子”，她和另一女生交流她的新发现，她说：不看不像。另一个女生就说：越看越像。她们便一齐喊我：“孔夫子！”我大为不快，回敬道：“你们家孔叔叔！”她们笑得花枝乱颤，全班同学也笑得东倒西歪。
那时就盼望过夏天。现在人们常说，夏天是女人的季节。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夏天是穷孩子的季节。到了夏天，我可以不再穿补得像和尚百衲衣一样的旧长衣，我和男生们都穿上了雪白的背心，一件背心八毛钱左右，这点钱即使家里不给，星期天我去做一天小工也有了。现在中小学生很少穿背心，即使穿也不允许光穿背心进课堂，我们那时没有这些讲究。虽然裤子还是补丁加补丁，但上身穿的可是新背心啊。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又说：“穷则思变。”这些教导为我们装饰背心指明了方向，也为县城有艺术细胞的小贩开辟了一条财路。有一个民间书画爱好者当街摆起了一个摊，专为青少年的白背心印上红色的字样：胸前为汉字，楷书、行书、隶书、行楷、行草、美术字，应有尽有;背后印上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一应俱全。且带有鲜明的时代、地方、行业特色。如：
时代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解放军、兴无灭资
地方版：乌江、淇滩、甘溪、思渠、官舟……
行业版：保卫祖国（解放军） 园丁、教工（教师） 轻骑兵（宣传、文化系统） 银鹰（银行职工） 供销（供销社职工） 航运（轮船公司职工）
最直接了当的是干脆印上单位：机械厂、钢铁厂、一小、二小、新沿河中学、机关民兵团……
背后的阿拉伯数字，70年代初多为“5”号，大约是“文革”前电影《女篮五号》的流毒未散，人们中毒太深，对“5”号情有独钟。夏天往街上一走，满城皆是“5”号，只要喊一声“5号！”满城人皆回头，以为是在喊自己。不久，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影片上演，孤胆英雄杨子荣立刻成为人们的偶像。杨子荣在威虎山被封为老九，座山雕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老九不能走！”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喜欢上了“9”号。夏天往街上一走，满城皆是“9”号，只要喊一声“9号！”满城人皆回头，以为是在喊自己。现在人们最钟爱的“6”、“8”极少见，人们都忌讳的“4”、“7”却屡见不鲜。
文字和数字往背心上一印，白色的背心立刻有了生命，有了灵气，有了文化，有了色彩，穿背心的人仿佛也有了品位。印一件文化背心价格不菲，要人民币两大毛，差不多是背心价格的四分之一了。但是为了美，人们是不会吝啬这笔巨款的。
我的第一件白背心，选择了“把青春献给祖国”字样，那是很别致的美术字，分两行排列，给人一种阅读上的留白：把青春——（怎么样？）——献给祖国。上方空白处还有一对乒乓球拍，球拍中间还有一个乒乓球的图案。我在小学时就把《雷锋日记》读了多遍，最欣赏他的一段话：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美好的青春，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胸前印上“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字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顿时油然而生。耳畔仿佛响起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这一代年青人，任重而道远！”
至于数字，当然是“9”号，老九杨子荣是谁？咱们杨家的骄傲！他姓能用，本家焉能不用？却未顾及“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老九”，前面还要加一个“臭”字。更没有想到，自己成年以后，真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百分之百的“老九”。
那年月人们对数字的从众心理，现在看起来真有点匪夷所思，然而在那个年代却没有人认为不正常，因为人们接受的教育是“集体高于一切”，社会对个体的忽视必然导致个体对自身的忽视。没有谁会想自己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标新立异。当然数字的百花齐放现象也是有的，不过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对象身上——工农兵球场里的篮球运动员们。他们穿的背心是由所在单位统一印制的，胸前是单位或行业名，背后数字从“1”到“13”不等，谁穿上几号背心谁就是几号，在本队球员中，号码绝不重复，否则，喊某某号，几个人都回头，这球就没法打了。数字的独一无二为比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队友因之而协调一致配合默契，教练因之而排兵布阵毫厘不爽，裁判因之而执法准确避免了张冠李戴，解说员因之而洞若观火表达清楚明白，观众因之而眼睛雪亮全局在握。
“嘘——”哨音响了，裁判双手在胸前做了个车轮滚动的动作，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甲队13号带球走！”观众席上，支持甲队的观众传来轻轻地惋惜声。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用右手拍了一下左手腕，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乙队11号打手犯规！”观众席上，支持乙队的观众传来轻轻地惋惜声。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竖起两个指头往下一划，解说员会意，朗声解说道：“好球！甲队6号从篮底翻得两分！”观众席上，支持甲队的观众齐声叫好，热烈鼓掌。
“嘘——”哨音又响了，裁判双手交叉摆动，解说员把几乎脱口而出的“好球！”二字收了回来，无不惋惜地朗声解说道：“乙队4号犯规在先，两分无效！”观众席上，支持乙队的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地惋惜道：“哎呀！”
一场球决定胜负后，获胜的球队得到观众掌声赞赏，进球最多的某号球员也几乎被观众视为明星，然而，他背上的数字号码并没有人去追星效仿。
上高中时，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被引入课堂，这是一个奇迹，整个苏联都变修了，高尔基却还是革命者，他的作品当然也是革命的。就在我们学《海燕》的日子，县新华书店几乎同步推出根据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改编的三本连环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看了连环画带着对高尔基的崇敬之情再去读课文，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搏击的矫健形象便真正成了我们心中的精灵。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一幅火柴盒大小的草书书法作品：海燕。几个热心的同学如获至宝，拿着报纸来央求我用九宫格放大，每个字要像巴掌一样大，这对于我来说不难，半小时功夫搞定。同学们欣喜若狂，拿上街请印背心的民间书画家雕刻镂空，印在同学们的背心上，第一天，“海燕”仅限于我们班，过了两天，全校都是“海燕”了，一周以后，满城尽是海燕飞。
就这样，印上红色文字和数字的白背心，成了我青少年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了我记忆中青春的长河里翻起的少有的一朵鲜艳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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