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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有规矩。”这是母亲的口头禅。
母亲的规矩不但多，而且执行起来非常严。早上起来，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那是我们兄妹必须完成的作业。否则，她就会说，你看看，哪里伸得下去脚呢？不单是自己家里，对房前屋后的卫生，母亲的要求也一样高。碎石纸屑、杂草苔藓、鸡鸭粪便，等等，母亲都要求我们及时清理。否则，她又会说，你自己出门碍脚摔了跤或是踩到脏的东西，怎么办？何况还有邻居和客人来往呢？特别是环桥大队宣布各生产队进行家庭卫生检查评比时，母亲便会亲自动手，把家具用具全部搬出来，给大盆小桶放满水，里面撒入少许碱，然后用烂布片做成的抹布或是用稻草扎成的秆把，对着家具用具和门槛、门墩、矮门用力擦洗，母亲有趣地称之为“开光”。当然，更让她兴奋的是，队里妇女主任检查卫生后在我们家大门贴上“最清洁”的红字条。因为全队除妇女主任家以身作則外，就我们家卫生被评为“最清洁”。打那儿以后，门口路过的人总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直到过年时，红字条颜色变淡，母亲还是舍不得撕去，因为它和新贴的“福”字一样醒目亮眼。
对族人亲友的称呼，母亲向来十分讲究。除本房的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和直系的外公外婆、舅爷舅母、姨娘姨父等外，对远房族人和旁系亲戚也一样，必须按照辈分高低和年纪大小，精准称呼，否则，我们兄妹碰到亲友时胆怯口拙，母亲就会眨眼提醒，不要没大没小哈！若我们依旧无动于衷，转身到家后，母亲就会直接逼问，你金口难开吗？有时碰到年龄比我们更小的族人或亲友长辈，我们面露难色，叫不出口，母亲便和蔼地说，不管怎样，要知道，人家辈分比你高。村里有个腿脚不方便的后生，外号“拐脚”，他对别人直呼自己外号没有异议，但母亲不允许我们对人不敬，哪怕是听到我们小声说起“拐脚”两字，母亲也会拉下脸来，厉声斥问，人家不是有名有姓吗？“拐脚”是你们叫的吗？此外，在外面称呼大人或长辈时，若是嬉皮笑脸或不正眼看人，回家后首先看到的将是母亲紧绷的脸。
对待匠人，母亲要求我们更懂规矩。农闲时节，她会请来篾匠和木匠，对家里的篾箩、晒垫、竹椅和木桶、条凳、风车等进行修缮和添置。匠人来临前，她反复叮嘱我们，要称匠人为“师傅”，对匠人的徒弟也要称“师傅”，不要看着师傅吃东西，不要盯着师傅干活儿，特别不要跟在师傅身前身后问东问西。到了下午吃点心的时候，母亲把两碗略显金黄的面条端到八仙桌上，请匠人师傅趁热吃。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面条属于奢侈品，若加入属于高级调味品的酱油，那是对匠人的极高礼遇。师傅吃面的时候，我们就溜到厨房里去了。母亲知道，孩子嘴馋。于是她煮面条时，就会备足我们的料，只不过是用小碗盛给我们，此时她还不无幽默地说，看看，满满的，快点儿吃。
对待老师，母亲要求我们懂礼貌、要敬重和知恩图报。村里住着我的启蒙恩师，不管他耕地、锄草，还是挑水、担粪，母亲若在路上碰到，总是要微笑着问候。恩师蓄着八字须，说话时脸上缺乏表情，眼睛眨巴眨巴的，不少小孩儿看到后感觉有点儿唬人。母亲担心我胆小失礼，就耐心地告诫我，人家是你老师，又不是老虎，不要怕，碰到他就叫，有问题就大胆问！或许是吃了没上学的苦头，母亲经常会聊起她一些生活的艰辛和无奈，诸如不识字做了“睁眼瞎”，不会打算盘吃了亏。因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母亲还会跟我们说起旧社会的先生如何严厉和有社会地位之类的话题。记得我八岁多读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活动，动员学生去刚收割完晚稻的田里捡拾稻穗，要让稻谷“颗粒归仓”。我做事向来认真而勤奋，捡拾稻穗收获颇丰，请父亲在禾桶里甩打脱粒并晒干后，装了满满的一角箩，准备交给老师。母亲看着我吃力地提着一角箩谷子，满意地笑了，并且使劲儿地点头鼓励我说，嗯，好，快去！
每年春节，是母亲的规矩集中亮相的时候。从小年开始，母亲便比平常多了笑脸，但做事说话出行和走亲访友等也多了禁忌，倘若我们偶尔“犯规”，母亲在皱眉或是瞪眼之后，很快便轻松如常，我们也便轻松如常了。过年期间，母亲忌讳说“8”字，大概是因为老家有“七胜八败”的说法吧。二妹性格活跃些，有时显得更加调皮。有一回，她灵机一动，想起我们有个名叫“财生”的小外公家生了八个儿子，便迫不及待地对母亲说，财生外公家有“7 1”个仔。母亲一听，“怒”形于色，转身离开。二妹知道，母亲这回没有真生气，便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我和其他弟妹们也跟着闷笑不已。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年饭之前，母亲要展示一项重要规矩，也是一个仪式。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对这场仪式既隆重举行，又缄口不言。只见她从厨房端出一个大的搪瓷面盆，里面装满炖熟的整鸡和大肉块，还冒着热气。走到八仙桌旁后，她双手朝神龛举起面盆，抬头约至45°，满眼虔诚恭敬，满脸庄严肃穆……我们一见这场景，赶紧努力屏住呼吸默不作声，仿佛同行注目礼。约莫半分钟后，母亲又移步正门，跨过门槛，站稳后，双手举起面盆，抬头约至45°，满眼虔诚恭敬，满脸庄严肃穆……然后，母亲便匆匆地回厨房了。年幼时，我们会在仪式结束后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年长些后，我们大约知道，那是母亲在敬神敬祖敬天吧。
“肯定要个好兆头，更要个好盼头”。这是母亲对操办婚庆喜事的规矩。替娶亲嫁女的人家剪制“嚣”字和鸳鸯，是母亲的拿手好戏。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半天工夫，满屋子气氛便热烈而红火起来。还有，村里人家若遇上建房垒灶、乔迁做酒等重大事件，须精选吉日，俗称“拣日子”。母亲也一样。不仅如此，母亲对此项简直称得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熟稔于心。村里一旦有人上门请求“好日子”，母亲便欣喜地微笑起来，伸出右手五指，口里念念有词，什么“大安、小吉、四喜、流连……”地掐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别人张着口“哦哦哦”地应承着，点头称谢，母亲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我在旁边窃笑。母亲知道我是读书人，对此颇有叛逆看法，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告诉我，人家也是图个吉利和心安，哪里有错。有一天我要搬家，母亲照例帮我掐指念叨着“拣日子”，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看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她挑的日子刚好下雨，我就提前一天动手，请一个叫“蚂蚁搬家”的公司先搬了家。第二天果真下雨，我反问母亲，若推迟一天搬家，那我的书怎么办？母亲略显歉意地笑了，因为她知道，书是我的命根子，倘若淋湿了我那些要紧的书，她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平日里在“拣日子”方面颇为支持母亲做法的大妹小声地嘀咕道：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母亲顿时眼睛一亮，满脸释然。
母亲在城里居住近二十年了，但她对老家那边的许多人和事却挂念如初，尤其对族人亲友的大小喜事了如指掌，一旦接到喜庆邀请，便跟我和同住城里的弟妹逐个招呼，或捎带礼金，或相约同去，很多时候还不声不响地坐着公交车只身前往。如今老家尽管房好水好路也好，但平日里看得到的多为留守老人，少壮男女基本上外出打工去了，还有不少人家搬往县城和市里住了，先前的许多喜事和仪式要么被省略，要么在春节前后集中办理。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辈与下辈人之间、前辈与后辈人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少了。起初，母亲颇为不解，并心生遗憾，但在强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下，母亲也渐次适应了。
对远离故土忙于生计而奔波的我们兄妹，回乡次数屈指可数，母亲给予充分理解，但老家那边有事，她是坚决要亲自回去的。用她的话说，忙归忙，但不能忘了礼数和规矩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丰子恺
母亲的规矩不但多，而且执行起来非常严。早上起来，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那是我们兄妹必须完成的作业。否则，她就会说，你看看，哪里伸得下去脚呢？不单是自己家里，对房前屋后的卫生，母亲的要求也一样高。碎石纸屑、杂草苔藓、鸡鸭粪便，等等，母亲都要求我们及时清理。否则，她又会说，你自己出门碍脚摔了跤或是踩到脏的东西，怎么办？何况还有邻居和客人来往呢？特别是环桥大队宣布各生产队进行家庭卫生检查评比时，母亲便会亲自动手，把家具用具全部搬出来，给大盆小桶放满水，里面撒入少许碱，然后用烂布片做成的抹布或是用稻草扎成的秆把，对着家具用具和门槛、门墩、矮门用力擦洗，母亲有趣地称之为“开光”。当然，更让她兴奋的是，队里妇女主任检查卫生后在我们家大门贴上“最清洁”的红字条。因为全队除妇女主任家以身作則外，就我们家卫生被评为“最清洁”。打那儿以后，门口路过的人总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直到过年时，红字条颜色变淡，母亲还是舍不得撕去，因为它和新贴的“福”字一样醒目亮眼。
对族人亲友的称呼，母亲向来十分讲究。除本房的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和直系的外公外婆、舅爷舅母、姨娘姨父等外，对远房族人和旁系亲戚也一样，必须按照辈分高低和年纪大小，精准称呼，否则，我们兄妹碰到亲友时胆怯口拙，母亲就会眨眼提醒，不要没大没小哈！若我们依旧无动于衷，转身到家后，母亲就会直接逼问，你金口难开吗？有时碰到年龄比我们更小的族人或亲友长辈，我们面露难色，叫不出口，母亲便和蔼地说，不管怎样，要知道，人家辈分比你高。村里有个腿脚不方便的后生，外号“拐脚”，他对别人直呼自己外号没有异议，但母亲不允许我们对人不敬，哪怕是听到我们小声说起“拐脚”两字，母亲也会拉下脸来，厉声斥问，人家不是有名有姓吗？“拐脚”是你们叫的吗？此外，在外面称呼大人或长辈时，若是嬉皮笑脸或不正眼看人，回家后首先看到的将是母亲紧绷的脸。
对待匠人，母亲要求我们更懂规矩。农闲时节，她会请来篾匠和木匠，对家里的篾箩、晒垫、竹椅和木桶、条凳、风车等进行修缮和添置。匠人来临前，她反复叮嘱我们，要称匠人为“师傅”，对匠人的徒弟也要称“师傅”，不要看着师傅吃东西，不要盯着师傅干活儿，特别不要跟在师傅身前身后问东问西。到了下午吃点心的时候，母亲把两碗略显金黄的面条端到八仙桌上，请匠人师傅趁热吃。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面条属于奢侈品，若加入属于高级调味品的酱油，那是对匠人的极高礼遇。师傅吃面的时候，我们就溜到厨房里去了。母亲知道，孩子嘴馋。于是她煮面条时，就会备足我们的料，只不过是用小碗盛给我们，此时她还不无幽默地说，看看，满满的，快点儿吃。
对待老师，母亲要求我们懂礼貌、要敬重和知恩图报。村里住着我的启蒙恩师，不管他耕地、锄草，还是挑水、担粪，母亲若在路上碰到，总是要微笑着问候。恩师蓄着八字须，说话时脸上缺乏表情，眼睛眨巴眨巴的，不少小孩儿看到后感觉有点儿唬人。母亲担心我胆小失礼，就耐心地告诫我，人家是你老师，又不是老虎，不要怕，碰到他就叫，有问题就大胆问！或许是吃了没上学的苦头，母亲经常会聊起她一些生活的艰辛和无奈，诸如不识字做了“睁眼瞎”，不会打算盘吃了亏。因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母亲还会跟我们说起旧社会的先生如何严厉和有社会地位之类的话题。记得我八岁多读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活动，动员学生去刚收割完晚稻的田里捡拾稻穗，要让稻谷“颗粒归仓”。我做事向来认真而勤奋，捡拾稻穗收获颇丰，请父亲在禾桶里甩打脱粒并晒干后，装了满满的一角箩，准备交给老师。母亲看着我吃力地提着一角箩谷子，满意地笑了，并且使劲儿地点头鼓励我说，嗯，好，快去！
每年春节，是母亲的规矩集中亮相的时候。从小年开始，母亲便比平常多了笑脸，但做事说话出行和走亲访友等也多了禁忌，倘若我们偶尔“犯规”，母亲在皱眉或是瞪眼之后，很快便轻松如常，我们也便轻松如常了。过年期间，母亲忌讳说“8”字，大概是因为老家有“七胜八败”的说法吧。二妹性格活跃些，有时显得更加调皮。有一回，她灵机一动，想起我们有个名叫“财生”的小外公家生了八个儿子，便迫不及待地对母亲说，财生外公家有“7 1”个仔。母亲一听，“怒”形于色，转身离开。二妹知道，母亲这回没有真生气，便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我和其他弟妹们也跟着闷笑不已。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年饭之前，母亲要展示一项重要规矩，也是一个仪式。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对这场仪式既隆重举行，又缄口不言。只见她从厨房端出一个大的搪瓷面盆，里面装满炖熟的整鸡和大肉块，还冒着热气。走到八仙桌旁后，她双手朝神龛举起面盆，抬头约至45°，满眼虔诚恭敬，满脸庄严肃穆……我们一见这场景，赶紧努力屏住呼吸默不作声，仿佛同行注目礼。约莫半分钟后，母亲又移步正门，跨过门槛，站稳后，双手举起面盆，抬头约至45°，满眼虔诚恭敬，满脸庄严肃穆……然后，母亲便匆匆地回厨房了。年幼时，我们会在仪式结束后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年长些后，我们大约知道，那是母亲在敬神敬祖敬天吧。
“肯定要个好兆头，更要个好盼头”。这是母亲对操办婚庆喜事的规矩。替娶亲嫁女的人家剪制“嚣”字和鸳鸯，是母亲的拿手好戏。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半天工夫，满屋子气氛便热烈而红火起来。还有，村里人家若遇上建房垒灶、乔迁做酒等重大事件，须精选吉日，俗称“拣日子”。母亲也一样。不仅如此，母亲对此项简直称得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熟稔于心。村里一旦有人上门请求“好日子”，母亲便欣喜地微笑起来，伸出右手五指，口里念念有词，什么“大安、小吉、四喜、流连……”地掐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别人张着口“哦哦哦”地应承着，点头称谢，母亲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我在旁边窃笑。母亲知道我是读书人，对此颇有叛逆看法，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告诉我，人家也是图个吉利和心安，哪里有错。有一天我要搬家，母亲照例帮我掐指念叨着“拣日子”，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看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她挑的日子刚好下雨，我就提前一天动手，请一个叫“蚂蚁搬家”的公司先搬了家。第二天果真下雨，我反问母亲，若推迟一天搬家，那我的书怎么办？母亲略显歉意地笑了，因为她知道，书是我的命根子，倘若淋湿了我那些要紧的书，她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平日里在“拣日子”方面颇为支持母亲做法的大妹小声地嘀咕道：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母亲顿时眼睛一亮，满脸释然。
母亲在城里居住近二十年了，但她对老家那边的许多人和事却挂念如初，尤其对族人亲友的大小喜事了如指掌，一旦接到喜庆邀请，便跟我和同住城里的弟妹逐个招呼，或捎带礼金，或相约同去，很多时候还不声不响地坐着公交车只身前往。如今老家尽管房好水好路也好，但平日里看得到的多为留守老人，少壮男女基本上外出打工去了，还有不少人家搬往县城和市里住了，先前的许多喜事和仪式要么被省略，要么在春节前后集中办理。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辈与下辈人之间、前辈与后辈人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少了。起初，母亲颇为不解，并心生遗憾，但在强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下，母亲也渐次适应了。
对远离故土忙于生计而奔波的我们兄妹，回乡次数屈指可数，母亲给予充分理解，但老家那边有事，她是坚决要亲自回去的。用她的话说，忙归忙，但不能忘了礼数和规矩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