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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中共北京市 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 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 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 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 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 社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 革命行动》这一更加鲜明的标题，对《北京 日报》的消息向全国作了报道。16日，对于 这条重磅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各大报纸都以同样的标题予以刊发，消息 传开，全国人民十分振奋。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77年1 月6日清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东北角东长 安街北侧的墙上，就贴出了一张题为《被 “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的大字报，署名“革命后来人”。据查，这 是北京街头第一次贴出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 件平反的大字报。当天，这一敏感的政治动向，立即刊发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1935期 《内部参考》上，向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作 了反映。
当时，我是《北京日报》内参部记者， 现将采集、编辑这篇稿件的过程和一些想法 回忆记述下来，也算是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 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二
1977年1月6日一大早，我照例到离报社 不远的东单体育场晨练。在回来的路上，忽 然发现东长安街北侧、老东单菜市场前面的 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我过马路走近后听 几个围观的人小声议论，说是要求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赶 忙跑回报社，连运动衣也没顾上换，抓起笔 和本，赶紧跑去抄大字报。这时，看大字报 的人越来越多，我被挤来挤去，本来就冻僵 的手抄写起来就越发困难。我索性离开拥挤 的人群，趴在墙头上边，低着头，从上往 下，看一句，抄一句。这样倒着看，抄写很不方便，往底下也看不清楚了。正当我着急 想办法时，一眼看见同事张庆荣也在人群里 看大字报。这下可好了，我请他帮忙，他念 一句，我抄一句。我们两人合作，顺利地将 这张大字报抄完。
抄大字报时，我心里想得并不多，主 要是着急快一点儿把它抄完。等回到报社 翻开本子把大字报的内容重新看一遍时， 心里反倒嘀咕起来。那几天，中央领导人 的讲话、“两报一刊”上的文章，都有 “两个凡是”的精神。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 定的反革命事件，大字报的意思明摆着是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到底对不对？ 可又一想，群众贴出大字报，公开要求为 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 的政治动向。我作为一名内参记者，见到 这种新的敏感的政治动向，绝对不能放过。 这样，我匆忙吃了几口早点，没等到上班， 就把抄在本子上的大字报的全文整理在稿 纸上，等领导来了汇报。
刚一上班，我就赶忙给部主任王丰玉 讲大字报的事。还没讲完，他就明确表态 说，抓得好，应当马上把这一重要的政治 动向向上反映。后来，经与报社领导商量， 决定将这张大字报全文并加按语刊发在《北京日报》办的 《内部参考》上，送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参 考。
三
尽管大字报的政治性很强，但毕竟是别 人写的，署名又是“革命后来人”这样一个 笔名，怎么着也好说一些。可加按语对于一个编辑记者来说分量就重多了，不管是什么 内容的按语，都代表着作者的政治思想倾 向，这是个担风险的事。
按语写不写，写什么内容？我反复思 量。这时，1976年1月8日到4月4日天安门广 场上的情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一幕 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广大群众到天安门 广场送花圈，明明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怎 么能定成反革命事件呢？群众用这种形式还 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不满，主要是对着 “四人帮”的，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从我内 心讲，完全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作为党报的内参记者，宁可冒点风险也应当把群众的 呼声反映上去。决心一下，一个有鲜明政治 倾向，“表示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的按语 很快就写出来了。
1月6日当天，这期内参很快发出去了， 可我的内心总是有点忐忑不安，直到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踏实下来。这期内 参一发出，就引起强烈反响，听说有位老将 军拿着这期内参，去找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 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 出来工作。后来，历史博物馆还把这期内参 作为历史资料展出过。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中共北京市 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 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 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 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 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 社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 革命行动》这一更加鲜明的标题，对《北京 日报》的消息向全国作了报道。16日，对于 这条重磅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各大报纸都以同样的标题予以刊发，消息 传开，全国人民十分振奋。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77年1 月6日清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东北角东长 安街北侧的墙上，就贴出了一张题为《被 “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的大字报，署名“革命后来人”。据查，这 是北京街头第一次贴出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 件平反的大字报。当天，这一敏感的政治动向，立即刊发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1935期 《内部参考》上，向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作 了反映。
当时，我是《北京日报》内参部记者， 现将采集、编辑这篇稿件的过程和一些想法 回忆记述下来，也算是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 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二
1977年1月6日一大早，我照例到离报社 不远的东单体育场晨练。在回来的路上，忽 然发现东长安街北侧、老东单菜市场前面的 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我过马路走近后听 几个围观的人小声议论，说是要求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赶 忙跑回报社，连运动衣也没顾上换，抓起笔 和本，赶紧跑去抄大字报。这时，看大字报 的人越来越多，我被挤来挤去，本来就冻僵 的手抄写起来就越发困难。我索性离开拥挤 的人群，趴在墙头上边，低着头，从上往 下，看一句，抄一句。这样倒着看，抄写很不方便，往底下也看不清楚了。正当我着急 想办法时，一眼看见同事张庆荣也在人群里 看大字报。这下可好了，我请他帮忙，他念 一句，我抄一句。我们两人合作，顺利地将 这张大字报抄完。
抄大字报时，我心里想得并不多，主 要是着急快一点儿把它抄完。等回到报社 翻开本子把大字报的内容重新看一遍时， 心里反倒嘀咕起来。那几天，中央领导人 的讲话、“两报一刊”上的文章，都有 “两个凡是”的精神。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 定的反革命事件，大字报的意思明摆着是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到底对不对？ 可又一想，群众贴出大字报，公开要求为 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 的政治动向。我作为一名内参记者，见到 这种新的敏感的政治动向，绝对不能放过。 这样，我匆忙吃了几口早点，没等到上班， 就把抄在本子上的大字报的全文整理在稿 纸上，等领导来了汇报。
刚一上班，我就赶忙给部主任王丰玉 讲大字报的事。还没讲完，他就明确表态 说，抓得好，应当马上把这一重要的政治 动向向上反映。后来，经与报社领导商量， 决定将这张大字报全文并加按语刊发在《北京日报》办的 《内部参考》上，送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参 考。
三
尽管大字报的政治性很强，但毕竟是别 人写的，署名又是“革命后来人”这样一个 笔名，怎么着也好说一些。可加按语对于一个编辑记者来说分量就重多了，不管是什么 内容的按语，都代表着作者的政治思想倾 向，这是个担风险的事。
按语写不写，写什么内容？我反复思 量。这时，1976年1月8日到4月4日天安门广 场上的情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一幕 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广大群众到天安门 广场送花圈，明明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怎 么能定成反革命事件呢？群众用这种形式还 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不满，主要是对着 “四人帮”的，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从我内 心讲，完全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作为党报的内参记者，宁可冒点风险也应当把群众的 呼声反映上去。决心一下，一个有鲜明政治 倾向，“表示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的按语 很快就写出来了。
1月6日当天，这期内参很快发出去了， 可我的内心总是有点忐忑不安，直到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踏实下来。这期内 参一发出，就引起强烈反响，听说有位老将 军拿着这期内参，去找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 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 出来工作。后来，历史博物馆还把这期内参 作为历史资料展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