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操作层面提高货币政策专业壁垒，令参与货币政策制订的各方因“外行”而难以置喙，这是在面临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技术约束条件下实现央行“独立性”的独特手法
央行新一轮司局长人事安排日前已尘埃落定，一批专家型、高学历的金融官员获得重用:资深金融专家、原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转任金融稳定局局长，著名海归派学者、原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易纲扶正执掌该司，拥有博士学位的凌涛（原央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和金琦（原央行国际司副司长）分别升任反洗钱局局长和金融市场司司长。此前周小川在人民银行分支行长座谈会上曾强调，“尽快建立一支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和开拓型的干部人才队伍，汇聚起一大批懂理论、懂业务、懂管理、具有宏观分析能力的一流专家，为全面做好新形势下的中央银行工作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与周氏执掌证监会期间专辟规划委、力推海归派之举一脉相承，央行新班底反映了这位学者型行长对于“专家治理”的一贯追求，然而这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偏好吗？似乎又并不那么简单：“组织路线总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人事变动的背后隐隐浮现了央行的某种不同寻常的追求。
谢平演讲的微妙征兆
10月22日，履新前夕、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谢平在社科院金融所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十分学术化，但在一些内行看来，这次演讲应有不少题外之意。
谢平在演讲中畅谈“泰勒规则”，强调以泰勒公式为基础的、“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较之以弗里德曼理论为基础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诸多优越性：“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是对央行的约束，但它也使货币政策建立了承诺机制，从而可以避免货币政策的短视和机会主义倾向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货币政策规则的采用也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有效性和可靠性。”
如果略去艰深的理论细节，谢平所属意的已为德国、加拿大等国采用的“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与我国一直执行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显著区别有二：
第一，客观性。“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以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变量为调控基础，针对通胀水平和产出变化调整短期利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以M0、M1、M2等数量型变量为调控基础，针对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调整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物价变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且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与日益频繁的资本流动也令如何界定M0、M1、M2十分困难（英国一度曾排到M7），故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更多依赖主观判断；而通胀水平与产出变化均是客观指标，且与利率之间也无互动关系，故而“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更多属于按章操作。
第二，复杂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虽然因操作不透明而显得神秘莫测，但理论与实践均较简明易懂，近乎傻姑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试错游戏，而“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则要求理解并测算“通胀缺口”、“产出缺口”、“自然均衡利率”及各个系数，若非业内专家，一般人难以通晓，更不要提实际操作了。
如果说谢平上述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还不够清晰或者可能只代表他个人的学术兴趣的话，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货币政策的重新定位却再明确不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认为，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最早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至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实际上，谢平所属意的“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未公开表示奉行“规则导向”的美联储，其实也持这种立场，其货币政策致力于调整利率，以使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劳动力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的水平上并解除通货膨胀之忧。
如果我们将央行人事变动、谢平学术演讲、《决定》最新精神贯串起来，不难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央行独立。而这一独立和时下大多数传媒所热炒的“独立”颇有微妙不同。
“独立性”的难言之隐与言外之意
银监会成立之前关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相分离的热烈讨论虽然以口水居多，却也使大家达成一项共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央行地位及隶属关系问题上难以照搬国外模式，那种面红耳赤地主张央行应从国务院序列中脱离出来而对全国人大负责的论调无疑显得幼稚而迂远，而目前的制度安排——央行隶属于国务院，与财政部并列——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决定央行的性质和作用。
如果以上属于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那么在体制-技术层面央行同样面临一系列影响独立性的制约因素。
首先，央行所面对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几有宵壤之别，由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央行所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难以达到目的，屡有央行降息而信贷依然收缩、央行提息而信贷照旧膨胀的尴尬情势。
其次，名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为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中国经济连年“双顺差”的情况下给央行造成了沉重的外汇占款负担，为了执行结售汇制度、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被动地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然后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致使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收窄。
再次，由于利率尚未市场化，央行根本不具备运用泰勒公式的条件，所谓“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更多地是一种憧憬而已。
银监会分立出去之后，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空前凸显，但从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来看，央行在货币政策领域依然只扮演召集人和协调人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议案实行票决制，而来自央行的委员只占少数；央行在制订货币政策方案时必须报国务院批准，并应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者会议纪要作为附件--显然，若无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银行业协会、统计局等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单位支持和配合，央行的货币政策方针恐怕很难落实。
以周小川的风格，即使空间逼仄，他也会坚持：“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而这场戴着镣铐的舞蹈也的确摄人心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货币政策目标的中性性质，从而使行政部门和利益集团难以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由要求央行出台货币政策“利好”，央行只需考虑货币稳定即可；结构调整的任务交给财政政策之后，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处于超然的“宏观”地位，只需照顾总量平衡即可。而谢平对泰勒公式的推崇、周小川对专家治理的偏爱，更潜含从操作层面提高货币政策专业壁垒的意味，今后参与货币政策制订的有关各方很可能由于“外行”而难以置喙。在势力范围已然缩水的形势下，为了体现自身的独立性，央行甚至不惜逆势而动，“越俎代庖”、“微观调控”，如针对房产业的121号文件的出台。
但央行上下无疑均很清楚，欲向美联储或至少是市场经济国家合格央行看齐，核心在于突破体制-技术障碍（对央行而言，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制度、汇率制度等既构成体制制约，也构成技术制约，二者实乃一体之两面），这也是周小川在不同场合多次大声疾呼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本刊记者夏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