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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喜俊，作家、国家一級编剧、全国优秀青年文艺家、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发表各类文艺作品900余万字。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30余项。出版八卷本《周喜俊文集》，著有《辣椒嫂》《沃野寻芳》等著作13部。长篇小说《当家的女人》《当家的男人》《我的幸福谁当家》，称为“当家系列”三部曲。
周喜俊是一个高产作家，大作品不断，小短品频发。上次采访她还是2016年，《沃野寻芳——中央工艺美院在河北李村》刚刚出版，因这部有着抢救性质的长篇纪实文学而被迫中断创作的《我的幸福谁当家》两年后才又被捡起。去年年底，周老师微信告诉我，这本耽误了两年的《我的幸福谁当家》，作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点图书终于要出版了。当我再次因新作面世采访周老师的时候，她刚卸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的职务，专心创作。她依旧神采奕奕，一如当初，跟我畅聊什么是幸福，如何当家，聊她心心念念的农民，聊乡村振兴的路子该朝什么方向走……
十年，是一个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
耿凤：《我的幸福谁当家》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出版了，虽然中途因为各种情况中断，甚至推翻重来，但它的出版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是您从事创作四十年，也算圆满了。
周喜俊：是啊，这部长篇从深入生活开始，到最后定稿，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过程也是我走遍大江南北，对“三农”问题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
耿凤：相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讲，您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或者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众所周知，您的创作素材都是深入生活得来的，抛去自身农村生活的历史痕迹，此次创作站位更高，更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周喜俊：我不太喜欢用“采风”这个词，总觉得采风只是走马观花，而深入生活是要实实在在扎下去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取最鲜活的素材。
在《当家的女人》播出最火的时候，南方一家电视台约我写一部反映南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变化的电视剧，题目定好了就叫《大江南》。他们非常热情，派专人陪着我采访了不少先进典型，召开了各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我当时感到收获满满，提纲写得也很顺利。但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我自幼生活在北方，对南方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环境不熟悉，这些只有事件和理念的素材，看着很丰富，用起来却找不到根基。剧本写到十九集，连我自己都信心不足，只好暂时搁浅。我又到北方深入生活，平山、灵寿、晋州、行唐，素材积累多了，有一天突然对那半部电视剧产生了新的想法，决定先写成小说，再择机改编电视剧。我把历史背景放在了河北，站在全国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的发展，所有素材一下激活了，小说写得很顺手，很快就写出八万多字。
耿凤：但是这八万多字被《沃野寻芳》中断了，之后又重新投入到《我的幸福谁当家》的写作，您在后记中说到了“推翻重来”，那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与推翻的八万多字是完全不同了吗？
周喜俊：大部分内容都做了改动，那八万多字里，我让黄彩萍这个人物死了，她深爱田水生，又不忍心让她受到哥哥黄家兴的伤害，所以选择了以死抗争。这个结局让我内心一直很纠结，觉得她不该死，她死了，不仅这个人物断了线，对于塑造田水生也是有影响的。重写时我就把她的“死”写成了一个悬念。我跟田水生、黄彩萍是同时代的人，我亲眼看到过那么多有情人因为贫穷而不能终成眷属，他们逃婚，闹出悲剧，被打残，甚至自杀。但也有不少女性并没有因为婚姻不幸而悲观厌世，感情的磨难恰恰给了她们决心改变命运的动力。她们不会逆来顺受，而要用另一种形式抗争。黄彩萍应该属于后者。她对田水生的感情是深沉的，她把不能得到的爱情压在心底，选择了逃婚，这既是对一伙狼狈为奸骗婚者最好的惩罚，也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
耿凤：其实您并不是要下笔去写一部作品才去深入生活，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积累。
周喜俊：写长篇小说需要的人物很多，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储存人物是我多年的习惯，这些人物不是静止存放，而是伴随着我的成长而不断丰满。我经常和基层作者讲，蒸馒头还要有一个发面的过程呢，更何况写作了。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积淀，只靠凭空想象，写出的作品很难打动人。
耿凤：《沃野寻芳》的写作是带有抢救性质的，而《我的幸福谁当家》中也穿插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批画家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锻炼的情景，比如住在黄彩萍家的黄敏，这是来自《沃野寻芳》的灵感，还是确有其事？
周喜俊：这些情节在原先创作的八万多字里没有，是我在写《沃野寻芳》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黄敏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黄彩萍逃婚到云南去找黄敏扑空，身无分文，只能靠一路打工维持生计，这段经历旨在反映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到南方的打工妹所经历的苦难和困惑。
耿凤：从《当家的女人》到《当家的男人》，再到《我的幸福谁当家》，“当家系列”已经完成了三部，题目由肯定转为设问，这让读者不得不从书中找答案。您对“当家”怎么理解？
周喜俊：《当家的女人》通过张菊香这个被别人顶替了上大学的农村女青年如何当好四个光棍儿的小家，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变化。《当家的男人》写一个大学生村官如何当好一个村的大家庭的家，反映了九十年代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人物的心理轨迹。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面对农村遇到的新问题，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解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短板，只有大批青年人才回归农村，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有志青年，他们当中有大学生，有复员军人，也有出国留学的博士生。每次与他们接触，我都很受鼓舞。所以《我的幸福谁当家》，就写了以田水生为代表的两代青年人为实现我们的幸福而如何当好家的命题。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如果农村靠污染环境去发展，最终前进也是倒退。我们应该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青年人要追求什么样的幸福？黄彩萍的哥哥黄家兴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通过牺牲亲情为自己找靠山，是通过污染环境得利益，最终走进了监狱。复员军人田水生忍辱负重，历经磨难，却从未改变过为实现家乡绿水青山而不懈努力的初衷。如果每个人都有了为幸福而当家的理念，农村的短板自然会得到解决。 耿凤：“当家系列”的前兩部都拍了电视剧，这部长篇有拍影视剧的打算吗？
周喜俊：我是有这个考虑的，前提是一定要找到产生感情共鸣的制作方，只有对乡村振兴问题达成共识，才有可能拍出一部获奖和市场双赢的电视剧。
为农民写作，是一种责任
耿凤：您的作品主要是围绕农村和农民展开。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您觉得这是时代赋予的烙印，还是您主动的创作方向选择？
周喜俊：有时代赋予的烙印，也有割舍不掉的情缘。我初中毕业在农村劳动过十年，我之所以拿起笔写作，是有感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那时候我只要在刊物上发表一篇作品，几乎要传遍大半个村庄。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私人化的，写每一篇作品时都会想想乡亲们看了会是什么反应。他们满意了，我就很高兴，至于能不能获奖，从来没想过。1982年7月，我的新故事《辣椒嫂》在全国《曲艺》杂志头题发表，10月，中国曲艺家协会邀我去参加曲艺创作班，需要带三十斤全国通用的粮票，我们家别说全国通用粮票，河北粮票都没有，是村里一帮文学爱好者给凑够三十多斤地方粮票，一个在公社修配厂打铁的小伙子帮忙到饭店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我带着这三十斤全国粮票登上去北京的火车时，心里就暗自发誓，我一辈子都会为他们写作。如果说这是初心，那么后来我的作品能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则成了动力。尤其是《当家的女人》播出在全国产生的影响，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深入生活，只要得知是《当家的女人》编剧来了，马上会受到最真诚的接待。那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内蒙古一个作者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一个拆迁村，家家得到一笔不菲的补贴，女人们都不干活儿，整天在一起搓麻将聊闲天，看过《当家的女人》后都受了触动，说张菊香那么不容易还能闯出致富路，咱年纪轻轻就这么混日子多没劲，后来都开始做生意。这类信息我得到过很多。当你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方向性的引领时，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也会多了一份责任。
耿凤：上次跟您聊《沃野寻芳》的创作时，您跟我说过一句话，“从经济上看，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但他们的内心强大而高贵。”
周喜俊：是这样的，有的人对农民不了解，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不足，但你真正深入下去，对农村和农民深入了解之后，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省城工作已经35年了，但从来没有隔断与农村的联系，每年有大量时间到农村去，这不是响应什么号召，也不是做样子给谁看，而是觉得这个群体是我永远的牵挂。我在农村有好多朋友，即便我不下去，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提供创作素材。有一次，我在冀图讲坛讲座，一个农村读者坐车赶一百多里路程，拿着我三十年前出的一本作品集让我签名。还有一次我在石家庄市图书馆讲座，一位农村读者拿着多年前我发表作品的一份报纸找到现场让我签名，还给我带来自己亲手用小米和白面做的烙饼。我与这些读者非亲非故，但通过看作品，他们把我当成了最亲近的朋友。
耿凤：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有着十分鲜活的呈现，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作品的灵魂，像张菊香、时涌泉、田水生、黄彩萍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农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周喜俊：我1999年开始写《当家的女人》剧本，今年出版《我的幸福谁当家》，整整20年，我完成了农村题材“当家”三部曲。田水生在这部作品中是主角，同时也代表了一个群体，他是一个综合的形象。黄彩萍代表众多农村姐妹，时代造成了她婚姻的不幸，但她不恨这个时代，反而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所在。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比前两部更丰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命题——乡村振兴必须吸引大批有知识的青年回归农村。这条路径不是我编出来的，是我在长期深入农村生活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当青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致富门路的时候，农村一系列问题就会得到妥善解决。这是一种预示，也是一种现实。
耿凤：在《我的幸福谁当家》的后记中，您说您从来不相信“乡村消亡”的怪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基于对农村的情感，更多的是因为什么？
周喜俊：作为一个有着近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吃饭问题要靠外国来解决，就等于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乡村只能振兴，绝对不会消亡，这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耿凤：您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小说，但您也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怎么看待城市题材小说？有没有想过创作此类作品，或者说换个角度创作？
周喜俊：几年前有人问过同一个问题，我当时就说过，当我对城市生活像对农村生活一样熟知时，我一定会写的，只是现在觉得储蓄还不够丰厚。
我写农村题材比较多，但并不是不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今年要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和正创作的电影剧本《永不断线的风筝》都是写艺术家的。下一部是个大题材，我在采访过程中就被感动了。不管写什么题材，只要感动了自己，我想也能感动读者。
编辑：安春华
周喜俊是一个高产作家，大作品不断，小短品频发。上次采访她还是2016年，《沃野寻芳——中央工艺美院在河北李村》刚刚出版，因这部有着抢救性质的长篇纪实文学而被迫中断创作的《我的幸福谁当家》两年后才又被捡起。去年年底，周老师微信告诉我，这本耽误了两年的《我的幸福谁当家》，作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点图书终于要出版了。当我再次因新作面世采访周老师的时候，她刚卸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的职务，专心创作。她依旧神采奕奕，一如当初，跟我畅聊什么是幸福，如何当家，聊她心心念念的农民，聊乡村振兴的路子该朝什么方向走……
十年，是一个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
耿凤：《我的幸福谁当家》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出版了，虽然中途因为各种情况中断，甚至推翻重来，但它的出版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是您从事创作四十年，也算圆满了。
周喜俊：是啊，这部长篇从深入生活开始，到最后定稿，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过程也是我走遍大江南北，对“三农”问题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
耿凤：相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讲，您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或者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众所周知，您的创作素材都是深入生活得来的，抛去自身农村生活的历史痕迹，此次创作站位更高，更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周喜俊：我不太喜欢用“采风”这个词，总觉得采风只是走马观花，而深入生活是要实实在在扎下去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取最鲜活的素材。
在《当家的女人》播出最火的时候，南方一家电视台约我写一部反映南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变化的电视剧，题目定好了就叫《大江南》。他们非常热情，派专人陪着我采访了不少先进典型，召开了各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我当时感到收获满满，提纲写得也很顺利。但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我自幼生活在北方，对南方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环境不熟悉，这些只有事件和理念的素材，看着很丰富，用起来却找不到根基。剧本写到十九集，连我自己都信心不足，只好暂时搁浅。我又到北方深入生活，平山、灵寿、晋州、行唐，素材积累多了，有一天突然对那半部电视剧产生了新的想法，决定先写成小说，再择机改编电视剧。我把历史背景放在了河北，站在全国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的发展，所有素材一下激活了，小说写得很顺手，很快就写出八万多字。
耿凤：但是这八万多字被《沃野寻芳》中断了，之后又重新投入到《我的幸福谁当家》的写作，您在后记中说到了“推翻重来”，那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与推翻的八万多字是完全不同了吗？
周喜俊：大部分内容都做了改动，那八万多字里，我让黄彩萍这个人物死了，她深爱田水生，又不忍心让她受到哥哥黄家兴的伤害，所以选择了以死抗争。这个结局让我内心一直很纠结，觉得她不该死，她死了，不仅这个人物断了线，对于塑造田水生也是有影响的。重写时我就把她的“死”写成了一个悬念。我跟田水生、黄彩萍是同时代的人，我亲眼看到过那么多有情人因为贫穷而不能终成眷属，他们逃婚，闹出悲剧，被打残，甚至自杀。但也有不少女性并没有因为婚姻不幸而悲观厌世，感情的磨难恰恰给了她们决心改变命运的动力。她们不会逆来顺受，而要用另一种形式抗争。黄彩萍应该属于后者。她对田水生的感情是深沉的，她把不能得到的爱情压在心底，选择了逃婚，这既是对一伙狼狈为奸骗婚者最好的惩罚，也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
耿凤：其实您并不是要下笔去写一部作品才去深入生活，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积累。
周喜俊：写长篇小说需要的人物很多，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储存人物是我多年的习惯，这些人物不是静止存放，而是伴随着我的成长而不断丰满。我经常和基层作者讲，蒸馒头还要有一个发面的过程呢，更何况写作了。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积淀，只靠凭空想象，写出的作品很难打动人。
耿凤：《沃野寻芳》的写作是带有抢救性质的，而《我的幸福谁当家》中也穿插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批画家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锻炼的情景，比如住在黄彩萍家的黄敏，这是来自《沃野寻芳》的灵感，还是确有其事？
周喜俊：这些情节在原先创作的八万多字里没有，是我在写《沃野寻芳》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黄敏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黄彩萍逃婚到云南去找黄敏扑空，身无分文，只能靠一路打工维持生计，这段经历旨在反映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到南方的打工妹所经历的苦难和困惑。
耿凤：从《当家的女人》到《当家的男人》，再到《我的幸福谁当家》，“当家系列”已经完成了三部，题目由肯定转为设问，这让读者不得不从书中找答案。您对“当家”怎么理解？
周喜俊：《当家的女人》通过张菊香这个被别人顶替了上大学的农村女青年如何当好四个光棍儿的小家，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变化。《当家的男人》写一个大学生村官如何当好一个村的大家庭的家，反映了九十年代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人物的心理轨迹。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面对农村遇到的新问题，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解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短板，只有大批青年人才回归农村，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有志青年，他们当中有大学生，有复员军人，也有出国留学的博士生。每次与他们接触，我都很受鼓舞。所以《我的幸福谁当家》，就写了以田水生为代表的两代青年人为实现我们的幸福而如何当好家的命题。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如果农村靠污染环境去发展，最终前进也是倒退。我们应该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青年人要追求什么样的幸福？黄彩萍的哥哥黄家兴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通过牺牲亲情为自己找靠山，是通过污染环境得利益，最终走进了监狱。复员军人田水生忍辱负重，历经磨难，却从未改变过为实现家乡绿水青山而不懈努力的初衷。如果每个人都有了为幸福而当家的理念，农村的短板自然会得到解决。 耿凤：“当家系列”的前兩部都拍了电视剧，这部长篇有拍影视剧的打算吗？
周喜俊：我是有这个考虑的，前提是一定要找到产生感情共鸣的制作方，只有对乡村振兴问题达成共识，才有可能拍出一部获奖和市场双赢的电视剧。
为农民写作，是一种责任
耿凤：您的作品主要是围绕农村和农民展开。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您觉得这是时代赋予的烙印，还是您主动的创作方向选择？
周喜俊：有时代赋予的烙印，也有割舍不掉的情缘。我初中毕业在农村劳动过十年，我之所以拿起笔写作，是有感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那时候我只要在刊物上发表一篇作品，几乎要传遍大半个村庄。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私人化的，写每一篇作品时都会想想乡亲们看了会是什么反应。他们满意了，我就很高兴，至于能不能获奖，从来没想过。1982年7月，我的新故事《辣椒嫂》在全国《曲艺》杂志头题发表，10月，中国曲艺家协会邀我去参加曲艺创作班，需要带三十斤全国通用的粮票，我们家别说全国通用粮票，河北粮票都没有，是村里一帮文学爱好者给凑够三十多斤地方粮票，一个在公社修配厂打铁的小伙子帮忙到饭店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我带着这三十斤全国粮票登上去北京的火车时，心里就暗自发誓，我一辈子都会为他们写作。如果说这是初心，那么后来我的作品能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则成了动力。尤其是《当家的女人》播出在全国产生的影响，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深入生活，只要得知是《当家的女人》编剧来了，马上会受到最真诚的接待。那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内蒙古一个作者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一个拆迁村，家家得到一笔不菲的补贴，女人们都不干活儿，整天在一起搓麻将聊闲天，看过《当家的女人》后都受了触动，说张菊香那么不容易还能闯出致富路，咱年纪轻轻就这么混日子多没劲，后来都开始做生意。这类信息我得到过很多。当你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方向性的引领时，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也会多了一份责任。
耿凤：上次跟您聊《沃野寻芳》的创作时，您跟我说过一句话，“从经济上看，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但他们的内心强大而高贵。”
周喜俊：是这样的，有的人对农民不了解，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不足，但你真正深入下去，对农村和农民深入了解之后，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省城工作已经35年了，但从来没有隔断与农村的联系，每年有大量时间到农村去，这不是响应什么号召，也不是做样子给谁看，而是觉得这个群体是我永远的牵挂。我在农村有好多朋友，即便我不下去，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提供创作素材。有一次，我在冀图讲坛讲座，一个农村读者坐车赶一百多里路程，拿着我三十年前出的一本作品集让我签名。还有一次我在石家庄市图书馆讲座，一位农村读者拿着多年前我发表作品的一份报纸找到现场让我签名，还给我带来自己亲手用小米和白面做的烙饼。我与这些读者非亲非故，但通过看作品，他们把我当成了最亲近的朋友。
耿凤：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有着十分鲜活的呈现，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作品的灵魂，像张菊香、时涌泉、田水生、黄彩萍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农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周喜俊：我1999年开始写《当家的女人》剧本，今年出版《我的幸福谁当家》，整整20年，我完成了农村题材“当家”三部曲。田水生在这部作品中是主角，同时也代表了一个群体，他是一个综合的形象。黄彩萍代表众多农村姐妹，时代造成了她婚姻的不幸，但她不恨这个时代，反而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所在。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比前两部更丰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命题——乡村振兴必须吸引大批有知识的青年回归农村。这条路径不是我编出来的，是我在长期深入农村生活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当青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致富门路的时候，农村一系列问题就会得到妥善解决。这是一种预示，也是一种现实。
耿凤：在《我的幸福谁当家》的后记中，您说您从来不相信“乡村消亡”的怪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基于对农村的情感，更多的是因为什么？
周喜俊：作为一个有着近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吃饭问题要靠外国来解决，就等于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乡村只能振兴，绝对不会消亡，这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耿凤：您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小说，但您也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怎么看待城市题材小说？有没有想过创作此类作品，或者说换个角度创作？
周喜俊：几年前有人问过同一个问题，我当时就说过，当我对城市生活像对农村生活一样熟知时，我一定会写的，只是现在觉得储蓄还不够丰厚。
我写农村题材比较多，但并不是不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今年要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和正创作的电影剧本《永不断线的风筝》都是写艺术家的。下一部是个大题材，我在采访过程中就被感动了。不管写什么题材，只要感动了自己，我想也能感动读者。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