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余华，浙江海盐人，曾当过五年牙医，后弃医从文，从1984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上、下），被誉为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意、荷、俄、韩、日、挪威等多种文字出版，并获多项海外奖。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的作品大多描写生活的真实和艰辛，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了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的文本世界。
小说《兄弟》（上）是余华蛰伏十年的转型之作。小说以李光头即将出生时的家庭剧变为起点，讲述了在生存困境中李光头母亲与宋钢父亲的相爱相离，其中李光头与宋钢这两个本来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也在两家合二为一又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相扶相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小说将“文革”作为中心，控制着这两兄弟及其家庭的命运，展现了在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的时代，两个异姓兄弟在无可奈何、无所畏惧、无法挽救的人性考验中互相依靠、慢慢成长的过程。使人在哭笑中感叹生存危机中人的精神挣扎与心灵成长。
《辞海》中的“修辞”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修辞”(Chinese rhetoric)词条中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1]修辞策略是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说写者为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努力适应听读者而选择和运用修辞手段的一种谋略设计。在《兄弟》（上）中，作者正是通过话语的重复与循环、荒诞事件的喜剧化表述和震撼的细节叙述等手段完成了文本的修辞策略。
一、话语的重复与循环
法国的著名叙事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曾经说：“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构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同类别其它次出现的共同点，一系列相类似的事件可以被称为‘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复现。”[2]国内学者陈晓明在其研究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则说：“在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运作中，‘重复’被注入‘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思维意向。由于‘重复’，存在与不存在的界限被拆除了，每一次的重复都成为对历史确实性的根本怀疑，重复成为历史在自我意识之中的自我解构。”[3]重复作为叙事策略，在先锋派小说家企图从语言形式突破以往小说样式的浪潮中曾被普遍采用，余华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而独特的成绩，《兄弟》（上）即是典型的一例。
小说里多次重复出现了诸如“屁股”“屌”“粪坑”“搞”“摩擦”这样的词语。如：
（1）后来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被生擒活捉，用现在的时髦说法是闹出了绯闻，李光头在厕所里的绯闻曝光以后，他在我们刘镇臭名昭著以后，才知道自己和父亲真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两个臭瓜。他的那个生父亲爹就是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时，不慎掉进粪池里淹死了。
（2）李光头在木头电线杆上发扬光大了自己的摩擦，当他把自己擦的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开始往上爬了，爬到上面后，再贴着电线杆滑下来，站到地上后他感慨万千，他对宋钢说：“简直太舒服啦！”
有一次他刚刚爬到电线杆的下面，看到那三个中学生走过来，他匆匆忙忙地滑了下来，这次他没对宋钢说舒服，他急忙叫住那三个中学生，对他们说：
“你们不懂，我小屌擦的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上来啦。”
这些关键词在小说里构成了三种叙事，一是李光头父子(特别是李光头—— 这时约有14岁的少年)在公共厕所里的偷窥，并由此而引发出“屁股”“阴毛”等词语频繁大量地出现，成为小说叙事结构上前后呼应、衔接的关键词；二是李光头在偷窥母亲李兰与继父宋凡平做爱之后，开始在长凳上摩擦、继而在大街电线杆子上摩擦。这时的李光头“快八岁”了。由此而来的“小屌”“硬邦邦”“发育了”“有性欲了”“阳痿”等词语，把一个无知无辜的孩子在发育成长期的不恰当的、非正常的、错误的发育状态表现出来。还有，在这个被称为“刘镇”的小城市里，刘作家、赵诗人、张裁缝、老关剪刀和小关剪刀、余拔牙、童铁匠、王冰棍、三个中学生孙伟、赵胜利、刘成功（后两人长大后成为赵诗人、刘作家）等，看起来都是刘镇里的体面阶层的体面人物，但他们对李光头的“偷窥”与“摩擦”，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兴趣和乐趣，常常以引诱、误导、恐吓、打骂等手段，完成他们的集体偷窥。
余华对重复手法的运用非常娴熟，词语的重复、语段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或使意义不断增值，或使“存在”消解，或是喻示了人生的某种永恒形式。而叙事序列呈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封闭结构，又使意义沦入了某种不确定性的解释的循环。在由这些关键词所构成的言语流、形成的语境中，让读者感觉到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是非善恶颠倒的年代里充斥着的人性的无聊、无耻，甚至是泯灭，这也为后来宋凡平的死、孙伟一家的悲惨结局作了铺垫。
二、荒诞事件的喜剧化表述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它与现实主义情节的理性逻辑不同。这样的歪曲逻辑，能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现象。[4]《兄弟》（上）之所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喜剧化格调，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一些带有荒诞意味的庸俗不堪的事件。如：
（3）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李光头心想真是因祸得福，应该是一辈子三鲜面的份额，他半年时间就全吃下去了。那时候李光头还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亿万富翁，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将世上的山珍海味吃遍吃腻。那时候的李光头还是个穷小子，有一碗三鲜面吃，他就美滋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像是到天堂里去逛了一次，他半年里美滋滋了五十六次，也就是去了天堂五十六次。
这些李光头磨擦电线杆和用偷窥后的屁股换面条等荒诞的故事情节是带着小说飞升起来的重要部分，它有些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强调的“可能性的存在”，它抓住了现实中某些具体的事件，将它进行必要的扩张，使它在“可能性”上挣脱客观现实的羁绊，从而揭示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成分，强化叙事的表现力。不仅凸现了那种专制化制度下人性被极度压抑的现实景象，而且也揭示了这种人性自我平衡的突围手段。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撕开了极权意志下人性被褫夺的惨痛状态。因为它的真实寓意不在于李光头本人的所作所为，而在于刘镇的看客和听众的畸型心态。
三、震撼的细节叙述
（一）精确数字的使用
小说大量地使用了精确的数字量化词，譬如李光头用林红的屁股换取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李光头和宋钢偷偷分享了父母藏在枕头里的三十七颗大白兔奶糖；共有十一个戴红袖章的人打死了宋凡平……，再如：
（4）两个孩子风卷残云般的将剩下的三十七颗奶糖吃的只有四颗了。
（5）宋钢吼叫了一阵后，挥手给了李光头一拳，李光头也给了他一拳，接下去两个孩子像是打扑克出牌似的，轮流给对方一拳，总共揍出了三十六拳。
（6）到了晚霞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数了数，才知道他们已经捕到了六十七只小虾了。
（7）这六个加上五个，总共十一个红袖章继续轮流折磨着宋凡平，宋凡平已经一动不动了，他们还在用脚将他的身体蹬来踢去。
（8）这十一个红袖章才收住了他们的脚，擦着汗水凯旋而去。十一个红袖章都把自己的脚踢伤了，走去时十一个全是一拐一瘸了。
这些精确化数量词的叙述，给人以假乱真的幻觉，仿佛作者所叙述的就是真人真事，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给人以现场感，同时也起到了简洁准确、增加信息的修辞效果。
（二）细节高潮的渲染
在余华的小说中，经常会看到故事情节的弱化转而由细节代替，并突出表现为所谓“细节高潮”。对细节的强烈关注是余华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 “细节”，根据《文学百科大辞典》的定义，意指“文学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最小组成单位，即对人物的性格、语言、行动、肖像、周围环境等的具体细致地描写，或者说是艺术形象的细胞”。[5]余华在《小说的世界》一文里曾说过：“一部作品里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读到了什么”“比如我读到一个法国的女作家尤瑟纳尔，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因为这个女作家非常的有力量”“但是我喜欢的是尤瑟纳尔的那种力量，就是一把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小作家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她告诉你，什么是有力量的描写”。[6]从这里，余华所谓“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有力量的描写”，正是他所追求的震撼的细节叙述。“余华极为重视细节描写，生动、丰富、准确的细节描写和语言的简言、精致、流畅成为了余华的重要才能。细节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品质，细节的能力往往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才能。”[7]
正如下文：
（9）李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李光头和宋钢哭喊着，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爸爸死了。李兰的身体站立在那里像是被遗忘了，在这中午阳光灿烂的时刻，李兰的眼睛里一片黑暗，她仿佛突然瞎了聋了，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李兰虽生犹死站立了十多分钟，眼睛逐渐明亮起来，两个孩子的哭喊也逐渐清晰起来，她重新看清楚了我们刘镇的汽车站，看清楚了行走的男人和女人，看清楚了李光头和宋钢，她的两个孩子满脸的眼泪和鼻涕，拉扯着她的衣服，对着她哭叫：
“爸爸死了。”
李兰轻轻地点了点头，轻声说：“我知道了。”
在《兄弟》（上）中，无论是宋凡平的死亡，李兰为丈夫送葬，还是李光头陪母亲祭父，李光头和宋钢为母亲送葬等等，作者在文本的叙述时，始终坚持不弯不绕，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确，读后像刀片划过一般，让人颤栗不已。尤其是李兰从上海回来，当她下车后得知丈夫被打死在车站广场时，面对广场上那摊隐约尚在的血迹，李兰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表情和行为，看似没有涉及任何心理上的直接描写，但是，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所折射出来的内心之痛，都远比心理描写要有力量得多，叙述的力量在丰富有力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4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165.
[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胡敬署 陈有进 王富仁 程郁级主编.文学百科大辞典[M].华龄出版社，1991.
[6]余华.小说的世界[J].天涯，2002,(1).
[7]旷新年.论余华的小说[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敖丽芳，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意、荷、俄、韩、日、挪威等多种文字出版，并获多项海外奖。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的作品大多描写生活的真实和艰辛，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了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的文本世界。
小说《兄弟》（上）是余华蛰伏十年的转型之作。小说以李光头即将出生时的家庭剧变为起点，讲述了在生存困境中李光头母亲与宋钢父亲的相爱相离，其中李光头与宋钢这两个本来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也在两家合二为一又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相扶相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小说将“文革”作为中心，控制着这两兄弟及其家庭的命运，展现了在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的时代，两个异姓兄弟在无可奈何、无所畏惧、无法挽救的人性考验中互相依靠、慢慢成长的过程。使人在哭笑中感叹生存危机中人的精神挣扎与心灵成长。
《辞海》中的“修辞”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修辞”(Chinese rhetoric)词条中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1]修辞策略是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说写者为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努力适应听读者而选择和运用修辞手段的一种谋略设计。在《兄弟》（上）中，作者正是通过话语的重复与循环、荒诞事件的喜剧化表述和震撼的细节叙述等手段完成了文本的修辞策略。
一、话语的重复与循环
法国的著名叙事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曾经说：“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构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同类别其它次出现的共同点，一系列相类似的事件可以被称为‘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复现。”[2]国内学者陈晓明在其研究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则说：“在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运作中，‘重复’被注入‘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思维意向。由于‘重复’，存在与不存在的界限被拆除了，每一次的重复都成为对历史确实性的根本怀疑，重复成为历史在自我意识之中的自我解构。”[3]重复作为叙事策略，在先锋派小说家企图从语言形式突破以往小说样式的浪潮中曾被普遍采用，余华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而独特的成绩，《兄弟》（上）即是典型的一例。
小说里多次重复出现了诸如“屁股”“屌”“粪坑”“搞”“摩擦”这样的词语。如：
（1）后来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被生擒活捉，用现在的时髦说法是闹出了绯闻，李光头在厕所里的绯闻曝光以后，他在我们刘镇臭名昭著以后，才知道自己和父亲真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两个臭瓜。他的那个生父亲爹就是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时，不慎掉进粪池里淹死了。
（2）李光头在木头电线杆上发扬光大了自己的摩擦，当他把自己擦的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开始往上爬了，爬到上面后，再贴着电线杆滑下来，站到地上后他感慨万千，他对宋钢说：“简直太舒服啦！”
有一次他刚刚爬到电线杆的下面，看到那三个中学生走过来，他匆匆忙忙地滑了下来，这次他没对宋钢说舒服，他急忙叫住那三个中学生，对他们说：
“你们不懂，我小屌擦的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上来啦。”
这些关键词在小说里构成了三种叙事，一是李光头父子(特别是李光头—— 这时约有14岁的少年)在公共厕所里的偷窥，并由此而引发出“屁股”“阴毛”等词语频繁大量地出现，成为小说叙事结构上前后呼应、衔接的关键词；二是李光头在偷窥母亲李兰与继父宋凡平做爱之后，开始在长凳上摩擦、继而在大街电线杆子上摩擦。这时的李光头“快八岁”了。由此而来的“小屌”“硬邦邦”“发育了”“有性欲了”“阳痿”等词语，把一个无知无辜的孩子在发育成长期的不恰当的、非正常的、错误的发育状态表现出来。还有，在这个被称为“刘镇”的小城市里，刘作家、赵诗人、张裁缝、老关剪刀和小关剪刀、余拔牙、童铁匠、王冰棍、三个中学生孙伟、赵胜利、刘成功（后两人长大后成为赵诗人、刘作家）等，看起来都是刘镇里的体面阶层的体面人物，但他们对李光头的“偷窥”与“摩擦”，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兴趣和乐趣，常常以引诱、误导、恐吓、打骂等手段，完成他们的集体偷窥。
余华对重复手法的运用非常娴熟，词语的重复、语段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或使意义不断增值，或使“存在”消解，或是喻示了人生的某种永恒形式。而叙事序列呈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封闭结构，又使意义沦入了某种不确定性的解释的循环。在由这些关键词所构成的言语流、形成的语境中，让读者感觉到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是非善恶颠倒的年代里充斥着的人性的无聊、无耻，甚至是泯灭，这也为后来宋凡平的死、孙伟一家的悲惨结局作了铺垫。
二、荒诞事件的喜剧化表述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它与现实主义情节的理性逻辑不同。这样的歪曲逻辑，能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现象。[4]《兄弟》（上）之所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喜剧化格调，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一些带有荒诞意味的庸俗不堪的事件。如：
（3）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李光头心想真是因祸得福，应该是一辈子三鲜面的份额，他半年时间就全吃下去了。那时候李光头还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亿万富翁，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将世上的山珍海味吃遍吃腻。那时候的李光头还是个穷小子，有一碗三鲜面吃，他就美滋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像是到天堂里去逛了一次，他半年里美滋滋了五十六次，也就是去了天堂五十六次。
这些李光头磨擦电线杆和用偷窥后的屁股换面条等荒诞的故事情节是带着小说飞升起来的重要部分，它有些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强调的“可能性的存在”，它抓住了现实中某些具体的事件，将它进行必要的扩张，使它在“可能性”上挣脱客观现实的羁绊，从而揭示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成分，强化叙事的表现力。不仅凸现了那种专制化制度下人性被极度压抑的现实景象，而且也揭示了这种人性自我平衡的突围手段。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撕开了极权意志下人性被褫夺的惨痛状态。因为它的真实寓意不在于李光头本人的所作所为，而在于刘镇的看客和听众的畸型心态。
三、震撼的细节叙述
（一）精确数字的使用
小说大量地使用了精确的数字量化词，譬如李光头用林红的屁股换取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李光头和宋钢偷偷分享了父母藏在枕头里的三十七颗大白兔奶糖；共有十一个戴红袖章的人打死了宋凡平……，再如：
（4）两个孩子风卷残云般的将剩下的三十七颗奶糖吃的只有四颗了。
（5）宋钢吼叫了一阵后，挥手给了李光头一拳，李光头也给了他一拳，接下去两个孩子像是打扑克出牌似的，轮流给对方一拳，总共揍出了三十六拳。
（6）到了晚霞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数了数，才知道他们已经捕到了六十七只小虾了。
（7）这六个加上五个，总共十一个红袖章继续轮流折磨着宋凡平，宋凡平已经一动不动了，他们还在用脚将他的身体蹬来踢去。
（8）这十一个红袖章才收住了他们的脚，擦着汗水凯旋而去。十一个红袖章都把自己的脚踢伤了，走去时十一个全是一拐一瘸了。
这些精确化数量词的叙述，给人以假乱真的幻觉，仿佛作者所叙述的就是真人真事，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给人以现场感，同时也起到了简洁准确、增加信息的修辞效果。
（二）细节高潮的渲染
在余华的小说中，经常会看到故事情节的弱化转而由细节代替，并突出表现为所谓“细节高潮”。对细节的强烈关注是余华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 “细节”，根据《文学百科大辞典》的定义，意指“文学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最小组成单位，即对人物的性格、语言、行动、肖像、周围环境等的具体细致地描写，或者说是艺术形象的细胞”。[5]余华在《小说的世界》一文里曾说过：“一部作品里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读到了什么”“比如我读到一个法国的女作家尤瑟纳尔，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因为这个女作家非常的有力量”“但是我喜欢的是尤瑟纳尔的那种力量，就是一把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小作家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她告诉你，什么是有力量的描写”。[6]从这里，余华所谓“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有力量的描写”，正是他所追求的震撼的细节叙述。“余华极为重视细节描写，生动、丰富、准确的细节描写和语言的简言、精致、流畅成为了余华的重要才能。细节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品质，细节的能力往往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才能。”[7]
正如下文：
（9）李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李光头和宋钢哭喊着，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爸爸死了。李兰的身体站立在那里像是被遗忘了，在这中午阳光灿烂的时刻，李兰的眼睛里一片黑暗，她仿佛突然瞎了聋了，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李兰虽生犹死站立了十多分钟，眼睛逐渐明亮起来，两个孩子的哭喊也逐渐清晰起来，她重新看清楚了我们刘镇的汽车站，看清楚了行走的男人和女人，看清楚了李光头和宋钢，她的两个孩子满脸的眼泪和鼻涕，拉扯着她的衣服，对着她哭叫：
“爸爸死了。”
李兰轻轻地点了点头，轻声说：“我知道了。”
在《兄弟》（上）中，无论是宋凡平的死亡，李兰为丈夫送葬，还是李光头陪母亲祭父，李光头和宋钢为母亲送葬等等，作者在文本的叙述时，始终坚持不弯不绕，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确，读后像刀片划过一般，让人颤栗不已。尤其是李兰从上海回来，当她下车后得知丈夫被打死在车站广场时，面对广场上那摊隐约尚在的血迹，李兰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表情和行为，看似没有涉及任何心理上的直接描写，但是，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所折射出来的内心之痛，都远比心理描写要有力量得多，叙述的力量在丰富有力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4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165.
[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胡敬署 陈有进 王富仁 程郁级主编.文学百科大辞典[M].华龄出版社，1991.
[6]余华.小说的世界[J].天涯，2002,(1).
[7]旷新年.论余华的小说[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敖丽芳，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