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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自由、解放，才能够探索。唯有摆脱一切知识、理论、成见等执著，才能够洞见真实。
编者按：周海婴先生是鲁迅的儿子，鲁迅先生去世后，他与母亲许广平仍在上海生活，在上海沦陷后，母子俩经常受到朋友的关照，许广平也经常参加进步人士组织的活动。全国解放前夜，许广平与周海婴的安全受到威胁，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在他们寓所周围假扮成贩夫走卒实施监视。于是，在民主促进套领导人马叙伦等人撤退王香港的情况下，中共在香港的领导人方方、潘汉年、连贯等经与马老商定后，通过陆路将许广平与周海婴成功接到香港。
到了香港，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广平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另一方面还要参与新政协的筹建。不久，为响应中共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以厦在欧美诸国的知名人士都纷纷北上或回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1948年12月，周海婴跟着母亲许广平，与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陈其尤、沈志远、翦伯赞、侯外庐、沙千里等民主人士坐船抵达刚刚解放的东北。
解放区的一切，特别是新政协组建前的环境以及人与事，都令处于青年的周海婴感到振奋与新奇。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的9月20日，周海婴先生将当时拍摄的一批照片翻检出来，在全国政协多功能厅公开展出，引起公众与史学家的关注，同时，他特为本刊撰文回忆彼时彼情。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年已八旬的老先生不免感慨万千。种种细节，或令夸天的年轻读者稍感陌生，但细嚼之余，想必可获得一个感悟：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所构成，它们可弥补官方档案的一些空白，也多少带着一点个人感情的温热与弹性。
沈阳旅居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连贯、宦乡、翦伯赞这几位，已在安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
铁路宾馆是俄式旧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地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熱，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关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
不几天，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荪、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沈阳的，详情没有介绍。后来了解因为这些秘密“通道”，当时说不准仍旧要利用，因此谁也不打听。
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比如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先生，讲过欧美的心理学研究现状，但大家的反应却平平，因为讲的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无人向他提出询问，丁先生一讲完，报告会就冷冷清清地结束了。
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东北解放军的政治委员高岗亲自来向民主人士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高岗身材魁梧高大，脸膛黝黑而遍布麻坑。他说这场战役打到最后，变成一场混战，指挥部和各级指战员之间，因通讯员都牺牲了，联络都中断了，司令部里搞不清是胜是败。但我们的战士个个士气高昂，都能“人自为战”，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因此虽然兵力有悬殊，我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接着还说，战场上遍布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式汽车、大炮和各种辎重，要打扫的话，需要许多天。这时高岗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有一种美式大炮，它的口径之大，伸进一个脑袋还有富余，你要不要去看看?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唯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和两张“开仑”(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仑”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的意思。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后期领导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游性质。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只有郭沫若、侯外庐少数人去过几趟古董店而已。绝大多数仍然在旅馆里看书聊天。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文物商店这名称好像是后来才有的)，进入里边，生意极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大概都辞退了。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来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选不中，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的，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去买。以至于旧货市场的小贩们误认为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只得挑明要货的就是我，才使他们不再漫天要价。
到了2月初(1949年)，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喜庆，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就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创伤破坏，每日可正常运转。
在吉林“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标本，它浸泡在一个大玻璃樽里，讲解员说到烈士牺牲后，日寇解剖看到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李济深、蔡廷锴将军听了非常感动，唏嘘不己。李济深主动索笔题字，以表敬意。
编者按：周海婴先生是鲁迅的儿子，鲁迅先生去世后，他与母亲许广平仍在上海生活，在上海沦陷后，母子俩经常受到朋友的关照，许广平也经常参加进步人士组织的活动。全国解放前夜，许广平与周海婴的安全受到威胁，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在他们寓所周围假扮成贩夫走卒实施监视。于是，在民主促进套领导人马叙伦等人撤退王香港的情况下，中共在香港的领导人方方、潘汉年、连贯等经与马老商定后，通过陆路将许广平与周海婴成功接到香港。
到了香港，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广平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另一方面还要参与新政协的筹建。不久，为响应中共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以厦在欧美诸国的知名人士都纷纷北上或回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1948年12月，周海婴跟着母亲许广平，与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陈其尤、沈志远、翦伯赞、侯外庐、沙千里等民主人士坐船抵达刚刚解放的东北。
解放区的一切，特别是新政协组建前的环境以及人与事，都令处于青年的周海婴感到振奋与新奇。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的9月20日，周海婴先生将当时拍摄的一批照片翻检出来，在全国政协多功能厅公开展出，引起公众与史学家的关注，同时，他特为本刊撰文回忆彼时彼情。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年已八旬的老先生不免感慨万千。种种细节，或令夸天的年轻读者稍感陌生，但细嚼之余，想必可获得一个感悟：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所构成，它们可弥补官方档案的一些空白，也多少带着一点个人感情的温热与弹性。
沈阳旅居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连贯、宦乡、翦伯赞这几位，已在安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
铁路宾馆是俄式旧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地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熱，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关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
不几天，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荪、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沈阳的，详情没有介绍。后来了解因为这些秘密“通道”，当时说不准仍旧要利用，因此谁也不打听。
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比如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先生，讲过欧美的心理学研究现状，但大家的反应却平平，因为讲的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无人向他提出询问，丁先生一讲完，报告会就冷冷清清地结束了。
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东北解放军的政治委员高岗亲自来向民主人士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高岗身材魁梧高大，脸膛黝黑而遍布麻坑。他说这场战役打到最后，变成一场混战，指挥部和各级指战员之间，因通讯员都牺牲了，联络都中断了，司令部里搞不清是胜是败。但我们的战士个个士气高昂，都能“人自为战”，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因此虽然兵力有悬殊，我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接着还说，战场上遍布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式汽车、大炮和各种辎重，要打扫的话，需要许多天。这时高岗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有一种美式大炮，它的口径之大，伸进一个脑袋还有富余，你要不要去看看?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唯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和两张“开仑”(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仑”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的意思。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后期领导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游性质。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只有郭沫若、侯外庐少数人去过几趟古董店而已。绝大多数仍然在旅馆里看书聊天。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文物商店这名称好像是后来才有的)，进入里边，生意极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大概都辞退了。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来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选不中，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的，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去买。以至于旧货市场的小贩们误认为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只得挑明要货的就是我，才使他们不再漫天要价。
到了2月初(1949年)，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喜庆，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就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创伤破坏，每日可正常运转。
在吉林“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标本，它浸泡在一个大玻璃樽里，讲解员说到烈士牺牲后，日寇解剖看到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李济深、蔡廷锴将军听了非常感动，唏嘘不己。李济深主动索笔题字，以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