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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走了，在他84岁生日前整整一个月的那一天。彼时的我，正在日本，上午8点35分，许伟老师打来电话，一同来的，还有那我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噩耗。
虽然许伟老师在电话那端一直强调，医生还在尽最大努力抢救，但从他的哽咽之中，分明透露出了一种不祥信息。
如今，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对这位著名考古学家，我总想写点什么，却又总是理不出一个很好头绪，那就还是从他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谈起吧。
勃发
那是2017年晚春的一个午后，我抽空去看先生，回来后，我这样记录下来——
“2017年4月19日下午，赴小石桥故宫宿舍拜见忠培先生。适逢谷雨前，楼前的花草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将新绿的纱轻轻地蒙在春的地上。西斜的阳抖落着余晖，懒散地洒在先生的银发上，立刻衬得先生的脸生动、勃发起来。在这样一个恬静、安适的午后，掬一杯淡淡的明前茶，听一位84岁老人慢慢地讲述着他走过的一生。
“1934年8月5日，先生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殷实的富商家庭。先生七八岁时，祖父在长沙坡子街有四间店铺，主要经营药品、染料等。在老家长沙县田心桥林子冲，祖父还有八石田，先生说，在湖南老家，一石田大约有七八亩，合起来有五六十亩，这些地包给了两个佃户，先生家每年能收到占总收成一半的租子，单此一项，一年就有万把斤稻谷的进项，养活全家是绰绰有余的。
“生活本是富庶的，却因连年战火而不安定起来，因此先生没上过几年小学，童年印象大多是火宫殿的小吃、杂耍和书摊。他在火宫殿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茶馆，那里能听到长本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只需在说书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扔几个铜板，便可以溜溜儿听一天。
“对先生童年影响最大的，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祖父，他被邻里称为张九爷，精明、仗义、豪气。记得一次过年前，有个贩猪商户想囤一批年猪，找到祖父借钱，祖父二话没说，从柜上一次就支出去150块大洋。
“祖父有三个儿子，先生为长门长孙，深得喜爱。小时候祖父带他去别人家吃年酒，因为孙辈酒精过敏，祖父会在酒桌上轻轻吩咐一句，请酒的人家怕小少爷不舒坦，一定是连酒都不端上桌的。”
我不记得跟先生如此聊天有过多少次了，但不知为何，只有这次想记录下点什么。以至于先生都问，你记它干什么？
或许，正是祖父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先生，他骨子里的那股豪气、侠义以及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成为祖庭门风的延续。
那一天，先生谈兴很高，还讲了他幼时的顽劣，常常以聪慧自负，学习也都名列前茅，直到考大学时才真正受了刺激。当年，北大历史系在华中区共招六名学生，先生只是幸运地考上了个第六名。这时，他才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此以后开始发奋读书。
先生的少年，像一枝春笋，“新绿苞初解，嫩气笋犹香”，他根正苗壮，遇到雨后灿烂的阳光，便开始勃发起来。
伸展
先生于师，可谓忠心耿耿，且极为尊崇，无论任何场合，从未听闻过他直呼师长之名，不像今天的一些人，对师长动辄称兄道弟、言朋说友，真真要把别人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
先生每去探望宿白老师，进门时必有应季礼物伴手，出门前必先倒退几步，颔首致礼后，方转身出门。对于苏秉琦师，先生更是他理论的追随者和践行者。苏公是中国考古学大家，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基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分析，创立了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说。
先生作为苏公的入室弟子，自然是苏公理论的参与者、响应者、传播者和继承者。他在入北大后不久，發现给新生上课的，许多都是系里从校外聘来的旧知识分子，名气很大，却也不自觉地传播了很多封建糟粕，这自然引起了当时北大新青年的不满。
为此，以先生为首的革命学生开始抗议，逼得当时的教务长张正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及老师苏秉琦、阎文儒、宿白与学生进行对话。会上，先生等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却遇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一个“软钉子”：“同学们，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些人轻易是不出山的。如果他们不来，这些课都是没法开的。”
或许，正是因为此时先生的热血、勇敢和思辨能力，才引起了苏公的高看。其实，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已展现了超人才华。1955年暑假，他以初生牛犊之力写下两篇文章，分别就裴文中的混合文化论和李济的繁琐考古学进行了批判。他还写信给马寅初校长，讨论胡适在北大办学过程中的唯心主义倾向。
学生时代的先生像一枝幼竹，“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他拼命地汲取大地的养分，昂扬向上、生机勃发，尽情地伸展着枝叶。在先生其后的考古实践中，苏公给予他的指导、帮助和启发，可以说无处不在。早期的元君庙自不待言，后来的滹沱河流域、晋中、环渤海等中国考古学史上每一个重镇，几乎都是苏公理论的“张忠培实践”。
苏公是一位考古战略家，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大手笔的思考与谋划。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汇报会上，苏公将考古学科比作佛教的丛林，讲了一通“佛、法、僧”的道理，我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也大致理解了，学科发展同样需要理论、制度和队伍。
正是先生其后在考古学科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获得的累累成果，才使我真正地明白了苏公的“佛、法、僧”。可以说，先生完整地继承了苏公的衣钵，如果说苏公是考古这个丛林里的一尊佛，那尊称先生为“护法”，决不为愧。
铁军
从进入大学的那天起，先生就结交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考古界尊称为“黄头儿”的黄景略。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试举一例：那时，先生从长春来北京出差，必住“黄头儿”家，只为做彻夜谈，有时因为孩子没人照顾，先生也会带孩子来京，交给“黄头儿”的夫人苏老师帮忙照看。 那时条件艰苦，“黄头儿”家也就富余一张单人床，夜深了，老哥俩儿就一颠一倒对头而睡，好在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先生最早认识“黄头儿”是1979年，在河北蔚县的实习工地上。当时，学生们因为一点儿蝇头小事闹情绪，不干活了，无计可施的先生就请来“黄头儿”救火。
别看“黄头儿”其貌不扬，衣饰不华，但所有人都明白，只要你还想干考古，这个人就可能管你一辈子。于是，在听了“黄头儿”一番福建普通话的训斥之后，大家偃旗息鼓，蔫头巴脑地各干各活去了。
“黄头儿”与先生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互相扶持，互为成就，他们共同策划导演了这部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轰轰烈烈的大剧。正所谓“耸节偶相并，雪霜终不迷。应将古人比，孤竹有夷齐”。
1984年，成都考古发掘汇报会后，我随“黄头儿”与先生自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同行的还有贾峨、叶学明、张学海、杨育彬、李季等，那时走三峡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的四等舱大通铺就成了这些人的会议室。
受苏公“佛、法、僧”理论的启发，两位亲传弟子“黄头儿”与先生领着大家，从讨论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始，深入研究加强考古发掘管理及考古队伍建设等问题，收获颇丰。
自此以后，一系列“黄头儿”主导、先生全力支持并共同策划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管理办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
这些规章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期间，“黄头儿”与先生还共同策划并举办了考古领队培训班，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并解决了考古人员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为继的问题。
为打造这支考古界的“铁军”，“黄头儿”和先生及俞伟超、严文明、郑笑梅、叶学明等培训班老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培训考核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不及格者一定要重新回炉再训，第一期班就有四分之一的学员未通过考核。
培训中最为精彩的大戏是结业答辩，考官中“黄头儿”和先生一定是“鹰派”，与之对垒的“鸽派”代表人物则是俞伟超和郑笑梅。一场剑拔弩张的争执下来，胜利者往往是“鹰派”，而俞、郑两位先生更是泪洒胸襟。
关于这一折大戏，亲历者李季的评价最为中肯：“其实先生平素带学生古道热肠，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但凡有关学术、有关事业、有关信念，一定刚直不阿。苏公曾用北伐时叶挺的铁军激励兖州考古领队培训班。铁的纪律，铁的作风，看来最厉害的就是铁石心肠，慈不治军。”
此时的先生，事业蒸蒸日上，学业丰收在望，正如宋人咏竹词云：“虚心异草木，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
贞坚
最后，再聊聊先生的夫人马淑芹老师。她也是大学毕业，而且当年还是一位文艺青年，擅钢琴，喜歌唱，可自从嫁给先生，昔日浪漫不复。
马老师在坚持自己事业的同时，相夫教子，不仅一手将三个儿女养大成人，而且还承担了全部家务，保证先生一心一意在外打拼。当年，我们班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说东北人每年入冬前，各家门口都要挖个菜窖，用来储存一冬天的蔬菜。有同学看到，马老师在自家门前挖坑不止，而身为“掘土专业”出身的先生却不动手、光动眼，专心蹲在菜窖边上做技术指导。
话是这么说，先生对马老师的感情还是令我们羡慕不已，特别是他从故宫博物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终于有时间能与妻子真正地朝夕相处。
记得前两年某日的一个午后，我去看望先生，因怕堵车迟到，就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一进小石桥，看到先生和马老师散步回来，先生可能是腰疼，拄着棍儿半蹲在地上，马老师站在身后，轻轻地给他捶着腰。
这样一幅画面，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感人，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对先生而言，马老师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支撑、精神支柱。据先生公子晓悟讲，先生临去世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老马万岁，老马万万岁！”先生有福，能够依偎在亲人怀中，心心念念着至亲至爱的人远行，这最后的时光一定是温暖并灿烂的。
先生来北京后，我常去府上拜访，但马老师从不参与，顶多是进屋添茶续水，说几句柴米油盐，真正对马老师有所认识，还是在料理先生后世之时。所托一生的人溘然离世，马老师心中的悲痛，非吾辈所能理解，但在整个治丧过程中，她表现出来同先生一样的境界，在各界吊唁者面前说的是感谢，对后辈学生的恸哭给予的是安慰，对子女而言，她所表现的还是一片天，一片先生之后依然坚强的天。
其实，先生最惦记、最关心、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先生执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无论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过去了多少年，一生里能够引以为傲、最为自豪的一定是“我曾经做过张忠培的学生”。
我不会忘记。先生最初上课时只带一盒香烟、三根火柴和写在火柴盒上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这样，他引领我们这群不知考古为何物的白丁走进了真正的学术殿堂。
我不会忘记。先生跟我们反复灌输的是田野、田野，还是田野。大学四年，我们不仅要学习到比历史系学生多一倍的课程，还要进行长达三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
我不會忘记。毕业时，先生为能给每个同学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在家中狭小的厨房里与大家逐一谈话，轮到我时已是午夜一点，而后面还有好几个人在等待。
我不会忘记。先生为我们的一点点进步而击节，兴奋到哪怕是半夜也要打个电话。他为我们的一点点停滞而生气，甚至脱口骂道“小混蛋”，恨铁不成钢之情跃然纸上。
我最不会忘记的是，先生用毕生心血传授给弟子们的是两件法宝：第一是实事求是，他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理性、客观地分析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不停地追寻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二是田野能力，所谓田野考古，绝不仅仅是课堂上的一个单元，而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及与社会的紧密相连。
按照先生的要求，他的学生们始终保持着和最基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增长的不仅仅是学识，同时提高的还有行政能力和动手能力，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这是我们受益终生且最为重要的生存能力。
是的，先生永远把他的学生放在心中最重要、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而他的学生，永远把先生看作一座山，一座可以相偎相靠的山。选一首咏竹之诗，或可勉强概括先生一生：“玉干亭亭含粉霜，雪欺雨打自矜强。严寒不灭凌云志，为有贞坚风骨香。”
（摘自7月23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七级学生，毕业后分配至国家文物局至今，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虽然许伟老师在电话那端一直强调，医生还在尽最大努力抢救，但从他的哽咽之中，分明透露出了一种不祥信息。
如今，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对这位著名考古学家，我总想写点什么，却又总是理不出一个很好头绪，那就还是从他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谈起吧。
勃发
那是2017年晚春的一个午后，我抽空去看先生，回来后，我这样记录下来——
“2017年4月19日下午，赴小石桥故宫宿舍拜见忠培先生。适逢谷雨前，楼前的花草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将新绿的纱轻轻地蒙在春的地上。西斜的阳抖落着余晖，懒散地洒在先生的银发上，立刻衬得先生的脸生动、勃发起来。在这样一个恬静、安适的午后，掬一杯淡淡的明前茶，听一位84岁老人慢慢地讲述着他走过的一生。
“1934年8月5日，先生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殷实的富商家庭。先生七八岁时，祖父在长沙坡子街有四间店铺，主要经营药品、染料等。在老家长沙县田心桥林子冲，祖父还有八石田，先生说，在湖南老家，一石田大约有七八亩，合起来有五六十亩，这些地包给了两个佃户，先生家每年能收到占总收成一半的租子，单此一项，一年就有万把斤稻谷的进项，养活全家是绰绰有余的。
“生活本是富庶的，却因连年战火而不安定起来，因此先生没上过几年小学，童年印象大多是火宫殿的小吃、杂耍和书摊。他在火宫殿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茶馆，那里能听到长本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只需在说书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扔几个铜板，便可以溜溜儿听一天。
“对先生童年影响最大的，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祖父，他被邻里称为张九爷，精明、仗义、豪气。记得一次过年前，有个贩猪商户想囤一批年猪，找到祖父借钱，祖父二话没说，从柜上一次就支出去150块大洋。
“祖父有三个儿子，先生为长门长孙，深得喜爱。小时候祖父带他去别人家吃年酒，因为孙辈酒精过敏，祖父会在酒桌上轻轻吩咐一句，请酒的人家怕小少爷不舒坦，一定是连酒都不端上桌的。”
我不记得跟先生如此聊天有过多少次了，但不知为何，只有这次想记录下点什么。以至于先生都问，你记它干什么？
或许，正是祖父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先生，他骨子里的那股豪气、侠义以及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成为祖庭门风的延续。
那一天，先生谈兴很高，还讲了他幼时的顽劣，常常以聪慧自负，学习也都名列前茅，直到考大学时才真正受了刺激。当年，北大历史系在华中区共招六名学生，先生只是幸运地考上了个第六名。这时，他才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此以后开始发奋读书。
先生的少年，像一枝春笋，“新绿苞初解，嫩气笋犹香”，他根正苗壮，遇到雨后灿烂的阳光，便开始勃发起来。
伸展
先生于师，可谓忠心耿耿，且极为尊崇，无论任何场合，从未听闻过他直呼师长之名，不像今天的一些人，对师长动辄称兄道弟、言朋说友，真真要把别人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
先生每去探望宿白老师，进门时必有应季礼物伴手，出门前必先倒退几步，颔首致礼后，方转身出门。对于苏秉琦师，先生更是他理论的追随者和践行者。苏公是中国考古学大家，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基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分析，创立了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说。
先生作为苏公的入室弟子，自然是苏公理论的参与者、响应者、传播者和继承者。他在入北大后不久，發现给新生上课的，许多都是系里从校外聘来的旧知识分子，名气很大，却也不自觉地传播了很多封建糟粕，这自然引起了当时北大新青年的不满。
为此，以先生为首的革命学生开始抗议，逼得当时的教务长张正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及老师苏秉琦、阎文儒、宿白与学生进行对话。会上，先生等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却遇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一个“软钉子”：“同学们，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些人轻易是不出山的。如果他们不来，这些课都是没法开的。”
或许，正是因为此时先生的热血、勇敢和思辨能力，才引起了苏公的高看。其实，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已展现了超人才华。1955年暑假，他以初生牛犊之力写下两篇文章，分别就裴文中的混合文化论和李济的繁琐考古学进行了批判。他还写信给马寅初校长，讨论胡适在北大办学过程中的唯心主义倾向。
学生时代的先生像一枝幼竹，“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他拼命地汲取大地的养分，昂扬向上、生机勃发，尽情地伸展着枝叶。在先生其后的考古实践中，苏公给予他的指导、帮助和启发，可以说无处不在。早期的元君庙自不待言，后来的滹沱河流域、晋中、环渤海等中国考古学史上每一个重镇，几乎都是苏公理论的“张忠培实践”。
苏公是一位考古战略家，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大手笔的思考与谋划。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汇报会上，苏公将考古学科比作佛教的丛林，讲了一通“佛、法、僧”的道理，我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也大致理解了，学科发展同样需要理论、制度和队伍。
正是先生其后在考古学科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获得的累累成果，才使我真正地明白了苏公的“佛、法、僧”。可以说，先生完整地继承了苏公的衣钵，如果说苏公是考古这个丛林里的一尊佛，那尊称先生为“护法”，决不为愧。
铁军
从进入大学的那天起，先生就结交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考古界尊称为“黄头儿”的黄景略。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试举一例：那时，先生从长春来北京出差，必住“黄头儿”家，只为做彻夜谈，有时因为孩子没人照顾，先生也会带孩子来京，交给“黄头儿”的夫人苏老师帮忙照看。 那时条件艰苦，“黄头儿”家也就富余一张单人床，夜深了，老哥俩儿就一颠一倒对头而睡，好在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先生最早认识“黄头儿”是1979年，在河北蔚县的实习工地上。当时，学生们因为一点儿蝇头小事闹情绪，不干活了，无计可施的先生就请来“黄头儿”救火。
别看“黄头儿”其貌不扬，衣饰不华，但所有人都明白，只要你还想干考古，这个人就可能管你一辈子。于是，在听了“黄头儿”一番福建普通话的训斥之后，大家偃旗息鼓，蔫头巴脑地各干各活去了。
“黄头儿”与先生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互相扶持，互为成就，他们共同策划导演了这部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轰轰烈烈的大剧。正所谓“耸节偶相并，雪霜终不迷。应将古人比，孤竹有夷齐”。
1984年，成都考古发掘汇报会后，我随“黄头儿”与先生自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同行的还有贾峨、叶学明、张学海、杨育彬、李季等，那时走三峡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的四等舱大通铺就成了这些人的会议室。
受苏公“佛、法、僧”理论的启发，两位亲传弟子“黄头儿”与先生领着大家，从讨论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始，深入研究加强考古发掘管理及考古队伍建设等问题，收获颇丰。
自此以后，一系列“黄头儿”主导、先生全力支持并共同策划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管理办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
这些规章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期间，“黄头儿”与先生还共同策划并举办了考古领队培训班，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并解决了考古人员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为继的问题。
为打造这支考古界的“铁军”，“黄头儿”和先生及俞伟超、严文明、郑笑梅、叶学明等培训班老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培训考核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不及格者一定要重新回炉再训，第一期班就有四分之一的学员未通过考核。
培训中最为精彩的大戏是结业答辩，考官中“黄头儿”和先生一定是“鹰派”，与之对垒的“鸽派”代表人物则是俞伟超和郑笑梅。一场剑拔弩张的争执下来，胜利者往往是“鹰派”，而俞、郑两位先生更是泪洒胸襟。
关于这一折大戏，亲历者李季的评价最为中肯：“其实先生平素带学生古道热肠，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但凡有关学术、有关事业、有关信念，一定刚直不阿。苏公曾用北伐时叶挺的铁军激励兖州考古领队培训班。铁的纪律，铁的作风，看来最厉害的就是铁石心肠，慈不治军。”
此时的先生，事业蒸蒸日上，学业丰收在望，正如宋人咏竹词云：“虚心异草木，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
贞坚
最后，再聊聊先生的夫人马淑芹老师。她也是大学毕业，而且当年还是一位文艺青年，擅钢琴，喜歌唱，可自从嫁给先生，昔日浪漫不复。
马老师在坚持自己事业的同时，相夫教子，不仅一手将三个儿女养大成人，而且还承担了全部家务，保证先生一心一意在外打拼。当年，我们班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说东北人每年入冬前，各家门口都要挖个菜窖，用来储存一冬天的蔬菜。有同学看到，马老师在自家门前挖坑不止，而身为“掘土专业”出身的先生却不动手、光动眼，专心蹲在菜窖边上做技术指导。
话是这么说，先生对马老师的感情还是令我们羡慕不已，特别是他从故宫博物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终于有时间能与妻子真正地朝夕相处。
记得前两年某日的一个午后，我去看望先生，因怕堵车迟到，就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一进小石桥，看到先生和马老师散步回来，先生可能是腰疼，拄着棍儿半蹲在地上，马老师站在身后，轻轻地给他捶着腰。
这样一幅画面，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感人，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对先生而言，马老师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支撑、精神支柱。据先生公子晓悟讲，先生临去世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老马万岁，老马万万岁！”先生有福，能够依偎在亲人怀中，心心念念着至亲至爱的人远行，这最后的时光一定是温暖并灿烂的。
先生来北京后，我常去府上拜访，但马老师从不参与，顶多是进屋添茶续水，说几句柴米油盐，真正对马老师有所认识，还是在料理先生后世之时。所托一生的人溘然离世，马老师心中的悲痛，非吾辈所能理解，但在整个治丧过程中，她表现出来同先生一样的境界，在各界吊唁者面前说的是感谢，对后辈学生的恸哭给予的是安慰，对子女而言，她所表现的还是一片天，一片先生之后依然坚强的天。
其实，先生最惦记、最关心、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先生执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无论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过去了多少年，一生里能够引以为傲、最为自豪的一定是“我曾经做过张忠培的学生”。
我不会忘记。先生最初上课时只带一盒香烟、三根火柴和写在火柴盒上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这样，他引领我们这群不知考古为何物的白丁走进了真正的学术殿堂。
我不会忘记。先生跟我们反复灌输的是田野、田野，还是田野。大学四年，我们不仅要学习到比历史系学生多一倍的课程，还要进行长达三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
我不會忘记。毕业时，先生为能给每个同学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在家中狭小的厨房里与大家逐一谈话，轮到我时已是午夜一点，而后面还有好几个人在等待。
我不会忘记。先生为我们的一点点进步而击节，兴奋到哪怕是半夜也要打个电话。他为我们的一点点停滞而生气，甚至脱口骂道“小混蛋”，恨铁不成钢之情跃然纸上。
我最不会忘记的是，先生用毕生心血传授给弟子们的是两件法宝：第一是实事求是，他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理性、客观地分析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不停地追寻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二是田野能力，所谓田野考古，绝不仅仅是课堂上的一个单元，而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及与社会的紧密相连。
按照先生的要求，他的学生们始终保持着和最基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增长的不仅仅是学识，同时提高的还有行政能力和动手能力，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这是我们受益终生且最为重要的生存能力。
是的，先生永远把他的学生放在心中最重要、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而他的学生，永远把先生看作一座山，一座可以相偎相靠的山。选一首咏竹之诗，或可勉强概括先生一生：“玉干亭亭含粉霜，雪欺雨打自矜强。严寒不灭凌云志，为有贞坚风骨香。”
（摘自7月23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七级学生，毕业后分配至国家文物局至今，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