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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对话，贯穿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在现代，文学与哲学谋求彼此沟通。马克·爱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文学对抗哲学》这本书中始终都贯彻着他在“为诗一辩(A defence Of poetry)”的同时所要表达和坚持的观点：“理解批评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批评视为在某些哲学与诗学趋向之间尽情舒展的写作。”(爱德蒙森133)而这也正是其反对语境化和职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作者看来，文学批评要想找到新的出路，就一定要正视文学与哲学在对抗中的融合与相互包容，辩证地看待“语境化”。爱德蒙森在书中虽然主要围绕为了捍卫诗歌对其哲学批评的反驳而进行论述，但也同时辨证地说明了理论对批评的文化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他真正要表达的是展现文学与哲学在对抗中的相容性，同时呼吁诗歌与理论之间的交流。在他看来，正确认识这种“交流”，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是“诗”与“哲学”发展的唯一出路，其具体表现就是“非语境化”。
“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历史当中，文艺与哲学的对抗，其实是感性与理性的对抗。一旦感性与理性的对抗得以消解，文艺与哲学的对抗关系当然也就会得以缓和。早在19世纪末期，‘非理性’和‘反理性’思潮的出现，就已开始了对理性的神圣地位的严厉批判。感知、想象这些与感性相联的范畴因之开始得到重视。”(田春，孙辉28)在当今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也不应该只是一如既往地被划分为两极。水火不相容。爱德蒙森在书中称“柏拉图在驳斥诗人的同时，也或许否认了他自己的诗性和诗才。阿瑟·丹托也曾提出对柏拉图在反驳艺术及艺术家时表现出的一个主要悖论：既然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它远离真实，它就是徒劳无益的、软弱无力的。”(7，8)同时，他还总结了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艺术作为精神表现中的一个阶段，为其下一阶段——哲学铺平了道路、但也同时会在哲学完善中消亡的特性。他说：“从黑格尔的角度看，艺术必须顺从地接受某种哲学治疗，继而克服其对特殊的固着，升入不断演化的观念的世界，即精神世界。艺术本我所在之处就是哲学自我应在之处。德里达说：‘哲学从始至终—直被确定为对诗歌登上舞台所作出的反应。’”(爱德蒙森9)爱德蒙森以这些理论界的经典论述中所饱含的与“诗”的融合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与哲学有史以来的相融性。“文学化的哲学已经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这种哲学文本诗化和文学艺术文本哲学化的趋势，在当今愈演愈烈，已成为今天文坛的一种时髦，其直接后果是，文学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文艺与哲学、与历史的差异日益缩小。”(田春，孙辉26)
事实上，对于哲学与文学这一古老论争，无论是思的支持者，还是诗的维护者，都曾在其融合这一点上作过研究，而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二者的同源性和在语言上的交融。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也曾指明文学与哲学的这种同源性，他认为二者都采用语言的表达功能而非表述功能，后者是一切经验科学的特性，“与其说它们是表达暂时的情感，不如说是表达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引用于李凤亮102)解构哲学家德里达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此颇为相似。他从根本上否认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因为他也认为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具有共同的本源。“隐喻字看来包含在全部哲学语言中，一点也不比哲学讨论中所谓的自然语言，即作为哲学语言的自然语言的用法少。”(引用于田春，孙辉29)哲学与文学的共同点正在于隐喻。与文学一样，哲学中的隐喻也是无处不在的。
如前所述，爱德蒙森强调是否应抛弃语境化是能否促进哲学与文学新融合的契合点。他从辩证的角度展现文学与哲学的交融实际上是在向读者示范如何以“新(弱)历史主义”的角度开辟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新路，即既要看到对抗——把文学语境化，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特定语境，应该做到“非语境化”——即辩证的、新(弱)历史主义的“语境化”。这也是爱德蒙森在论述中极力体现“诗与思交融”的主要原因。在展现哲学与文学辩证统一的历史依据的同时，其实也在试图打破以往历史主义看待文学作品的视角，提出以“弱历史主义”的视角，将每次文学批评理论思潮的更迭都看作是文学与哲学对抗及交织的结果，这里当然扩大了“哲学”的外延，即把它延伸为包括所有对艺术、或确切地说对诗、对文学的攻击和批评，而“诗歌”就是指一切能富有成效地突破破坏性范式，超越理论的还原性解说里的文化创造产品(爱德蒙森28)。
爱德蒙森同意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放入其历史语境来阅读。然而，读者应该把一部作品语境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趣味，能做到不把历史语境当作另一个手段参与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需要相当程度的沉着与理智上的诚实(爱德蒙森17)。纵观文学理论、艺术形式及思潮的交替，我们不难看出，在历史主义下文学“语境化”的必然。而其主要表现则为社会背景、政治观念以及国家性质造成的对文学的必然影响和制约。同时也集中体现着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说将文学批评语境化是承认文学理论变迁中每一个时代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性的话，“非语境化”就是寻找跨越时代的共性，正如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贯彻始终的思想，“诗”与理论的交融贯穿二者的存在与对抗。承认、理解和发展这种融合，就是“非语境化”的集中表现。仅以文学流派在某一时期的更替以及体现出的共通性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在其更替中“既有不同流派的对立和排斥，又有互相的吸收和趋同，前者主要表现在主题、题材、人物本质上，后者主要表现在艺术手法、作家思维上。表面上对抗的加剧意味着更大的趋同即将出现。”(毛信德28)
爱德蒙森在书中提倡“非语境化”，但并未完全摒弃“语境化”的存在，而是尝试说服读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要辩证地看“语境化”。既承认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又不拘泥于这个语境，要从宏观角度追寻其共性，这样才能突破“对抗”，找到凌驾于文学与哲学二者之上的语言，并最终共同获得出路。辩证地看“语境化”是由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与哲学的融合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不受社会政治历史演变的影响。但文学毕竟不是社会政治的附庸，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轨迹。”(毛信德，26)“随着人们对宗教、民族同一性以及社会命运的信仰渐渐消退，文学研究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爱德蒙森19)从文学对社会及文化的作用来看，极端助长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和绝对的排斥“语境化”都不利于文学与哲学今后的发展。因此，对于“语境化”，还要辩证地来看。
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反对“语境化”，他谈道：“文学批评论及艺术作品与所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一套熟悉的术语：我们称之为隐喻，象征、寓言、再现，而最常用的是模仿。这些术语各有其丰富的历史(13)”。非社会性和非政治性的文化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在一种文化的其他方面起作用的逻辑推理性话语机制中分出的一个审美领域，是这种文化本文与社会性和政治性文化本文之间的功能性区别。因此，将文学批评理论教条地语境化是违背文学其本质，也是与哲学家们对诗进行批判的初衷相背离的。迈克尔·巴克森多尔曾指出，“艺术和社会是从两种不同的对人类经验的分类中引出的分析性观念……是外加在相互渗透的内容之上、互不对应的体系结构。”他认为，若要把两者联系起来，就必须“首先对一方进行调整以适应另一方，而且，要始终留心究竟什么样的调整才是所需要的，因为这一点正是人们所要获得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调整，并找到一种测量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劝告至关重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的透明性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其区别标志之一就是前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而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认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许多则是原形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格林伯雷14)。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否定了完全及单一的“语境化”，呼吁符合文学作用于社会的辩证的“非语境化”。而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的发展才能突破瓶颈，做到真正的有发展。
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为诗一辩”并不断强调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论述初衷，即顺应哲学与文学在所谓新的文学批评“语境”下融合的趋势，呼吁双方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同时，他在《文学对抗哲学》中反对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职业化，鼓励读者在认识到体制和职业对他们的思维所造成的限制后作出相应的调整(爱德蒙森26)，而对于文学批评，能够既“借古讽今”，又能跳出历史的圈子，在“非语境化”中延续并促进诗与哲学的融合和各自的发展与完善。
“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历史当中，文艺与哲学的对抗，其实是感性与理性的对抗。一旦感性与理性的对抗得以消解，文艺与哲学的对抗关系当然也就会得以缓和。早在19世纪末期，‘非理性’和‘反理性’思潮的出现，就已开始了对理性的神圣地位的严厉批判。感知、想象这些与感性相联的范畴因之开始得到重视。”(田春，孙辉28)在当今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也不应该只是一如既往地被划分为两极。水火不相容。爱德蒙森在书中称“柏拉图在驳斥诗人的同时，也或许否认了他自己的诗性和诗才。阿瑟·丹托也曾提出对柏拉图在反驳艺术及艺术家时表现出的一个主要悖论：既然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它远离真实，它就是徒劳无益的、软弱无力的。”(7，8)同时，他还总结了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艺术作为精神表现中的一个阶段，为其下一阶段——哲学铺平了道路、但也同时会在哲学完善中消亡的特性。他说：“从黑格尔的角度看，艺术必须顺从地接受某种哲学治疗，继而克服其对特殊的固着，升入不断演化的观念的世界，即精神世界。艺术本我所在之处就是哲学自我应在之处。德里达说：‘哲学从始至终—直被确定为对诗歌登上舞台所作出的反应。’”(爱德蒙森9)爱德蒙森以这些理论界的经典论述中所饱含的与“诗”的融合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与哲学有史以来的相融性。“文学化的哲学已经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这种哲学文本诗化和文学艺术文本哲学化的趋势，在当今愈演愈烈，已成为今天文坛的一种时髦，其直接后果是，文学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文艺与哲学、与历史的差异日益缩小。”(田春，孙辉26)
事实上，对于哲学与文学这一古老论争，无论是思的支持者，还是诗的维护者，都曾在其融合这一点上作过研究，而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二者的同源性和在语言上的交融。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也曾指明文学与哲学的这种同源性，他认为二者都采用语言的表达功能而非表述功能，后者是一切经验科学的特性，“与其说它们是表达暂时的情感，不如说是表达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引用于李凤亮102)解构哲学家德里达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此颇为相似。他从根本上否认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因为他也认为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具有共同的本源。“隐喻字看来包含在全部哲学语言中，一点也不比哲学讨论中所谓的自然语言，即作为哲学语言的自然语言的用法少。”(引用于田春，孙辉29)哲学与文学的共同点正在于隐喻。与文学一样，哲学中的隐喻也是无处不在的。
如前所述，爱德蒙森强调是否应抛弃语境化是能否促进哲学与文学新融合的契合点。他从辩证的角度展现文学与哲学的交融实际上是在向读者示范如何以“新(弱)历史主义”的角度开辟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新路，即既要看到对抗——把文学语境化，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特定语境，应该做到“非语境化”——即辩证的、新(弱)历史主义的“语境化”。这也是爱德蒙森在论述中极力体现“诗与思交融”的主要原因。在展现哲学与文学辩证统一的历史依据的同时，其实也在试图打破以往历史主义看待文学作品的视角，提出以“弱历史主义”的视角，将每次文学批评理论思潮的更迭都看作是文学与哲学对抗及交织的结果，这里当然扩大了“哲学”的外延，即把它延伸为包括所有对艺术、或确切地说对诗、对文学的攻击和批评，而“诗歌”就是指一切能富有成效地突破破坏性范式，超越理论的还原性解说里的文化创造产品(爱德蒙森28)。
爱德蒙森同意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放入其历史语境来阅读。然而，读者应该把一部作品语境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趣味，能做到不把历史语境当作另一个手段参与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需要相当程度的沉着与理智上的诚实(爱德蒙森17)。纵观文学理论、艺术形式及思潮的交替，我们不难看出，在历史主义下文学“语境化”的必然。而其主要表现则为社会背景、政治观念以及国家性质造成的对文学的必然影响和制约。同时也集中体现着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说将文学批评语境化是承认文学理论变迁中每一个时代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性的话，“非语境化”就是寻找跨越时代的共性，正如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贯彻始终的思想，“诗”与理论的交融贯穿二者的存在与对抗。承认、理解和发展这种融合，就是“非语境化”的集中表现。仅以文学流派在某一时期的更替以及体现出的共通性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在其更替中“既有不同流派的对立和排斥，又有互相的吸收和趋同，前者主要表现在主题、题材、人物本质上，后者主要表现在艺术手法、作家思维上。表面上对抗的加剧意味着更大的趋同即将出现。”(毛信德28)
爱德蒙森在书中提倡“非语境化”，但并未完全摒弃“语境化”的存在，而是尝试说服读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要辩证地看“语境化”。既承认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又不拘泥于这个语境，要从宏观角度追寻其共性，这样才能突破“对抗”，找到凌驾于文学与哲学二者之上的语言，并最终共同获得出路。辩证地看“语境化”是由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与哲学的融合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不受社会政治历史演变的影响。但文学毕竟不是社会政治的附庸，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轨迹。”(毛信德，26)“随着人们对宗教、民族同一性以及社会命运的信仰渐渐消退，文学研究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爱德蒙森19)从文学对社会及文化的作用来看，极端助长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和绝对的排斥“语境化”都不利于文学与哲学今后的发展。因此，对于“语境化”，还要辩证地来看。
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反对“语境化”，他谈道：“文学批评论及艺术作品与所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一套熟悉的术语：我们称之为隐喻，象征、寓言、再现，而最常用的是模仿。这些术语各有其丰富的历史(13)”。非社会性和非政治性的文化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在一种文化的其他方面起作用的逻辑推理性话语机制中分出的一个审美领域，是这种文化本文与社会性和政治性文化本文之间的功能性区别。因此，将文学批评理论教条地语境化是违背文学其本质，也是与哲学家们对诗进行批判的初衷相背离的。迈克尔·巴克森多尔曾指出，“艺术和社会是从两种不同的对人类经验的分类中引出的分析性观念……是外加在相互渗透的内容之上、互不对应的体系结构。”他认为，若要把两者联系起来，就必须“首先对一方进行调整以适应另一方，而且，要始终留心究竟什么样的调整才是所需要的，因为这一点正是人们所要获得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调整，并找到一种测量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劝告至关重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的透明性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其区别标志之一就是前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而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认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许多则是原形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格林伯雷14)。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否定了完全及单一的“语境化”，呼吁符合文学作用于社会的辩证的“非语境化”。而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的发展才能突破瓶颈，做到真正的有发展。
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为诗一辩”并不断强调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论述初衷，即顺应哲学与文学在所谓新的文学批评“语境”下融合的趋势，呼吁双方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同时，他在《文学对抗哲学》中反对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职业化，鼓励读者在认识到体制和职业对他们的思维所造成的限制后作出相应的调整(爱德蒙森26)，而对于文学批评，能够既“借古讽今”，又能跳出历史的圈子，在“非语境化”中延续并促进诗与哲学的融合和各自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