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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樊锦诗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初次见面，樊先生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她的话语淳朴、直接而生动，体现着一种毫不矫情与做作的大家范儿。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
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就把她调回来，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等真正结婚的时候，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说起爱人，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他们能做到，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文革，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但令人欣慰的是，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即一定要保住敦煌！
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房屋建筑被捣毁。相比孔庙，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全都是泥巴的，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敲它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
“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那文物就完了，”提起当年的事情，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神情分外动容。我们知道，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
文革中，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至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
让彭金章放弃自己事业的原因，在于老伴的坚持。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
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她心中有过疑问：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就业环境中出来，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一画就是数十年，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厮守”，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現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青春流逝”的主要威胁。“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伤感，“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
她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即使游客再多，也实现了有序可控;先看电影了解、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他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
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更激发了不少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
敦煌艺术的入门其实不难。佛教，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呈现，比较虚幻抽象，而一旦转换成艺术，就会变得相对直观。樊锦诗建议，可以先从大家感兴趣的点开始。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便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
这里交融汇聚有各种元素，年轻人会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趣的点。
比如敦煌的菩萨像，就是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审美观在佛教造像中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汉文化与外传文化融汇中特有的“再创造”特质。西域盛行丰乳、细腰、肥臀、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裸体菩萨。当众菩萨东入中国，受传统汉文化“含蓄为美”的影响，虽然仍有衣着暴露的，但已经在一个不太过分的程度之内，这正是体现了佛教外来艺术与中国传统汉文化、儒家思想的结合。
又如中唐158窟的卧佛，面形端庄秀丽、睡态安详舒展、整体比例协调、线条细致入微。樊锦诗曾说，“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间洞窟，佛陀泰然自若、恬静美好的神情，能让人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甚至觉得佛陀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庄重温情之美，相信会直达很多人的心灵。
通过观赏壁画造像，年轻人可以对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窥见一斑。
艺术源于生活。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普度众生的诸天神佛，古代的画家们没有见过，除了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更需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元素、获得灵感。因此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展示。例如唐代以胖为美，敦煌中唐代的菩萨像大多体态丰腴、姿态优美，面貌方额广颐，服饰珠光宝气，体现着盛唐特有的女性审美观。
对美的认识理解需要循序渐进。樊锦诗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不要着急，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以点到面，形成一个系统。比如敦煌的菩萨，通过系统了解、学习后发现，最原始的为男身，结合汉文化后，他的形象经历了“非男非女”、“男身女相”、“女身男相”、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转变。如果仔细认真了解敦煌，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
谈到年轻人，樊锦诗说，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就是想去看看，慢慢地随着研究的开展，他们对敦煌的了解日渐加深，时间长了，就都不走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爱上了。这群人，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任时光匆匆流逝，这种青春却永不褪色。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即将结束时，我心中突然升起很多不舍。与樊先生的相遇实在太过美好，她的简单、直爽、纯真、坚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位可爱耿直的老人。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记者眼前仿佛浮现出社科院研究员白滨1964年初见樊锦诗时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初次见面，樊先生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她的话语淳朴、直接而生动，体现着一种毫不矫情与做作的大家范儿。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初遇敦煌，“目的不纯”
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
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再见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就把她调回来，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等真正结婚的时候，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说起爱人，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他们能做到，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
扎根敦煌，无怨无悔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文革，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但令人欣慰的是，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即一定要保住敦煌！
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房屋建筑被捣毁。相比孔庙，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全都是泥巴的，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敲它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
“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那文物就完了，”提起当年的事情，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神情分外动容。我们知道，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
文革中，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至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
让彭金章放弃自己事业的原因，在于老伴的坚持。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
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她心中有过疑问：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就业环境中出来，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一画就是数十年，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厮守”，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数字敦煌，“容颜永驻”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現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青春流逝”的主要威胁。“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伤感，“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
她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即使游客再多，也实现了有序可控;先看电影了解、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他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
爱上敦煌，其实不难
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更激发了不少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
敦煌艺术的入门其实不难。佛教，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呈现，比较虚幻抽象，而一旦转换成艺术，就会变得相对直观。樊锦诗建议，可以先从大家感兴趣的点开始。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便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
这里交融汇聚有各种元素，年轻人会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趣的点。
比如敦煌的菩萨像，就是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审美观在佛教造像中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汉文化与外传文化融汇中特有的“再创造”特质。西域盛行丰乳、细腰、肥臀、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裸体菩萨。当众菩萨东入中国，受传统汉文化“含蓄为美”的影响，虽然仍有衣着暴露的，但已经在一个不太过分的程度之内，这正是体现了佛教外来艺术与中国传统汉文化、儒家思想的结合。
又如中唐158窟的卧佛，面形端庄秀丽、睡态安详舒展、整体比例协调、线条细致入微。樊锦诗曾说，“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间洞窟，佛陀泰然自若、恬静美好的神情，能让人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甚至觉得佛陀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庄重温情之美，相信会直达很多人的心灵。
通过观赏壁画造像，年轻人可以对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窥见一斑。
艺术源于生活。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普度众生的诸天神佛，古代的画家们没有见过，除了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更需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元素、获得灵感。因此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展示。例如唐代以胖为美，敦煌中唐代的菩萨像大多体态丰腴、姿态优美，面貌方额广颐，服饰珠光宝气，体现着盛唐特有的女性审美观。
对美的认识理解需要循序渐进。樊锦诗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不要着急，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以点到面，形成一个系统。比如敦煌的菩萨，通过系统了解、学习后发现，最原始的为男身，结合汉文化后，他的形象经历了“非男非女”、“男身女相”、“女身男相”、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转变。如果仔细认真了解敦煌，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
谈到年轻人，樊锦诗说，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就是想去看看，慢慢地随着研究的开展，他们对敦煌的了解日渐加深，时间长了，就都不走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爱上了。这群人，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任时光匆匆流逝，这种青春却永不褪色。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即将结束时，我心中突然升起很多不舍。与樊先生的相遇实在太过美好，她的简单、直爽、纯真、坚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位可爱耿直的老人。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记者眼前仿佛浮现出社科院研究员白滨1964年初见樊锦诗时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