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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亿年来，蚊子的生命循环在地球上就未曾间断过。作为全世界最招人厌恶的昆虫，它们数量繁多又分布广泛，夏夜里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它们嚣张跋扈，吹着喇叭唱着歌来叮咬人畜；它们危害极大，在吸血的同时还传播多种疾病，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显示，当年全球有2.29亿人因为蚊子叮咬而感染疟疾，因此而死亡的人数高达40.7万。数千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然而面对蚊子的袭扰，却仍没有更高效的方法，防蚊手段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到目前，最简单、生态的防蚊方法仍是使用蚊帐。
关于蚊帐的起源，西方学界整体性忽略中国，认为蚊帐诞生于古埃及。原因是在古埃及楔形文字中有表示蚊帐的文字，金字塔中也有克里奥佩特拉（约公元前70——前30年）在蚊帐中活动的壁画。但从时间上看，中国人有意识地使用蚊帐可能并不比古埃及晚。如《周礼·天官》就专设“幕人”一职，专门负责天下臣民各类帐子的使用和管理工作，这其中就包括蚊帐。大约在唐代前后，中国蚊帐东传日本，直到江户时代，蚊帐才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普及使用。近些年，受气候变暖和全球化进程加剧的影响，蚊子和蚊子引发的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加重，因此自2000年开始，蚊帐加快了在非洲大陆和南亚地区的旅行速度，成为抵抗疟疾等蚊虫传染病的“神器”。
中国古人很早就将被蚊子叮咬的烦恼记录了下来，《庄子·天运》篇说“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由此看来，“庄周梦蝶”一定发生在秋冬季节，因为夏夜蚊子让人整夜难眠难有美梦。晋代文人傅选在《蚊赋》中将蚊子的危害说得更严重：“众繁炽而无数，动群声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及餐肤以疗饥。妨农工于南田，废女工于机杼。”蚊虫袭扰，让男人的田间劳作和女人的织布纺纱都受到影响。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则白鸟（蚊子）咬死人的故事：“相传江淮间有驿，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蛄嘬，血滴筋露而死。”
除了讨厌和恐惧，古人也认真研究过蚊子的习性。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蚊之为物也，体极柔而性极勇，形极微而机极诈。薄暮而驱，彼宁受奔驰之苦，挞伐之危，守死而弗去者十之八九。及其去也，又必择地而攻，乘虚以入。昆虫庶类之善用兵法者，莫过于蚊。其择地也，每弃后而攻前；其乘虚也，必舍垣而窥户。”在李渔的笔下，蚊子不仅来无影去无踪，还擅长团队作战，似乎颇懂兵法，难怪人蚊大战之中以人的失败居多。
▲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对于如何预防蚊子叮咬，中国古人大致总结出三种方法。
一是用气味驱蚊。如宋代著作《格物粗谈》中说：“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雄黄，作纸缠香，烧之，能祛蚊虫。”这种方式类似今天的蚊香。另外就是制作香包，随身携带或悬挂床边，如清代潘荣陛所著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说：“用软帛缝老健人、角黍、蒜頭、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硃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
二是靠蚊帐驱蚊。关于帐，东汉刘熙《释名》中说：“帐，张也，施于床上。”床上的帐，冬日可以防风保暖，夏日则可以防蚊。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 “设帐之故有二，蔽风、隔蚊是也。蔽风之利十之三，隔蚊之功十之七。然隔蚊以此，闭蚊于中而使之不得出者亦以此。”清末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说东汉名吏黄昌为了躲避蚊子，借钱也要购置一顶蚊帐，以熬过漫漫夏夜：“夏多蚊，贫无帱，拥债以为帱。”
三是靠祖上阴德或自己德行驱蚊。如《南史》记载说：“武丁贵嫔……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诸女并患蚊蚋，而贵嫔弗之觉也。” 傍晚，几个小姑娘一起纺纱，只有最后成为贵妃的女子不被蚊子叮咬，这种奇异的功能只能靠天赐。《南史》中还有类似记录：“（孙）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意思是说由于孙谦品格高尚、为人爱戴，因此蚊子也不叮咬他。事实上，嗜血是蚊子的本性，人体毛发稀少，是蚊子最理想的吸血对象，所以人想要完全躲过蚊子的袭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防蚊，人类想尽办法，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前425年）在《历史》一书中曾写道：“（埃及人）与众多蚊子作战，这是他们发明的招式，塔楼是为居住在沼泽上游的人们服务的。他们爬上塔楼，在那里睡觉，因为风大，蚊子飞不高。但是，那些生活在沼泽周围的人弃用塔楼，采用其他办法防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白天用来捕鱼，晚上爬到网下面睡觉。如果是穿羊毛或亚麻制的衣服睡觉，蚊子会透过衣服咬人，而有网子隔着的话，蚊子一点也咬不到人。”
比较而言，还是蚊帐或渔网这种物理的防蚊效果最好。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聚蚊谣》中说：“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宋代诗人李刘也在《麾蚊》中说：“烟驱扇系手频挝，奈尔传呼又满衙。我醉不眠君不去，下帷高枕任喧哗。”
在中国，先有帐，然后才有蚊帐。历史学家黄金贵先生认为：从春秋至唐以前，帐一直都是宫室的主要实用性装饰物。早期中国人倾向在宫室布置帐，是适应当时建筑结构的要求。因为当时的宫室，尤其帝王、豪门的宫室，“前半是高大的殿堂，后半是居室。堂下是露天的中庭，堂前是楹柱，虽一般有廊庑，也是有柱而无墙壁门窗。殿堂两侧墙壁皆有小门、窗棂，室后也有北门、北窗，窗无扇而不可开闭。于是需要一种灵便的装饰物，既不妨碍宫室的采光、通风，又可防雨雪、御风寒、挡蚊蝇，当然只有帏帐才能满足需求”。堂室之内因为各种临时性空间分割也需要利用帏帐，因此，帏帐在唐代之前久为盛行。唐之后，随着宫室建筑包括门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帏帐的设置才渐趋减少，但仍不绝于世。 《周礼·天官·幕人》中说：“幕人掌帷、幕、幄……之事。”郑玄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陈于上。”《宋史·舆服志六》进一步解释说：“郊坛不得建斋宫，惟设幕屋而已，其制架木而以苇为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帟，以象宫室，谓之幕殿。”后来“幕”成为专有名词，指将帅的营帐或衙署，也被称为“幕府”。或许正是因为帐幕东传日本，才有了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幕府时代（1192——1867年）。
从读音上看，日语“蚊帳（平假名为かや）”的发音与浙北蚊帐的方言“帐子”很接近，显示出蚊帐自中国旅行至日本的古老信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隋唐时期，日本曾先后派遣23批使者到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各种文化。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命令全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夏夜里隋唐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蚊帐，应当也是这一时期旅行到了日本。
对于日本的蚊帐历史，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戴尔·威廉姆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日本生活指南》一书中指出：“蚊帐（Kaya）在日本很早就已经使用，江户时期的夏天，日本各个阶层的家庭普遍使用蚊帐了。绝大部分日本人在睡觉时，都有悬挂在头顶的蚊帐相伴。”
▲ 《蚊帐下的母子》
蚊帐在日本的普及时间之所以相对较晚，可能与早期中国帏帐材质昂贵有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艺术馆网站上有一篇《日本蚊帐制作历史》介绍说：“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开始依赖由亚麻制作的蚊帐，蚊帐的出现让人们可以高效率地对付无处不在的蚊子。从材质上看，最早的蚊帐多以亚麻为材料，由手工编织而成，除了亚麻，人们后来还从棉花或树皮中抽取纤维，编制成13英寸宽的线卷，然后再用手工织成蚊帐。”廉价亚麻的出现，使日本普通民众得以使用蚊帐。随着蚊帐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以蚊帐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也在日本大行其道，最具代表的就是江户时期的浮世绘。
浮世绘的早期画家铃木春信（1725——1770年）以蚊帐为主题创作了不少画作，尤以《蚊帐下的母子》最为著名。画面上是一间临水的屋舍，屋内一位年轻的母亲正一边忙着系蚊帐，一边回头看着拉住自己衣襟的儿子。那顶青绿的蚊帐似与年轻母亲同高，占据了室内大部分空间。蚊帐前母子相视而望，母亲的眼里多是慈爱，儿子的表情则颇为调皮，完美展示了日本乡间的夏夜生活。
善于人物画的喜多川歌麿（1753——1806年）也留下了多幅与蚊帐相关的画作。在《蚊帐里的读信女》的画面中，一位在蚊帐中的女子正全神贯注地读信，她的双手伸出蚊帐，略微抬高，紧紧地抓着信。为了能借着灯光看清楚信纸上的内容，她整个身体前倾，头还将垂直的蚊帐顶出一个圆润的弧形。整个画作中，蚊帐的存在增加了女子靠近光线的焦虑和欲望，突出了女子读信时的强烈表情，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效果。
在喜多川歌麿的另一幅画作《妇人泊客之图》中，蚊帐的作用更加凸显，画面中六位衣着华丽和服的女子被横陈的蚊帐三三隔开，其中三位安坐蚊帐之内，或轻摇团扇，或梳妆打扮；蚊帐外的三位，或正在系蚊帐，或手捧卧具款款走来，画面轻松安适，层次感和纵深感很强。从色彩来看，蚊帐整体呈浅绿色，保留着亚麻植物色，上沿的饰边为红色，红绿搭配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 《妇人泊客之图》
不仅画家，诗人也加入描述和讴歌蚊帐的队列中来。江户时期著名的女俳句诗人千代尼（1703——1775年）曾被人要求用四句韵律诗写出四边形、三角形和圆形，她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著名诗歌《蚊帳》：“蚊帐的一角，松开。啊！月亮。”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蚊子不仅是令人厌烦的吸血虫，更是可怕传染病的宿主和传播者，所以在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玛雅，死神、瘟神、冥界神都与蚊子形象密切相关。古化石生物学家乔治·波纳尔指出，蚊子深远影响了地球的历史，在中生代，食物链的顶端并不是身体庞大的恐龙，而是携带传染病毒的蚊虫。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怀恩加在2019年的新书《蚊子：最致命捕食者的人类史》中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两大致命蚊媒病——疟疾和黄热病，始终是导致人类死亡和历史改变的主要原因……早期帝国在领土扩张和财富积累方面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蚊子。”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蚊子肆虐的季节，无论怎样厚衣遮体、焚香驱虫、左拍右打，总免不了被蚊子叮咬。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我们对天气无计可施，对蚊子也是如此。”
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几幅中国运动员安坐在自己蚊帐中的照片在全世界走红。当年2月，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在巴西肆虐，各国运动员如临大敌，却无计可施。而中国蚊帐的出现，顿时让全世界眼前一亮。其实早在巴西里约奥运会之前，中国蚊帐就已经被西方人所重视。英国人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年）可能是将中国蚊帐传入非洲的第一人。这位在非洲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也是首次将疟疾、痢疾等传染病与蚊子叮咬联系在一起的人。研究利文斯通的学者们发现，他最初最想前往的地方是中国，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中国之行。随后他前往非洲，在30多年的探险中，他横穿非洲大陆，完成了众多地理大发现。在非洲期间，他本人饱受蚊虫叮咬和疟疾病痛的困扰，这让他对蚊帐推崇有加，他曾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应该为蚊帐的发明者在威斯敏特宫修建一尊雕像”。
时至今日，疟疾在大部分国家已经被消灭，但在非洲、南亚以及南美洲一些地区，疟疾仍然是当地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世界疟疾报告》统计显示，全球大约每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因蚊虫叮咬的传染疾病。其中非洲情况最为严重，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作为一种简单、经济且高效的防蚊“神器”，蚊帐不仅可保护人们在睡觉时免受蚊虫叮咬，还能最大程度降低疟疾的发病率；而且蚊帐价格低廉、效果明显，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将预防疟疾的重任交给了蚊帐。
2006年，美国著名体育专栏作家里克·赖利在《体育画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自己的读者每人捐赠10美元（蚊帐的采购价格5美元，运输、培训和安装费用5美元），用于向非洲捐献蚊帐，以保护那里的人民免受蚊子的侵害。同年，一个名为“只要蚊帐”（Nothing But Nets）的全球性草根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成立，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提高对蚊虫传染疟疾的认识，募集资金，帮助非洲人民抗击疟疾。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约有53%的人口受到了蚊帐的保护，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和商业组织成为“只要蚊帐”机构的合伙人，越来越多的人为饱受疟疾困扰的人们捐赠了蚊帐。到2020年底，“只要蚊帐”机构已经累计筹集7000多万美元，向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加蓬、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等国家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1300万张蚊帐。这些蚊帐为受疟疾困扰的当地人带来了福音。
关于蚊帐的起源，西方学界整体性忽略中国，认为蚊帐诞生于古埃及。原因是在古埃及楔形文字中有表示蚊帐的文字，金字塔中也有克里奥佩特拉（约公元前70——前30年）在蚊帐中活动的壁画。但从时间上看，中国人有意识地使用蚊帐可能并不比古埃及晚。如《周礼·天官》就专设“幕人”一职，专门负责天下臣民各类帐子的使用和管理工作，这其中就包括蚊帐。大约在唐代前后，中国蚊帐东传日本，直到江户时代，蚊帐才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普及使用。近些年，受气候变暖和全球化进程加剧的影响，蚊子和蚊子引发的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加重，因此自2000年开始，蚊帐加快了在非洲大陆和南亚地区的旅行速度，成为抵抗疟疾等蚊虫传染病的“神器”。
人蚊大战，笑到最后的蚊帐
中国古人很早就将被蚊子叮咬的烦恼记录了下来，《庄子·天运》篇说“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由此看来，“庄周梦蝶”一定发生在秋冬季节，因为夏夜蚊子让人整夜难眠难有美梦。晋代文人傅选在《蚊赋》中将蚊子的危害说得更严重：“众繁炽而无数，动群声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及餐肤以疗饥。妨农工于南田，废女工于机杼。”蚊虫袭扰，让男人的田间劳作和女人的织布纺纱都受到影响。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则白鸟（蚊子）咬死人的故事：“相传江淮间有驿，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蛄嘬，血滴筋露而死。”
除了讨厌和恐惧，古人也认真研究过蚊子的习性。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蚊之为物也，体极柔而性极勇，形极微而机极诈。薄暮而驱，彼宁受奔驰之苦，挞伐之危，守死而弗去者十之八九。及其去也，又必择地而攻，乘虚以入。昆虫庶类之善用兵法者，莫过于蚊。其择地也，每弃后而攻前；其乘虚也，必舍垣而窥户。”在李渔的笔下，蚊子不仅来无影去无踪，还擅长团队作战，似乎颇懂兵法，难怪人蚊大战之中以人的失败居多。
对于如何预防蚊子叮咬，中国古人大致总结出三种方法。
一是用气味驱蚊。如宋代著作《格物粗谈》中说：“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雄黄，作纸缠香，烧之，能祛蚊虫。”这种方式类似今天的蚊香。另外就是制作香包，随身携带或悬挂床边，如清代潘荣陛所著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说：“用软帛缝老健人、角黍、蒜頭、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硃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
二是靠蚊帐驱蚊。关于帐，东汉刘熙《释名》中说：“帐，张也，施于床上。”床上的帐，冬日可以防风保暖，夏日则可以防蚊。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 “设帐之故有二，蔽风、隔蚊是也。蔽风之利十之三，隔蚊之功十之七。然隔蚊以此，闭蚊于中而使之不得出者亦以此。”清末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说东汉名吏黄昌为了躲避蚊子，借钱也要购置一顶蚊帐，以熬过漫漫夏夜：“夏多蚊，贫无帱，拥债以为帱。”
三是靠祖上阴德或自己德行驱蚊。如《南史》记载说：“武丁贵嫔……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诸女并患蚊蚋，而贵嫔弗之觉也。” 傍晚，几个小姑娘一起纺纱，只有最后成为贵妃的女子不被蚊子叮咬，这种奇异的功能只能靠天赐。《南史》中还有类似记录：“（孙）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意思是说由于孙谦品格高尚、为人爱戴，因此蚊子也不叮咬他。事实上，嗜血是蚊子的本性，人体毛发稀少，是蚊子最理想的吸血对象，所以人想要完全躲过蚊子的袭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防蚊，人类想尽办法，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前425年）在《历史》一书中曾写道：“（埃及人）与众多蚊子作战，这是他们发明的招式，塔楼是为居住在沼泽上游的人们服务的。他们爬上塔楼，在那里睡觉，因为风大，蚊子飞不高。但是，那些生活在沼泽周围的人弃用塔楼，采用其他办法防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白天用来捕鱼，晚上爬到网下面睡觉。如果是穿羊毛或亚麻制的衣服睡觉，蚊子会透过衣服咬人，而有网子隔着的话，蚊子一点也咬不到人。”
比较而言，还是蚊帐或渔网这种物理的防蚊效果最好。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聚蚊谣》中说：“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宋代诗人李刘也在《麾蚊》中说：“烟驱扇系手频挝，奈尔传呼又满衙。我醉不眠君不去，下帷高枕任喧哗。”
东行日本，浮世绘中的中国蚊帐
在中国，先有帐，然后才有蚊帐。历史学家黄金贵先生认为：从春秋至唐以前，帐一直都是宫室的主要实用性装饰物。早期中国人倾向在宫室布置帐，是适应当时建筑结构的要求。因为当时的宫室，尤其帝王、豪门的宫室，“前半是高大的殿堂，后半是居室。堂下是露天的中庭，堂前是楹柱，虽一般有廊庑，也是有柱而无墙壁门窗。殿堂两侧墙壁皆有小门、窗棂，室后也有北门、北窗，窗无扇而不可开闭。于是需要一种灵便的装饰物，既不妨碍宫室的采光、通风，又可防雨雪、御风寒、挡蚊蝇，当然只有帏帐才能满足需求”。堂室之内因为各种临时性空间分割也需要利用帏帐，因此，帏帐在唐代之前久为盛行。唐之后，随着宫室建筑包括门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帏帐的设置才渐趋减少，但仍不绝于世。 《周礼·天官·幕人》中说：“幕人掌帷、幕、幄……之事。”郑玄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陈于上。”《宋史·舆服志六》进一步解释说：“郊坛不得建斋宫，惟设幕屋而已，其制架木而以苇为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帟，以象宫室，谓之幕殿。”后来“幕”成为专有名词，指将帅的营帐或衙署，也被称为“幕府”。或许正是因为帐幕东传日本，才有了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幕府时代（1192——1867年）。
从读音上看，日语“蚊帳（平假名为かや）”的发音与浙北蚊帐的方言“帐子”很接近，显示出蚊帐自中国旅行至日本的古老信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隋唐时期，日本曾先后派遣23批使者到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各种文化。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命令全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夏夜里隋唐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蚊帐，应当也是这一时期旅行到了日本。
对于日本的蚊帐历史，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戴尔·威廉姆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日本生活指南》一书中指出：“蚊帐（Kaya）在日本很早就已经使用，江户时期的夏天，日本各个阶层的家庭普遍使用蚊帐了。绝大部分日本人在睡觉时，都有悬挂在头顶的蚊帐相伴。”
蚊帐在日本的普及时间之所以相对较晚，可能与早期中国帏帐材质昂贵有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艺术馆网站上有一篇《日本蚊帐制作历史》介绍说：“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开始依赖由亚麻制作的蚊帐，蚊帐的出现让人们可以高效率地对付无处不在的蚊子。从材质上看，最早的蚊帐多以亚麻为材料，由手工编织而成，除了亚麻，人们后来还从棉花或树皮中抽取纤维，编制成13英寸宽的线卷，然后再用手工织成蚊帐。”廉价亚麻的出现，使日本普通民众得以使用蚊帐。随着蚊帐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以蚊帐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也在日本大行其道，最具代表的就是江户时期的浮世绘。
浮世绘的早期画家铃木春信（1725——1770年）以蚊帐为主题创作了不少画作，尤以《蚊帐下的母子》最为著名。画面上是一间临水的屋舍，屋内一位年轻的母亲正一边忙着系蚊帐，一边回头看着拉住自己衣襟的儿子。那顶青绿的蚊帐似与年轻母亲同高，占据了室内大部分空间。蚊帐前母子相视而望，母亲的眼里多是慈爱，儿子的表情则颇为调皮，完美展示了日本乡间的夏夜生活。
善于人物画的喜多川歌麿（1753——1806年）也留下了多幅与蚊帐相关的画作。在《蚊帐里的读信女》的画面中，一位在蚊帐中的女子正全神贯注地读信，她的双手伸出蚊帐，略微抬高，紧紧地抓着信。为了能借着灯光看清楚信纸上的内容，她整个身体前倾，头还将垂直的蚊帐顶出一个圆润的弧形。整个画作中，蚊帐的存在增加了女子靠近光线的焦虑和欲望，突出了女子读信时的强烈表情，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效果。
在喜多川歌麿的另一幅画作《妇人泊客之图》中，蚊帐的作用更加凸显，画面中六位衣着华丽和服的女子被横陈的蚊帐三三隔开，其中三位安坐蚊帐之内，或轻摇团扇，或梳妆打扮；蚊帐外的三位，或正在系蚊帐，或手捧卧具款款走来，画面轻松安适，层次感和纵深感很强。从色彩来看，蚊帐整体呈浅绿色，保留着亚麻植物色，上沿的饰边为红色，红绿搭配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不仅画家，诗人也加入描述和讴歌蚊帐的队列中来。江户时期著名的女俳句诗人千代尼（1703——1775年）曾被人要求用四句韵律诗写出四边形、三角形和圆形，她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著名诗歌《蚊帳》：“蚊帐的一角，松开。啊！月亮。”
远行非洲，抵抗疟疾的蚊帐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蚊子不仅是令人厌烦的吸血虫，更是可怕传染病的宿主和传播者，所以在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玛雅，死神、瘟神、冥界神都与蚊子形象密切相关。古化石生物学家乔治·波纳尔指出，蚊子深远影响了地球的历史，在中生代，食物链的顶端并不是身体庞大的恐龙，而是携带传染病毒的蚊虫。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怀恩加在2019年的新书《蚊子：最致命捕食者的人类史》中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两大致命蚊媒病——疟疾和黄热病，始终是导致人类死亡和历史改变的主要原因……早期帝国在领土扩张和财富积累方面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蚊子。”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蚊子肆虐的季节，无论怎样厚衣遮体、焚香驱虫、左拍右打，总免不了被蚊子叮咬。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我们对天气无计可施，对蚊子也是如此。”
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几幅中国运动员安坐在自己蚊帐中的照片在全世界走红。当年2月，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在巴西肆虐，各国运动员如临大敌，却无计可施。而中国蚊帐的出现，顿时让全世界眼前一亮。其实早在巴西里约奥运会之前，中国蚊帐就已经被西方人所重视。英国人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年）可能是将中国蚊帐传入非洲的第一人。这位在非洲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也是首次将疟疾、痢疾等传染病与蚊子叮咬联系在一起的人。研究利文斯通的学者们发现，他最初最想前往的地方是中国，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中国之行。随后他前往非洲，在30多年的探险中，他横穿非洲大陆，完成了众多地理大发现。在非洲期间，他本人饱受蚊虫叮咬和疟疾病痛的困扰，这让他对蚊帐推崇有加，他曾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应该为蚊帐的发明者在威斯敏特宫修建一尊雕像”。
时至今日，疟疾在大部分国家已经被消灭，但在非洲、南亚以及南美洲一些地区，疟疾仍然是当地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世界疟疾报告》统计显示，全球大约每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因蚊虫叮咬的传染疾病。其中非洲情况最为严重，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作为一种简单、经济且高效的防蚊“神器”，蚊帐不仅可保护人们在睡觉时免受蚊虫叮咬，还能最大程度降低疟疾的发病率；而且蚊帐价格低廉、效果明显，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将预防疟疾的重任交给了蚊帐。
2006年，美国著名体育专栏作家里克·赖利在《体育画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自己的读者每人捐赠10美元（蚊帐的采购价格5美元，运输、培训和安装费用5美元），用于向非洲捐献蚊帐，以保护那里的人民免受蚊子的侵害。同年，一个名为“只要蚊帐”（Nothing But Nets）的全球性草根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成立，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提高对蚊虫传染疟疾的认识，募集资金，帮助非洲人民抗击疟疾。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约有53%的人口受到了蚊帐的保护，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和商业组织成为“只要蚊帐”机构的合伙人，越来越多的人为饱受疟疾困扰的人们捐赠了蚊帐。到2020年底，“只要蚊帐”机构已经累计筹集7000多万美元，向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加蓬、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等国家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1300万张蚊帐。这些蚊帐为受疟疾困扰的当地人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